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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种平息叛乱的景象会使那些厌恶本书这几章的人感到心情舒畅的。他们想：这回我们保险了！谁也不必再躲进“储藏室”去，对讨伐者的报应是永远不会到来的！
六月二十六日一整天强迫囚犯们拆除壁垒，堵住大墙豁口。
六月二十七日便带囚犯主劳动了。这时那等待已久的一列列货车才终于有人卸车了！
镇压肯吉尔的坦克又开到矿山去，在那里的囚犯们面前绕了一阵子，以表示：你们也应该得出应有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秋季对暴动的领导者们进行了审判。当然，是秘密审判，我们对此很少了解……据说，库兹涅佐夫在法庭上态度坦然，他极力证明在当时情况下他的所作所为无可指责，不可能想出比他更好的办法了。我们不知道对他怎么判决的。斯鲁钦科夫、米哈伊尔·凯列尔、克诺普库斯三人想必是处决了，我的意思是说，一般地说一定是会枪决的，不过，也许一九五五年这个年头本身帮助减缓了他们的判决？
在肯吉尔营又组织起了诚实认真的劳动生活。免不了要把不久前的暴乱者组织成突击作业班。全面地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售货亭开始售货。又弄来一些旧影片放映。看守和军官们又开始到总务科大院里为自己的小家庭制做点什么了；做一根钓鱼用的绞竿，钉个小匣子，修修女式手提包的拉锁之类。暴动过的鞋匠和裁缝（大多是立陶宛人和西部乌克兰人）如今又在替军官们缝制较软的高筒靴，替他们的妻子做衣服。照旧把犯人带到选矿场去替军官们剥下电缆上的铅皮，然后拿回营来铸成猎枪用的霰弹，军官们要去打羚羊嘛！
不过，这时笼罩整个古拉格群岛的惊慌不安的情绪也感染了肯吉尔。所以，没有重新往窗上装铁栅栏，晚间工棚不再上锁了。开始实行“三分之二”提前假释的办法。甚至空前地对第五十八条囚犯采取了一个“撤消判决”的行动——释放了一批垂死的人。
墓地上的青草往往长得特别浓密，茁壮。
到了一九五六年便取消了那个营区。这时，留居当地的从前的流放犯才终于寻找到埋葬那些人的地方，并且把草原上采来的郁金香花奉献到这里。
“暴乱不可能取得成功。
因为，它一旦胜利，人们就不再用这个名称……”
（罗伯特·彭斯）
每当您在莫斯科走过多尔戈鲁基的纪念碑前时，请您想一想吧；这座纪念碑是在肯吉尔暴乱的日子里揭幕的。这样，它似乎就成了为肯吉尔建立的纪念碑。
北极星书库（ebook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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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由初期的流放
人类在发明监狱之前想必已经发明了流放。古时把某人逐出部族也就是流放吧。人一旦脱离他久已习惯的环境和地点有多么不易生存，这一点看来很早就为人们所理解了。尽管此处不是千里冰封，而是芳草如茵的绿洲，你也总会觉得一切都不对头，都格格不入，难于安居，都像是临时应付，并非久远之计。
俄罗斯帝国在实行流放方面也并没有落后。早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的一六四八年制定的《俄国法津大全》里，就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流放这一条。但实际上这个办法早在十六世纪末，还没有什么《法律大全》时，就已经实行了：流放过失宠的卡尔戈波尔人，乌格利奇人，杀害皇太子德米特里的见证人们。这时期辽阔的西伯利亚已经属于俄国，不愁没有供流放的地方。到一六四五年流放犯总人数已达一千五百人左右。到彼得大帝执政时已开始成百人成百人地分批流放。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伊丽莎白女皇废除了死刑，把它改为终身流放到西伯利亚。但是，这里却有人偷天换日，把流放看作不仅是强迫迁移到边远地区去自由居住，而是要服苦役。强迫劳动，这已经不能算是流放了。到了一八二二年，沙皇亚历山大颁布关于流放的法令，使这一偷换固定下来。因此，十九世纪的流放犯数字中显然是包括苦役犯在内的。十九世纪初每年流放人数约在二千至六千之间。从一八二0年起对流浪者（我国叫作“寄生虫”）也实行流放，因而数字有时高达每年一万人。一八六三年选中了和大陆分开的荒凉的萨哈林（库页）岛，把这个岛也划归流放地区，流放的可能性进一步扩大了。整个十九世纪中判处流刑的人数总共为五十万，十九世纪末期共有流刑犯三十万人。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关于流刑的法规又翻出了新花样。出现了一些较轻的形式：“驱逐到两省以外”以至“驱逐出境”。（当时并不像十月革命后那样，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多么无情的惩罚。）另外，还实行过所谓“行政流放”作为司法流放的一种方便的补充措施。但是，那时流放的期限是明确规定的，甚至所谓“终身”流放实际上也不是终身的。契诃夫在《萨哈林》一书中说，经过十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如果流刑犯“行为端正”——这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标准，而据契诃夫证实，当时对这一标准的掌握是相当宽大的——的话，甚至可以在六年之后）流刑犯就可以转入农民状态，他就可以作为农民而迁到他原籍之外的任何地方去居住。
沙皇统治的最后一世纪的流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个人摩肩。这个特点在当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的，而我们现在却反倒觉得奇怪了。那时候不论根据司法判决还是通过行政命令判处的流刑都仅仅适用于被判罪者本人，而绝不适用于该人所属的集团的任何其他成员。
随着岁月的推移，流放条件及其严酷程度也不断变化，一代一代的流刑犯给我们留下来的证明材料各不相同。流刑犯们在押解途中的处境很艰苦，但是，我们从雅库博维奇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书里都可以看到，解押政治犯时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费·柯恩还补充说，如果一批解犯中包括政治犯，押解士兵甚至对刑事犯的态度也很客气，因而刑事犯都很尊重政治犯。有几十年的时间西伯利亚居民对流刑犯是怀有敌意的：把最贫瘠的土地和费力多、挣钱少的工作留给他们，农民们不让女儿嫁给他们。流刑犯带着耻辱的烙印生活无着、饥寒交迫，因而便集众结伙，打家劫舍，这自然更引起当地居民的反感。但是，这一切都同政治犯毫无关系。政治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增加。柯恩的书里说，亚库特人当时很欢迎政治犯，对政治犯寄予希望，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医生、教师和帮助自己在当局面前维护权益的法律顾问。处于流放状态的政治犯至少还有工作和治学的条件，所以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学者（有些人的学术生涯正是从流放后才开始的），其中包括地方志学家、人种志学家、语言学家、自然科学家，以及政治评论家和作家。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没有看到政治犯，因而也没有给我们描写他们的生活，但是像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的费·柯思这样的人后来就曾在进步报纸《东方评论》编辑部工作，而在这里与他共事的就有民粹派、民意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克拉辛）。伊尔库茨克不是西伯利亚的普通城市，它是省会。按照有关流刑犯的指令，是根本不准政治犯到这里来的。可是，他们却在这里的银行和公司里工作，在学校教书，出席豪门的家庭招待会，同当地知名人士交往。而在鄂木斯克，流刑犯们竟把一些其他任何地方的书刊检查官都不会通过的文章发表在该市出版的杂志《草原地带》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报纸寄给兹拉托马斯特矿场的罢工工人们。西伯利亚的另一城市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也是由于流刑犯才变成激进城市的。而在米努辛斯克市流刑犯竟然以马尔蒂扬诺夫博物馆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十分有威信的积极分子集团，毫不理会当局的限制。他们不仅畅通无阻地建立了全俄性的“安置收容网”，以帮助逃亡者（我们已经谈过那个时期多么容易逃亡），而且还指导米努辛斯克市公开的“维特”委员会的活动，即使契柯夫确曾感叹地说过萨哈林岛上对刑事犯实行的制度是“以最庸俗的形式回到了农奴制”，那么，对于政治犯的流放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这么说的，自古以来直到最后的沙皇俄国都没有这么干。及至二十世纪初期，俄国政府对政治犯实行的所谓“行政流放”已经完全有名无实，几乎不能称为惩罚了，那只是一种空洞的、“衰败老朽的办法”，“只能证明政府自己无能”（古奇科夫语）。因此，一九0六年斯托雷平便采取措施完全取消了这种流放。
对拉季舍夫的流放算得了什么？他在乌斯特伊利姆斯克村里购置了一所H层木结构小楼；（顺便指出：他只用了十卢布！）同自己的小孩子和妻妹住在那里，妻妹这时已代替他的妻子。谁也没想强迫他去劳动，他完全自由地生活，并且可以在整个伊利姆斯克专区内自由活动。把普希金流放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算得了什么？这一点现在许多去那里参观过的人已经有所了解。其他许多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流放也大致如此：屠格涅夫去斯巴斯科耶—鲁托维诺沃，阿克萨科夫（根据他自己的选择）去瓦尔瓦里诺。特鲁别茨科伊还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苦役营时就同妻子住在一起（还生了一个儿子），几年后他又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时，他们家在那里买了一所很大的宅院，有自家的车马、仆人，他还替孩子们雇佣法国人当家庭教师（当时的司法思想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认清“人民敌人”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程度）。流放到诺夫哥罗德的赫尔岑，由于他在省里的地位，警察局长还得向他报告一（作。
这种宽厚的流放政策不仅仅适用于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甚至到了二十世纪。还有许多革命党人和对社会不满的分子受过这种宽厚的流放，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他们根本不怕流放。已经从流放中逃跑过四次的斯大林，又第五次被流放到……沃洛格达去了。瓦季姆·波德别尔斯基由于发表激烈的反政府文章而被流放……是从唐波夫流放到左近的萨拉托夫！看，有多么残酷！何况在萨拉托夫当然不会有人强迫他劳动。
但是，即使这样的、我们现在看来过分优待的、既不受饥寒、也没有生命威胁的流放，对当时的流放者来说却有时还是难以忍受的。许多革命者在回忆录中谈到他们离开监狱——离开那不愁没有面包吃的、温暖的、不受风吹雨打的、有充分时间钻研学问并进行党派争吵的监狱——而改为流放时有多么难过，因为到了流放地他们就不得不在人地两生的情况下自己考虑吃住问题了。至于那些不须自己张罗吃住的人，（据费·柯思说）则更是苦恼，因为他们感到“可怕的无所事事……最可怕的是人们只好什么事也不做”。正因为如此，某些人才开始钻研科学，有些人想法去赚钱，做买卖，有些人则在绝望之余饮酒作乐，潦倒终生。
但是，怎么会无所事事呢？当地居民并没有为无所事事叫苦嘛！当地居民每天得忙到晚上才能稍微直一直腰呀！因此，确切点说，是因为这些流刑犯的活动土壤和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改变了，他们断了根，丧失了与生活的联系。
记者尼古拉·纳杰日金只经过两年的流放生活就失去了追求自由的兴趣，甚至变成了沙皇宝座前的忠实奴仆。豪爽而放荡不羁的缅希科夫一七二七年被流放到别廖佐沃，他就在那里修了一座教堂，同当地居民在教堂里议论尘世的空虚，蓄起了胡须，穿起普通的长袍，不到两年便死去了。在我们看来，拉季舍夫那种自由自在的流放生活算什么负担，有什么难以忍受的呢？可是后来当他在俄国受到第二次流放威胁时，却吓得自杀了。而普希金住在他的原籍——那个人间天堂般的米哈伊洛夫斯克村里，看来像是上帝安排的好日子，满可以过下去，可是他在一八二四年十月写给茹科夫斯基的信里却说：“帮助我离开这里（指流放地——作者注）吧，哪怕去要塞监狱也行，去索洛维茨的修道院监狱也行！”而且这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话，他写给省长的信里也曾请求把流放刑改为去要塞监狱。
现在我们了解索洛维茨，所以听到这话不免感到惊奇，心想：这位被迫害的诗人是在怎样激昂慷慨的情况下，在怎样的绝望中，决定抛弃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而宁肯请求去索洛维茨群岛的呢？……
这就是流放（既完全迁移出故地并捆住两脚强行安置在某处的流放）所具有的那种阴森森的力量。古代统治者早已认识到这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