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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教员，而且把我派到三周后即将进行结业考试的两个毕业班去！（教务主任是冒着危险的。倒不是像我想的那样在政治上冒着危险，而是他担心这些年的劳改营生活会不会使我把数学忘掉。考试几何和三角那天，他没有叫我当着学生的面打开试卷，而是把我领到校长办公室，把几个数学教员都请来，叫我当场解答试题，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的答卷与标准答卷的答案完全一致，这使他和所有教员高兴得像过节一样。要在这里成为笛卡尔是多么容易啊！后来我才知道，每年七年级数学统考时，区里常常接到各村教员打来的电话：题出得不对吧？得出的答案不一样呀？……因方那些教员自己也只是七年制毕业嘛……）
我可以走进教室，拿起粉笔了。内心的幸福不可名状。这一天我才获得真正的释放，获得真正的公民权！至于流放地的其它条件，现在对我都无所谓了。
在埃克巴斯图兹的时候，囚犯的队伍时常从那里的中学旁边走过。我当时望着活跃在校园里的孩子们，望着女教师朴素大方的服装，把那里看作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叮叮的铃声震得我心痛。那些年的暗无天日的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实在把我折磨苦了。当时我觉得，哪怕在这贫瘠不毛的埃克巴斯图兹当一名流放者，能够按照这铃声拿着教室日志走进教室，像要揭示什么不寻常的东西似地以神秘的面孔开始讲课，那就会是使我心醉的最大幸福了。（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向往，一方面，当然，是由于我当教师的天赋，但大概也有另外的原因，即未得到满足的自我评价和长年无人需要的才干与奴隶般的低下地位之间的鲜明对比。）
但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只顾注视古拉格群岛和国家的生活，却忽略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在战争年代初战后这些年，我们的学校已经死亡了，它早已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膨胀起来的校舍和空荡荡的铃声。首都的学校，偏僻山村的学校全已经死亡。当精神死亡像毒气一样蔓延全国的时候，首先受害窒息的，除了孩子们、除了学校之外，还能是谁呢？
不过，我也只是在几年之后，当我从流放的国度回到俄罗斯这个宗主国本土时，才认识到这一事实。在科克切列克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时黑暗势力的整个发展趋势尽管是在走向死亡，但流放者的孩子们还活着，还没有窒息！
这是些特殊的孩子。他们是在整个成长时期始终意识到自己的受压迫地位的。学校购教务会议和其他夸夸其谈的会议上，一提及这些孩子，总是说（对孩子们本人也同样说）：他们是在苏维埃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而生活的，他们在行动上受到的某些限制只是暂时性的，他们同别的孩子没有其他差别……但是，每个孩子自己却亲身体验到他们身上套着枷锁，他们从刚刚记事的幼年起就感受到它了。整个丰富多采的、充满生活乐趣的（像画报上和电影里所反映的那种）生活世界完全没有他们的份儿，甚至参军也很少有他们的份儿。得到警备司令部的批准后到城市去参加考试，被学校录取，顺利地读完大学——这一切都十分渺茫，希望很小。所以，这些孩子关于这个无所不包的广大世界所能了解的一切，只限于在这中学里取得的知识。许多年来这所学校就是流放者家庭的孩子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受教育场所。另外，沙漠地带的人生活贫苦，但对这些孩子们来说，这倒可以避免把精力分散在各种娱乐上，这些娱乐对于二十世纪的、从伦敦直到阿拉木图的青年起着多大的腐蚀作用啊！宗主国本土上的孩子们已经不习惯学习了，他们失去了学习兴趣，把学习看作一种不得不尽的义务，因为在成年之前总要找个地方呆着。但是，这些流放者的孩子则不然。如果好好教育他们，他们是把学习看成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学习对他们就是一切。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好像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脱离二等公民的地位，同那些一等公民的孩子们平起平坐。他们的自尊心只有在认真学习中才能得到满足。
（不，不只是学习。还有学校里一些凭选举担当的职务和青年团的职务。还有从十六岁以后可以参加的普选。这些可怜的孩子渴望着平等，哪怕是平等的假象也好！不少孩子以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感到自豪，认真地在小组会上作政治时事讲话。有一个年轻的日耳曼族姑娘，维克托丽娅·努斯，她考进了两年制的师范专科学校。我勉励她说；不必以自己的流放者家庭出身为耻辱，应该以它为骄傲。可是完全出乎意外，她像着一个病人似地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当然，也有一些人不急于参加共青团，那就强拉他们进去；上面已经同意你入团了，可你却不久，为什么？科克切列克有几个日耳曼族小姑娘是秘密教派的信徒，她们就是被迫加入共青团的，不加入的话，她们全家会被赶到更远的沙漠里去。啊，你们这些诱惑青年的人！真该给你们脖子上挂个大磨盘，把你们沉到河里……）
我这里讲的全是科克切列克中学“俄罗斯人班”的情况。（其实，这些班几乎全不是纯粹的俄罗斯人班，而是日耳曼人、希腊人、朝鲜人、少数库尔德人和车臣人、本世纪初期迁移到这里的乌克兰人的后裔，哈萨克人“负责干部”的子女等占多数，这些“负责干部”的家庭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俄语。）哈萨克人一般居民的孩子则组成“哈萨克人班”，这些班的学生十分腼腆怯生，大部分（没有被官气沾染坏的家庭的）孩子都很直爽、诚恳、有传统的善恶观念。他们在没有被妄自尊大的虚伪教育损害之前大多如此。这些班里是用哈萨克语讲课，但那种授课几乎等于无知的扩大再生产，因为第一代教员就是勉勉强强拿到毕业证书的，而这些一知半解的人却又摆出一副大学问家的面孔到处去误人子弟。一些哈萨克女孩子们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也能混到一个“及格”而从中学和师范学校毕业。因此，当这些处于原始愚昧状态的孩子们接触到真正的教学时，他们的全部身心便会被吸引住，他们不仅认真地听，专注地看，而且嘴里也在不住地重复着老师讲的话。
面对孩子们这种学习热情，我在科克切列克的教学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在这三年中（很可能以后还有许多年）我只为此一点就感到很幸福、分给我的课时不够用来改正过去教学中的错误和弥补漏教的课程，于是我就给学生规定课外补习时间，组织学习小组，带领他们实习，组织天文学观测……学生们极热情地参加这些活动，比看电影还积极。我还担任班主任工作，而且给我的班全是哈萨克学生，这个班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的一切喜悦都局限于教室的四壁之内和上下课的铃声之间。在教员休息室、校长办公室和区教育局，则到处使人感到那种全国普遍的通常的沉闷。对我来说，还要加上流放地位所造成的特殊的难堪。我来之前，教员中间就有日耳曼人和受到“行政流放”的人。这些人都受歧视。人们一有机会就提醒我们：允许我们进入教师行列是当局的莫大恩惠；搞得不好，随时可能失去这种宽大待遇。流放来的教员最怕（当然，别的教员也处于依附地位，也怕）给区首长的孩子们判的分数不高而得罪领导二他们还怕全班的平均分数不高而惹恼校长。所以大家都抬高分数，这就更促进了整个哈萨克斯坦的无知的扩大再生产。此外，流放者教员（和哈萨克人单身教员）还要“纳贡”和“捐款”：每月要从他们工资中扣除三十五卢布，谁也不知道作什么用。校长（别尔杰诺夫）可能突然宣布他的小女儿过生日，那么每个教员就得各出五十卢布送礼；此外，校长或区教育局长时而会把这位或那位教员请到办公室去，提出要向他“借”三五百卢布。（不过，这倒是本地区的风俗。或曰“制度的共同特点”。学生们在毕业晚会前也要每人交出一只羊或半只羊，这样就保证能拿到毕业证书，完全文盲也无妨。毕业晚会照例变成本地区党的积极分子们狂饮作乐的酒宴。）另外，区一级的领导人都是某地函授学校的学员，他们的所有考卷全要由学校的教员们负责代答。（考卷是按老爷派头通过教导主任交下来的，因此，奴隶教员们连拜见自己为之代答的函授生的“殊荣”都得不到。）
我对这一切全采取僵硬的不妥协态度。这是因为我立即看出自己是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不知道是由于这种态度，还是因为时代正在变得不那么严峻，或是这两者一起帮助了我，总之，我没有把脖子伸进这个枷锁去。只有分数判得公平，学生们才会努力学习，所以我判学生考卷时从不考虑谁爸爸是区委书记。我也不“纳贡”，不“借”给领导钱（区教育局的蛇局长就无耻地向我“张过嘴”！）。每年五月，贫穷的国家便要用公债形式搜刮掉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这已经够受了。（劳改犯人被剥夺了购买公债的权利。现在我自由了，流放确实把购买公债的权利还给了我。）不过，我的“原则性’‘也就到此为止了。
我旁边有一位生物和化学教员格奥尔吉·斯捷潘诺维奇·米特罗维奇。他是塞尔维亚人，在科雷马坐过十年牢，现在年纪大了，有病。他是一直坚持为科克切列克地区的公正而斗争的。他被区地政局解雇后到中学来当教员，因而又把这斗争带进了学校。在科克切列克，无法无天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现象由于无知、野蛮人的自作聪明和各种宗族和裙带关系而变得更加复杂。这里的不法行为互相牵连着，不为局外人所知，也无法插手进去。但是，米特罗维奇却同它进行忘我的、奋不顾身的斗争（当然，他是经常引用列宁的话作为根据的）。他在教务会议上揭露，在全区教员大会上揭露，他给那些不学无术的官僚子弟、校外考生判不及格，不让某些学生凭着“赠送的羊”拿到毕业证书。他不止一次地向州领导控诉，往阿拉木图寄信，给赫鲁晓夫本人打电报（他竟征集到七十名家长签名作为自己的后盾，到别的区去发电报。因为在本区内这种电报当然是发不出去的。）他要求上面派人来，派视察员来检查。视察员来了，可是也一起反对他。于是他又写信上告。学校召开特别教务会议“整”他，指责他对孩子们进行“反苏宣传”（这离逮捕法办只有一发之隔了！），而且严肃地指责他“过于粗暴地对待了”几只吃掉少先队员们种的菜的羊。开除过他几次，又几次给他恢复了工作。他又要求补偿他被迫没有工作期间的工资。把他调往其它学校，他不去，又开除他……他战斗得很带劲！如果再有我同他在一起，那我们便能好好折腾他们一阵子！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帮他的忙。我保持沉默。我设法避开关键性的表决（总不能投票反对他吧），我去参加学生的小组活动或去辅导。对那些党员校外考生，我也不妨碍他们取得及格分数，我想：你们自己属于掌权阶层，去欺骗你们自己的政权吧！我以这种态度掩护自己的任务：我在写作，不停地写作。我保重自己，为的是进行另一场战斗，将来的战斗。而且，这个问题也还可以提得更广泛些：米特罗维奇的斗争是正确的吗？需要吗？
他的全部战斗从一开始就没有成功的希望。他无法把这一团又粘又乱的东西理好。何况，即使他完全胜利了，那也不可能使整个制度、整个体系有所改变。最多只是在一小块有限的土地上闪现出一个洗净了的洁净的斑点，而它很快又会被大片灰黑色盖住。他可能取得的全部胜利补偿不了他可能遭到的报复——第二次被捕。（只是由于赫鲁晓夫时代的到来才使米特罗维奇免于再次被捕。）他的战斗是没有希望的，但他那拼出一死也要反对人间不平的精神却很富于人性。可以说他胸斗争是注定失败的，但却不能说这斗争是无益的。假如我们不都那么“聪明”，假如我们大家不是无休止地诉说：“没有用！不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的国家也许会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尽管米特罗维奇不是普通公民，而是个流放者，但他那双眼睛的闪光却也使得区政权当局望而生畏。
虽然他使人们惧怕，但是到了那个光辉的“节日”，到了选举亲爱的人民政权机关的日子，我们三个人——不屈不挠的公正战士米特罗维奇，我，还有另一个不露声色的、平时最谦让、最妥协的格里戈里。萨莫伊洛维奇·姆…泽——就全都一样了。我们三人同样强忍着厌恶的痛苦心情同别人一起走去参加那嘲弄人的选举。（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