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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魔鬼确实仍然是强有力的！我的祖国至今仍然是这样的。要想把这个国家朝着暴政的方向推一丈远，最多只需蹙蹙眉头，咳嗽一声就能作到；但要想把她往自由的方向哪怕只打一寸，那也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还得用棒子拼命打每一头，边打边喊；“看！往那地拉！看！往那儿拉！”一那么，恢复名誉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一位姓契的老太婆忽然收到一个语气粗暴的通知：“明天上午十点之前到民警局来！”别的什么也没说＿！她的女儿头一天晚上拿着这通知跑去问。“这是怎么回事？我真担心妈妈的老命。我该让她作些什么思想准备呢？”“不必担心！是件高兴的事，是要给她的亡夫平反了！”（也许是件心酸的事呢？这是那些“恩赐者”根本不会想到的。）
我国发善心的方式尚且如此，我国发狠心的方式就自不待言了！
平反的雪崩来势凶猛！但它也没能砸开那帮一贯正确的人们的花岗石脑门一！因为雪崩塌下来的方向，不是朝着只需皱皱眉头的那边，而是朝着需要套上一百头黄牛的那边。
“平反工作搞得太轻率！”党的官员们直言不讳地说，“平反过头的人太多了！”
沃尔德马尔·孔林（顿河罗斯托夫市）蹲了十五年，出来以后一i八年老老实实，啥也不说。一九六O年才敢把劳改营里的糟糕情况向同事们聊了聊。因此就对他立案侦查，一个克格勃少校对扎林说：“别以为平反就是没罪了，只不过是罪行不大而已。但有些东西是永远抹不掉的！”
在里加市，也是一九六0年，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基被一些配合得很好的“同事”集体连续“整”了三个月。因为他隐瞒了他父亲各……一九三七年被枪毙的事！
正因为这样，科莫戈尔才不明白：“今天到底谁是正确的，谁有罪？当那些丑恶的面孔又突然大谈平等友爱时，我们该往哪里躲呢？”
马尔克洛夫恢复名誉以后在劳动合作组织里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被选为工艺合作劳动组合保险理事会主任，简单说，相当于劳动组合工会地方委员会主席。但是这个劳动组合的主席却从来不敢让这个民选干部单独呆在他的办公室里，哪怕一分钟《兼管干部工作的支部书记巴耶夫，为了保险起见，把马尔克洛夫负责的工会地方委员会的公文函件都攥在自己手里。“是不是有一份关于工会地方委员会改选的文件送到您这里了？”马尔克洛夫问道。“噢，好像一个来月前送来过一份这类东西。”巴耶夫回答。“我现在需要从它！”“嗯，给你看看吧，不过，你得快点，马上就下班了！”何这份公文是发给我的呀！好吧，我明天早上就还给你！”“那怎么行？！那怎么行！这是文件！”——请设身处地替这个乌尔克洛夫想想，假如您处在巴耶夫这样一副嘴脸之下，而您的工资收入和户口又全取决于这个巴耶夫的话。您会以怎样的心情呼吸这自由世纪的空气呢？！
一位姓杰耶娃的女教师被解雇了，因为她“道德堕落”：她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尊严、竟然嫁给一个……刑满释放回来的犯人（她在劳改营里教书时教过这个人）！
这一切都不是发生在斯大林时代，而是在赫鲁晓夫时代。
过去的一切留下的唯一实物的东西就是证件。一张不大的纸片，大约十二公分宽，十八公分长。对仍然活着的人来说，它是恢复名誉的证件。对已经死去的人来说，它是死亡通知书。死亡时间——无法查证；死亡地点栏——画了一个大“Z”号表示不详；至于死亡诊断，你哪怕翻一百页这类证明文件，都是那个现成的答案，有的还附有（当然是杜撰的）见证人的姓名。
那些真正的见证人却都沉默不语。
我们也沉默不语。，那么，后代子孙将到何处去了解呢？全都隐蔽起来、钉死、粉饰得干干净净了。
维尔博夫斯基抱怨说：“甚至青年人也向被恢复名誉的人投以怀疑和轻蔑的目光。”
自然，并不是所有青年人都这样。大部分青年对这些事根本不关心。我们是否恢复了名誉？现有的一千二百万坐牢的人是否还呆在监狱里？大部分青年认为这些都与他们完全无关。只要他们自己目前有自由，有磁带录音机和蓬乱发式的姑娘陪着就行了。
鱼类从来不会为反对捕鱼业而斗争，鱼儿只知道努力从网眼里钻出去。
同一种疾病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便会有不同的病程。释放也如此。如果从近处观察，大家对释放的感受是十分不同的。
从身体方面看也易这样。有些人把过多的“应力”用在设法度过劳改期上。他们把全部精力集中起来像铁人一样度过了劳改期。他们整整十年吃不刮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整日从事艰苦劳动，穿着单薄的衣服在严寒中砸石头也从不感冒。但是，一旦服满刑期，外来的非人的压力有些松弛了，内部紧张也松弛下来。这时出现的“压力差”’就会把这种人毁掉。大力士丘尔别涅夫在伐木场整整干了七年，一次伤风都没得过。获释之后他却得上了好几种病。索罗金。恢复名誉之后精神和心理越来越不健全。在劳改营时同伴们一直是很羡慕他的健全心理状态的。他后来得了好几种病：神经官能病．精神病……”伊戈尔·卡米诺夫说：“出狱之后我的身体虚弱多了，一点力气也没有，总觉得比在劳改营里还累。”
早就有这样三句话；“困苦时刻强忍受，时来运转吃酒肉。”有些人释放后不到一年就满口的牙全掉了。有的人很快变成了老头子。也有的则是刚刚到家，便像一枝燃尽的蜡烛似地死掉了，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是获释之后精神才振奋起来，只有这时才焕发出青春活力。挺起了腰板（例如，我本人现在看来比我流放期的第一张照片上还显得年轻）。你会突然发现：外界真是好过呀！那里的，古拉格群岛上的地心引力完全不同。在那里自己的两腿好似大象的腿一般沉重，可是到了外界腿轻快得像麻雀一样。自由人觉得无法解决的一切困苦情况，在我们面前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因为我们有一把富有朝气的尺子：“从前比这困难多呢！”从前比这困难得多，那就是说现在很容易解决。我们总是不倦地重复这句话：从前比这困难得多呢！从前比这困难得多呢！
但是，画出一个人的今后命运的几笔决定性勾画。还是在于他获释当时的精神状态的转折。这个转折的表现形式是千差万别的。你只有走出劳改营岗楼大门时，才会感觉到你在离开这苦役营故乡。精神上你是在这里重新诞生的，你内心最隐秘、最珍贵的一部分将永远留在这里，尽管你的两腿正在把你报向那个没有声音、没有反响的狱外世界。
人的性格会在劳改营里表现出来，但它同样也会在释放时表现出来！我们前面提到过薇拉·阿列克谢耶夫娜·科尔涅耶娃。现在我们来看看她一九五一年是怎样离开特种劳改营的吧。她说：“两扇五米高的大门在我的身后关上了。我哭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怎么竟会在边走由外界的一刹那哭起来。我哭什么？……有一种感觉，好像是我把自己的心从最宝贵的、最亲爱的东西上、从难友们身上扯开了似的。大门关上了。一切全完了。我再也看不到这些人，再也不会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了。我好像是在走入来世似的……”
是走入来世！……释放就是死亡的另一种形式。难道我们获得了自由吗？我们是死了，是进入了某种阴间的、完全不同的、有些虚幻的生活。我们将在那个世界小心翼翼地触摸各种事物，力图重新认识它。
可是，原来想象的到这个世界上来的释放并不是这样的。它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是按普希金的方式描绘的：“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但是，极少有哪一代囚徒享受过这样的幸福。
我们这是偷来的释放，不是真正的释放。凡有这种感觉的人全都急急忙忙带着这偷来的一点点自由逃到孤独的生活中去。维。维，波斯佩洛夫说：“还在劳改营的时候，我们，我和我的好朋友们，就几乎都是这样想的：一旦上帝让我们活着离开这里，获得自由，我们决不住在城市，也不住在村镇。我们要住到密林深处去，当个护林员或森林巡查员，甚至当个牧人，远远地离开人们，离开政治，离开这浮华世界的一切。”阿维尼尔·鲍里索夫获释之后，最初一个时期总是躲避人，想法跑到大自然中间去。他说：“我真想抱住每一棵小白烨，抱住每一棵杨树亲吻。我听到哗哗的落叶声像是在听音乐（我是秋天被释放的），我眼里充满泪水。我一天只能挣到五百克面包，但这无所谓，只要能几小时几小时地倾听这寂静，只要可以看书，我就心满意足了。狱外世界的任何工作都似乎很轻松，很简单；一昼夜就像一小时似的飞过去，对生的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谓幸福，那么每个囚犯获释后的第一年就肯定会遇到它！”
这样的人往往很长时期不想拥有任何东西：他们懂得，财产是很容易失掉的，就像烧毁一样。他们几乎是带点迷信地避免使用新东西，他们把旧衣服一直穿到破，把旧家具一直用到不能再用。我的一位朋友家里连个可以坐坐靠靠的东西也没有。他们自己却笑着说：“看，我们就这么过日子，从一个营区到了这个‘营区’。”（他刚买了一套新家具，人也就死了。）
列·科佩列夫一九五五年回到莫斯科后，他发现；“同那些一帆风顺的人很难相处！所以我经常见面的都是多少有些失意的老朋友。”
的确，作为人来说，只有那些放弃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才有生趣，而那些继续追求这些东西的人大都是枯燥无味的。
但是，人是不同的。有些人对被释放到外界来的感受完全与众不同（尤其是在“契卡格勃”似乎闭上眼睛的那个时期）。许多人想：万岁！我自由了！如今只有一个信条：绝不要再进去！现在可以弥补一下过去失掉的东西了！
有人要在职位上弥补，有人要在（学术、军阶等）称号上弥补。有人要在挣钱方面和储蓄存折上弥补。（在我们国内，人们在谈到钱这个问题时总要使用一种不屑一提的语气，其实背地里还是在数着钞票的……）也有人要在孩子上弥补。还有的……（如瓦连京·M·）在监狱时就对大家发誓说：他出狱之后要好好地在姑娘方面弥补一下。而且M也确实照这么办了；一连几年他白天工作，晚上，包括平常日子的晚上，则和姑娘们鬼混，而且总是换新的；他每天只睡四、五小时。所以他很快就瘦得不像样子，衰老了。有些人则要在饮食上弥补，在家具和衣着上弥补。（自己的衣扣怎样被扯掉，最好的东西怎样在浴室脱衣间被没收，这些他全忘记了；）购买物品也成了某些人的一种最愉快的活动。
可是，怎么能责怪这些人呢？失去的东西确实太多了！从生活中被割掉的东西确实太多了！
既然对狱外生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也就必然有两种不同的对待过去的态度。
是的，你经历过那些可怕的年代。可你并不是凶残可怕的杀人犯，不是心毒手狠的骗子手！那么你为什么要权力忘掉监狱和劳改营生活呢？它没有什么使你可耻的。认为它丰富了你的生活体验不是更合适吗？以它自豪不是更正确吗？
可是，竟有多少人在极力忘掉这一切呀！（而且他们从前既不是意志薄弱之辈，也不是愚昧鄙陋的人啊。真想不到！）他们想尽快地忘掉！忘得干干净净！彻底忘掉这一切，就像根本没有发生那回事一样！
文德尔施坦说：“一般地说。总是不愿回忆它。这也可说是某种保护性反应吧。”普伦曼说；“说老实话。我不愿意见到从前劳改营里的熟人，免得勾起关于过去的回忆。”C·A·列索维克说：“从劳改营回来那天起，我就努力不回忆过去。您知道吗，我几乎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