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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协助协约国，而布列斯特和约是一些没有得到国家授权的人们签订的。有些人希望，一旦红军力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就会和德国人破裂。另一些人则相反，把希望寄托在德国人身上，认为他们按照条约成为了半个俄国的主人，现在就会除掉布尔什维克。（而德国人合理地认为，为立宪民主党人出力就等于为英国人出力，苏维埃政府之外的任何别的政府都会恢复对德战争。）
由于这些分歧，一九一八年夏天从“社会活动家同盟”里分裂出去了一个“民族中心”——它实质上不过是一个小组，持极端亲协约国观点，成员都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他们像怕火一样害怕恢复布尔什维克坚决禁止的政党形式。这个小组除了在科里佐夫教授的学院里举行过伪装的集会之外，什么也没做过。有时候他们派组员到库班去打听情况——但他们一去就没影了，好像是把莫斯科的同道们忘了。（不过协约国对志愿军显出的兴趣也极其薄弱。）但“民族中心”的精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为未来的俄国安安静静地拟定各种法律草案上。
与民族中心同时建立了一个比它左的“复兴同盟”（基本上是社会革命党的——不好意思与立宪民主党联合，又恢复了习惯的党派倾向与观点），其宗旨是进行既反对德国人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但是他们觉得这种斗争也没法在布尔什维克地区进行，斗争内容只能归结为把人们输送到南方去。然而在志愿军地区也以它的反动性使他们讨厌。
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真空中憋得要死，一九一九年春天三个组织——社会活动家联盟、民族中心和复兴同盟决定保持经常的协作，为此各抽出了两个人。一九一九年中，新组成的六人小组有时开会，后来就停顿了，不存在了。对他们的逮捕从一九二0年才开始——到那时候，在侦查期间给六人小组取了个响亮的名字“策略中心”。
逮捕是因民族中心的一名平庸的成员H·H·维诺格拉茨基的告密而发生的，他在放进过许多“中心”成员的特科牢房里继续充当颇有成绩的“内线”，而那些人还以克雷洛夫时代的天真在牢房里向他公开说出想瞒过侦查员的话。
也落入被告之列并且是主要被告（六人小组成员）的著名俄国历史学家梅尔古诺夫在流亡期间不得已地写出了一份关于这次审判的回忆——如果不是出版了正是我们手头这本正是登着这篇雷鸣般的演说词的克雷连科的大作，他可能避免写这篇东西的。梅尔古诺夫怀着对自己和同案人恼恨的心情给我们描绘出一幅如此熟悉的苏联侦查工作的图画：侦查者手里没有任何罪证，“案卷里没见到一份文件。起诉材料整个来自被告本人的供词……所有后来受审判的人在预审期间没有坚持沉默的策略……我觉得，采取不说话的原则，我是在不必要地使自己，也许还有别人，遭到更大的厄运……当你面临着遭枪决的可能时，你并不总能想到历史。”
在《全俄非常委员会红皮书》（第二卷，莫斯科，一九二二）里，逐字引用了被侦查人的许多供词，它们，唉，是不漂亮的。
梅尔古诺夫不带幽默感地责备侦查员雅科夫·阿格拉诺夫（他把他们所有人都制住了）对他及其他被侦查人进行欺骗，巧妙的愚弄，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对我的嘲弄了”。他说：这比任何肉刑更坏。后来如此洞彻地剖析过不少俄国革命的历史人物的梅尔古诺夫这时轻而易举地掉进去了：从向他出示的书面供词中看，一些人的问题好像已经澄清了，他却证明他们参加过复兴同盟。而且总的说“开始提供比较有条理的证词”——一篇不把侦查员的问题区分出来的完整叙述。（后来这些供词被给同案人看，使他们感到吃惊和沮丧：好像他是带着难以遏制的愿望讲述这一切的。）
阿格拉诺夫还用这些话把他们都“收买”了，他说，既然这是“过去的事”了，所有这些中心早已经不开会了——所以被侦查人是没有任何危险的，契卡查明一切只是着眼于历史价值。雅科夫·萨乌洛维奇用他的亲切态度迷惑了很多人。在另一些人面前，他把苏维埃政权和俄罗斯之间画了一个绝对的等号，这么一来，如果你热爱后者，那么反对前者就是有罪的。就这样从某些人那里获得了真正卑躬屈节、巴结讨好的供状。（脚注中提到的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论文专门被阿格拉诺夫指定为犯人的学习材料。）
在法庭上怎么样呢？梅尔古诺夫写道：“「知识分子的」革命传统要求一定的英雄主义，可是心里没有这种英雄主义所需要的激情。如果把法庭变为抗议示威——意味着有意地使不仅自己的还有别人的处境更加恶化。”
在他们还没挨整的沙皇时期曾是如此爱好自由，如此不可调和，如此不能压服的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容易地上契卡的钓钩的，就是这样容易地降服和灭亡的。
但比这更鲜明更可怕的是阿格拉诺夫的另一件成功之作——1921年的“塔甘采夫案”（尽管它不属于这一章，因为没有上法庭）。塔甘采夫教授在侦查的四十五天之内英勇地保持着沉默。可．是这以后阿格拉诺夫使他同意和他签了一项协议：
“我，塔甘采夫，自觉地开始毫不隐讳地供出我们组织的情况……我不隐瞒与我们集团有关系的任何一个人。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同案受审人得到宽大处理。
我，全俄肃委特派员雅科夫·萨乌洛维奇·阿格拉诺夫，保证在塔甘采夫公民的协助下迅速结束侦查工作，并在其结束后将此案送交公开法庭审理……我保证对被告中任何一人都将不用极刑。”
但就搭甘采夫一案——契卡枪毙了八十七人。
我们自由的太阳就这样升起了。我们的十月革命同龄儿——法律在幼年时期就是这样一个胖乎乎的淘气孩子。
这些我们现在完全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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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法律在壮大
我们的概述已经拉得很长。可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哩。还有更重大的案件、更著名的案件在前面。但是基本线条已经画清楚了。
我们还要伴随一下我们的处在少先队年龄的法律。
提一下一个早就被遗忘了的而且甚至不带政治性的案件。
6）燃料总管理局审判（一九二一年五月）因为它涉及了工程师或者当时所说的专家。
国内战争的四个冬天中最残酷的一个冬天过去了，那时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可以烧的东西了、火车开不到站，在各首府，人们饥寒交迫，罢工浪潮此起彼伏（现在已经从历史中一笔勾销了）。谁之罪呢？一个著名的问题：谁之罪？
当然不是总的领导。而且甚至也不是地方领导！这一点很重要。如果那些“往往是外面调来的同志”（党员领导）不懂业务，那末就应当由专家来为他们“拟订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案”！这就是说，“不是领导人有过错……而是那些打算盘、拟计划（怎样靠田野吃饭和取暖）的人有罪责”。有过错的不是发号施令的人，而是草拟计划的人！计划变成吹牛专家的过错。数字不相符“这是专家的过错，而不是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过错”，甚至“也不是燃料总管理局负责干部的过错”。没有煤，没有柴，没有石油这是专家们“造成的复杂紊乱局面”。他们没有顶住李可夫的紧急电话记录发给、批给了什么人计划外物资，这也是他们的过错。
一切都是专家们的过错！但无产阶级的法庭对他们并不是毫不留情的，判决是轻的。当然，无产阶级骨子里与这些该死的专家是格格不久的然而没有他们却应付不下去，一切都处于瘫痪状态。因此革命法庭没有往死里整他们，克雷连科甚至说，从一九二0年起“谈不上有怠工现象”。不错，专家是有过错，但他们并非出于恶意，他们不过是些糊涂虫，不会更好地工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学会做工作，或者不过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和受贿分子。
所以说，在恢复时期之初划定了一条对工程师们奇妙的宽大为怀的杠杆。
一九二二年第一个和平年代充满了公开的审判真是太多了，以至我们这一章几乎都用到这一年上了。（人们会感到奇怪：战争过去了—一而法院却那么活跃？但是要知道在一九四五和一九四八年护法神都曾格外活跃过一阵。这里是否有最简单的规律性呢？）
虽然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缩小全俄肃委的管辖范围”“它按照这个意图装腔作势了一番并且改名为国家政治保卫局但是一九二二年十月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就重新扩大了，十二月捷尔任斯基对《真理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记者说：“现在我们需要特别敏锐地注意各种反苏派别和集团。国家政治保卫局紧缩了机构，但是提高了它的质量。”
因此我们也不放过这一年年初的案件：
7）奥尔登博格尔工程师自杀案“（高庭”，一九二二年二月）已经谁也不记得的、微不足道的完全没有代表性的一次审判。说没有代表性，是因为它的内容只涉及一个人的生命，而且是已经完结的。如果这条生命没有完结，那末这个工程师，还有十来个人与他一起，便会组成中心而出现在“高庭”面前，那时审判就会完全有代表性的了。而现在坐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知名的党务工作者谢捷尔尼科夫，两名工农检查院干部，还有两名工会工作者。
可是，在这一次对沙赫特分子和“工业党”的早期先驱者的审判中，有着某种象契诃夫所描写的远方传来的断弦声那样一种令人惆怅的东西。
B·B·奥尔登博格尔在莫斯科自来水公司工作了三十年，看来从本世纪初就成了它的总工程师。他经历了艺术的白银时代、四届国家杜马、三次战争、三次革命而全莫斯科一直都是喝他的水。高峰派和未来派、反动分子和革命分子、贵族士官生和红军战士、人民委员会、契卡和工农检查院喝的都是奥尔登博格尔的洁净冰凉的水。他没有结婚，他没有子女，他一辈子只有自来水。在一九0五年，他不放警备队进驻自来水公司“因为士兵们笨手笨脚可能会把水管或机器弄坏”。在二月革命的第二天，他对自己的工人们说，革命已经结束，够了，各就各位，水应当照常供应。在莫斯科的十月革命战斗中，他只关心一件事：保全自来水公司。他的从业人员举行罢工来回答布尔什维克政变，邀请他一起参加。他回答说：“从技术方面，我，对不起，不罢工。而在其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好吧，罢工。”他从罢工委员会接受了一笔支援罢工者的钱，写了收据，但自己却跑出去寻找管子接头来修理坏了的水管。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他对一个工人说过这种话：“苏维埃政权连两个星期也维持不了。”（在转入新经济政策的前夕下来了一个新精神，因此克雷连科允许自己对“高庭”稍微说点真话。）“当时不仅专家们这样想我们也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第四三九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作者）
但他反正是个敌人！像列宁同志告诉我们的那样：为了监视资产阶级专家们，我们需要有工农检查院这条警犬。
在奥尔登博格尔身边安排了两只这样的警犬（其中一只原是自来水公司的滑头办事员马卡罗夫…泽姆梁斯基，他“因品行不端”被解雇，进了工农检查院，“因为那里待遇好”，后来上升到中央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因为“那里待遇更好”从那里被派来监督自己的旧上司，一心要对惹过自己的人进行报复）。还有工会地方委员会这个工人利益的最好维护者也没有睡大觉。共产党员当了自来水公司的领导。“我们这里一切都应该以工人为首，只有共产党员才能掌权，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也为本案所证实，”（第四三三页）还有莫斯科党组织的眼睛也一直盯着自来水公司。（而在它的背后还有契卡）“当时我们正在建设一支我们自己的队伍，那是以阶级对立这种健康的感情为出发点的。凡是不属于我们阵营的人，都要给他们配搭上一个……政委，否则任何一个负责岗位都不能交给他们。”（第四三四页）各方面一下子都来纠正、支使、教训总工程师，不经他的同意，随便调动技术人员（“拆散了这些生意人的老窝”）。
但是，自来水公司并没有得救。情况没有好转，而是变得更坏这准是有一个工程师的匪帮暗中捣鬼。更甚于此。奥尔登博格尔由于自己的知识分子中间状态的天性，一辈子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厉害话，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