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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办民用企业
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为两大目的。“求富”的主要措施便是开办民用企业，发展民族资本以“与洋货相颉颃”。广东是对外通商最早的地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远较其他地区为甚。八十年代以前，这里没有一台新式织机，洋纱洋布充斥市场，传统棉纺织业日形萎缩。张之洞目睹于此，决心发展民族机器纺织业，他指出：“棉、布本为中国自有之利，自有洋布、洋纱，反为外洋独擅之利。耕织交病，民生日蹙，再过十年，何堪设想！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置机器，纺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①他派员调查广东中场洋布销售行情，得知原色扣布等六种最为畅销，便将布样及国产棉花样本寄驻英公使刘瑞芬，请他在英试织，并订购机器。
前此，李鸿章于光绪八年（1882年）接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①取得纺织专利权。为避免纠纷，之洞致电李鸿章，申言“粤设官局本与商局有别。且进口布多销旺，断非沪局所能遍给，粤供粤用犹恐不给，当不至侵沪局之利”。②李复电称：“光绪八年奏准在沪创织布局，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嗣因法事，郑观应经理不实，现甫从新整顿，集股无多，尚难大办。粤设官局，距沪较远，似无妨。”③表示对广东纺织业的宽容。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所订英国织机运抵广东，此时之洞已移任湖广总督，经与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约1888）商议，将织机转运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官局。
钢铁工业是近代产业的基础。为解决军工和民用对钢铁的需求，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之洞奏请于广东建设炼铁厂。其奏折云：
窃以为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两广地方产铁素多，而广东铁质尤良。前因洋铁充斥，有碍土铁。经臣迭次奏请，开除铁禁，暂免税厘，复奏免炉饷，请准任便煽铸，以轻成本而敌侵销。多方以图，无非欲收已失之利，还之于民。他致电驻英公使，请与英国谐塞德公司谈判订购高炉设备。英方提出：“欲办钢厂，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炼焦寄厂化验，然后知煤、铁之质地若何，可以炼何种之钢，即可以配何样之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未可冒昧从事。”此时之洞虽有发展民族工业以抵制洋货的良好愿望，亦不乏“愚公移山，有志竟成，此无可游移者也”②的坚定决心，但却不具备起码的专业知识，又不肯屈尊下问，竟然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作复。英方哭笑不得，便也不与之计较，“照英国所用酸法配成大炼钢炉（即贝色麻炉）两座，……另以碱法制小马丁炉媵之。”③这些设备后转运湖北汉阳铁厂，果然不甚合用，造成巨大浪费。
清代货币，银、铜并行。因铸造技术的限制，铜钱制式粗陋，银两成色驳杂。对外通商以后，外洋银元（俗称“鹰洋”，因币面图案为墨西哥国徽鹰而得名）以其精美坚挺广泛流通于中国市场，并通过不断上涨的兑换比价，掠夺中国的巨额财富。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枚洋元兑换制钱1200—1300文，五年以后，最高可兑换1900文。对此，朝野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铸银元，以塞漏卮，卫利权。郑观应即建议“银由中国自铸……，与洋钱丝毫无异……方可通行抵制”①。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四日。张之洞一日内连上《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和《试铸银元片》，称”惟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铜钱银钱理无二致，皆应我行我法，方可得体。”他从英国购得铸机四部。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铸币厂于广州东门外黄华塘建成，四月二十六日开炉铸造。所铸银元以龙为图样，称“龙洋”，分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三分六厘五种，“均与洋银一同行用”。此外，之洞还令该厂以机器铸造铜质制钱，每枚面值一文。张之洞建广州机器铸币厂，是近代货币史上的大事，如时人所记，“中国之有银圆者自公启之。”②①《全集》，卷二十六，奏议二十六，《拟设织布局折》。
①《李义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二。
②《全集》，卷二百三十一，电牍十，致天津李中堂。
③《李文忠公全书》卷十。
①《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筹设炼铁厂折》。
②《张文襄公牍稿）。
③叶景葵：《汉治萍产生之历史》。
①《盛世危言》卷五，《铸钱篇》。
②《张文襄公大事记·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事略）。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致潘祖荫。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七，奏议七。
③《全集》，卷十九，奏议十九，《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贾谊曾任长沙王太傅，故称”贾长沙”；董仲舒曾任江都令，故称”董江都”。
①《清史稿》卷一三九。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教练广胜军专习洋战片》。
②《全集》，卷二十五，奏议二十五。
③《全集》，卷二百三十一，电牍十。
第五节 粤政事略
张之洞督粤之初，正逢中法战急，“自到任以至解严。夜寐不过数刻，罕有解带安息之事。”③心血过伤，肝脾俱病，战争结束后，请假一月，一面经理职守，一面设法调治。但繁重的政务容不得他稍为喘息。”千条万绪，纷至沓来，无一非棘手之事，无一有可循之例，……仍复夜以继日，寝馈不遑。并无片刻休息之时”④。督粤五年，正如他自己所说，“无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大抵所办之事皆非政府意中欲办之事，所用之钱皆非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然所办各事亦颇有睹成功者，真徼幸也。”①治粤政绩，确为世人共睹。
（一）理财艰辛
广东财政，素来艰窘。之洞初抵粤时，偌大一省，藩库存款不及五十万两，善后局欠债无算。而战争机器的运转和各项洋务事业的兴办，又无不需要巨额用度，战争期间为本省海防而借洋款约五百万两，为滇桂台越各地防务借洋款四百万两。九百万两的巨额债务原定由各省协拨摊还，但战后户部却奏请由广东一省独立归还，这更是之洞的不堪重负。但他多方筹措，开源节流，甚至不惜冒劣政恶名，开“闱姓”赌捐，历尽艰辛，不仅从根本上扭转粤省财政入不敷出的窘境，而且做到略有节余。临去粤时，存现款银正项银二百万两，书院书局杂款银五十余万两，面交继任两广总督李瀚章。时中外哗言之洞在粤滥用巨亏，李至是愕然大惊服。“肃然起立，长揖以谢。”②在广开财源方面，之洞采用以下办法：
向官商筹集资金。为筹建枪炮厂，之洞知道直接要求政府拨款，或者动用海关关税都行不通，他便向广东文武官绅及盐埠各商募集捐款。原来，光绪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1888年），文武官绅商贾捐款八十万两，充作海防经费，定造了“广甲”、”广乙”等兵轮。这时之洞召集官绅、盐商筹议，将此种捐款“接续劝办”。各官绅商“以款巨力继，颇形观望”，之洞“竭力开导”①，始允续捐三年，以供建厂之用。
整顿税收，缉查走私。之洞查出广东税厂隐弊有“黑钱”（税官勾结商人少报货量以偷漏税）、“人柜钱”（包揽人插手商人与税官之间，偷税分肥）、“办用钱”（税厂于正税之外另向商人加收银两以中饱）等十余种，其舞弊银额竟超出正税！之洞取消税厂的包揽制，各级税务官员均由官府派遣。又行三联单制，商人完税执单，税厂凭单按月报帐，革除一切苛税。之洞先后整顿肇庆、潮州、黄江、梧关等税厂一，将增加的税金收入分别用于筑台购炮、兴修堤工等事业。
对于华洋商人勾结走私，之洞也予以严查。光绪十二年（1886年），有英人勾结华商走私鸦片，之洞下令查封参与其事的洋行，并通过外交途径，驱逐英国不法商人。
开“闱姓”赌捐。”闱姓”赌博是两广地区的一种劣习。它起源于山紫村机房中人“斗彩”，以猜中闱场考试士子中式之姓的多寡赌输赢。起初以文武乡试榜中小姓为赌，赌注不过百钱，后逐渐扩大规模，开局收票。咸丰年间，广东巡抚郭嵩焘令其罚缴款项，以充军用，后又准其立案，招商承办。这无异于官府认可”闱姓”赌的合法存在，因而愈演愈烈，由乡试推广至会试，以及学政的岁、科考试②。”闱姓”赌不同于一般赌博形式，它利用科举考试来进行，给人以“正规”、“高雅”、“公平”的错觉，不仅一般平民，而且社会中上层人士也多有参加。它类似于买“彩票”，因而又不受名额、金额的限制。因此，“自缙绅士大夫以及农工商股、妇孺走卒，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心，希图一掷。”①每值试年，群情沸腾，赌票金额为数钜万。赌商因之大发其财。是，赌商甚至勾结考官作弊，以操纵科举中试，从中攫取暴利。无论从哪方面看，“闱姓”赌博都危害巨烈。因此，历任粤督都奏请严禁。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赌商们相率转移至澳门设局。缴纳巨额赌税于葡萄牙殖民当局。澳门方面坐享其利，当然乐得为其提供庇护。
之洞督粤之时，为救燃眉之急，不得已想到开“闱姓”赌捐的筹款办法。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二十日，之洞上《筹议闱姓利害暂请弛禁折》：
闱姓弊端甚多，本应严申禁令，惟须一律禁止，不使利归他族方为上策。……光绪元年申禁以后，奸民私于澳门设局，输资葡人，澳酋作护，官力遂穷，藉此巨资购船置炮，近且接济法虏，窥伺省垣。澳为粤患，中外共知，为丛驱爵，有名无实，实藉寇资盗，有损无益。现经绅商具呈，如蒙弛禁，情愿认捐巨饷。此时饷源无出，亦可籍纾目前之急。
之洞当然知道，一旦正式宣布解禁，“闱姓”赌风之炽将更为嚣张。运用这种手段来筹措资金，必然为自己的政敌提供绝好的攻击口实。但是，“据诚信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等呈办，以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缴一百五十万元”①，如此巨额的款项，对于囊中羞涩的之洞，实在太具诱惑力。为了军政大局之急需，个人毁誉也就在所不惜了。他先后从”闱姓”赌捐中抽出上百万两，分别用于修复黄浦船坞、建造巡河炮轮，订购布机，加固堤防。
在缩减开支方面，之洞于中法战争之后，立请裁军以省军费，又革除税厂例向官府交纳的“充规”、“节礼”、”季规”、“堂礼”等款项。为倡导廉洁之风，在兼署广东巡抚时，他于抚署后园，辟畦种菜，筑草亭于其中，其榜联云：“稼墙艰难君子教，菜根风味士夫知”②，一时传颂士林，流为美谈。之洞督粤五年，经手款项数千万计，均秉公从事，不染私利。光绪十九年（1893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出于宿怨，弹奏之洞于两广任内“恣意挥霍”，“亏耗国家帑项及私自勒捐者，总不下数千万两”。朝廷命继之洞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核查事实，李据实复奏：
取之于关蠹吏饕、博徒标匪，以及贪劣各员，而非抑勒于富家；用之于充饷济赈、利农恤士，以及营造各要工，而非销耗于无益。取贪诈非分之财，上资军国，下济士民，揆之理法，岂得为苛。③针对当时对之洞督粤理财的种种非议、讹传，李瀚章进一步辩释：张之洞在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烦费钜，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误也。此系公平之论。
（二）社会治安
广东濒临外海，“粤洋向来多盗，廉琼海面以九头山为巢穴，省城六门内外海面以香港、澳门为逃薮”②。粤境多山，又为群匪出没之地。中法战后裁军，大批游勇流入社会，更增加了不安定因素。加之粤省“民情强悍”，宗族、村落之间的大规模血腥械斗更是此起彼伏，社会治安问题十分严重。之洞在《查办匪乡折》里分析：
广东莠民为害地方者约有三类：一日盗劫，一日拜会，一日械斗。盗以抢掠，会以纠党，斗以焚杀，………统名曰匪。会多则为盗，盗强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