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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莠民为害地方者约有三类：一日盗劫，一日拜会，一日械斗。盗以抢掠，会以纠党，斗以焚杀，………统名曰匪。会多则为盗，盗强则助斗，斗久则招募会盗，各匪皆入其中，习俗相沿，蘖芽日盛。③为了绥靖地方，之洞以极其严厉的手段镇压诸“匪”，这其中也包括某些对人民群众正义反抗的屠杀，如派冯子材镇压琼州陈钟明、黄清起义，但大多数仍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必要措施。
广东沿海海盗出没，十分嚣张，他们装备洋枪洋炮，行动敏捷，不仅劫掠过往商船，而且公然与官军摆开阵势对垒。形势不利时，则逃往港、澳，托庇于外人。之洞令冯子材率军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直捣海盗巢穴九头山，击杀惯匪多人，重挫海盗气焰。对于各地缉拿到的盗匪，之洞下令“无论水陆，不分首从，凡有案情重大罪于斩枭斩决者，一体照土匪马贼会匪游勇章程先行惩办”，“就地正法”①。
广东的械斗，历史久远，情形惨烈。其名为两族两乡互斗，实则临时雇募土匪盐枭海盗及专习此业之游手亡命之徒，号召者或数百人或千余人，附和者或数村或数十村。所持武器，不仅有刀枪剑就，甚至装备洋枪洋炮。一旦攻入对方村落，即恣意焚杀搜抢，所烧房屋动以数百间计，所杀人口以数十命计。不少村落经一次械斗，即丧失数年乃至数十年聚集起的资产。
对此民间恶俗，之洞援引同治六年（1867年）清廷惩办天津“锅匪”成例，严厉禁绝。“四命以上绞立决，十命以上斩立决，二十命以上斩决枭示。”②对其主谋者，敛财纠斗者，受雇持械帮斗审明素行不法凶暴显著者，无论杀伤几人，均照土匪例，不分首从，一律就地正法。对于胆敢阻挠官军制止械斗者，也“立予格杀”①。
另外，之洞依据“夫杀一贼不如使民少增一贼之为功多也”②的一贯思想，在运用”铁腕”的同时，也注意采取停沙田各捐，革除税厘之弊，禁“白鸽票”赌，抑制强豪势力以及办校兴学，倡导“教化”等安抚措施，双管齐下，维护治安，取得相当成效。
（三）开发海南
海南岛为我国第二大岛。西汉时，中央政府即在此设置郡县。明代于海南设琼州府，清代改置琼崖道，辖三州十县，隶属广东省治。虽然咸丰八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已规定海南开放通商，但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甚低。张之洞在督粤任内，对开发海南予以相当的关注，并取得一定实绩。
黎族是海南的土著居民。由于清政府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黎族同胞与官府关系十分紧张，武装抗争时有发生。之洞专门设立”抚黎局”，一方面弹压反抗，另一方面也采取筑路垦荒、设市贸易等“安抚”措施。又从黎族上层人士中任命村、峒行政首脑，“以黎治黎”，缓和矛盾。
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之洞拟订《抚黎章程》十二条③，作为开发海南的纲领，奏请实行。《章程》规定“剿除乱黎，招抚良黎”，健全户籍制度，设置黎族土司，听任自治。保护封建地主的土地占有权，不许侵夺，违者严惩。鼓励发展经济，新开田亩三年内免征赋税，于黎族聚居区开设“义学”，延聘塾师教以汉语汉文，”渐被冠裳之化”。他还对琼州道台予以具体指导：
琼事平浅而细密者三：抚良黎筹耕具一，确议永靖土客之策二，选牧令筹津贴三。博大而繁重者三：入山恳田一，伐木通商二，详查昌化矿情形三。开路未尽事宜三：修坚固大木桥梁一，要隘速设碉卡防守二，于数十里冲要，宽平处造板房草棚数十间以棲行旅，即就其处立墟市以利民黎三。
为开发海南经济，之洞制订一系列鼓励办法。“黎地未开上腴何止数十万亩，无论商民，听其择地认垦，分清经界，报官给照，三年内免其升科。”②个人认垦千亩者，授把总职，万亩以上者授千总职，三万亩以上者从优给予奖叙。为鼓励开采森林资源，规定“凡由琼州出口木材，三年之内所有关税、厘金暂行宽免。”对于商人开采昌化县内铜矿，也给予税厘方面的优惠。
海南山多林密，交通不便。之洞令于全岛新开大路十二条，纵横连网，路宽一丈六尺，险峻处亦不得窄于八尺。“奥区荒徼，辟为坦途，人以为便。”③为加强海南防务，又铺设琼州至廉州海底电线，以速军报。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二月，之洞乘兵轮亲临海口，视察军务，指示加筑炮台，添置巨炮，以杜外人觊觎。
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海南文教十分落后。之洞除于黎区广兴义学，教以汉语汉文外，又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十二月专上《请编定琼州乡会试中额折》，奏称“海南风气近朴，游学不易，以故近十年以来每科乡试大率七八百人至九百余人，往往竟无一人获隽”。为激励海南学子进取之心，之洞奏请从广东全省中式员额中，划出专门名额给海南，“每文武科乡试编为玉字号，取中三名，会试取中一名”，“愚民诗书被泽，不为异端邪说之归。”①（四）保护华侨权益
起自明代，东南沿海便有贫苦者出洋谋生。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为满足本国的劳务需求，更是不择手段，在广东、福建等地拐骗、利诱，甚至绑架中国劳工出洋。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中国政府应”毫无阻禁”，华人出洋更趋普遍。他们不仅以自己的辛勤血汗，为侨居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宝贵的贡献，而且不忘故国，致力于造福桑梓。广东是华侨出洋最多的地区，侨眷遍及全省各地。注意保护华侨权益，是广东地方长官不同于其他方面大员的特殊职责。之洞对此十分关注。他说：中华人民散处外洋各埠，略分工商两途，百年以来生聚日盛，虽侨居异域而频年捐赈捐饷，不忘本源，深堪嘉尚。特以谋食地方，漫无统属，不免为他族欺虐，大约海外各国之待华人情形虽不一致，而意存畛域则一，有官申理则共庆来苏，无所控告则苛虐殊甚。①为此，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保护各地华侨的权益，作出极大努力。
光绪八年（1882年）以后，美国各地日渐掀起排华浪潮。原来，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数十万华工先后赴美，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修筑横贯北美大陆铁路，耕作农事，经商贸易。进入八十年代，随着经济危机发生，劳务市场紧缩，以加利福尼亚为中心，排华运动漫及全美。1882年，美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更助长了各地的排华浊浪。光绪十一年（1885年）以后，张之洞先后从驻美公使郑藻如、香港东华医院、旧金山华侨会馆等不同途径，了解到华侨被虐杀，商店、住宅被焚毁，资产被掠夺的悲惨处境。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美国一地以及世界各地数百万华侨的权益，而且关系到沿海侨眷聚居地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张之洞在奏折中指出：“假如将此十余万华民尽行驱归中国，沿海各省何处容之，既属可闵，亦多隐忧。此外南洋诸埠设皆踵事效尤，何堪设想。”②他急电总理衙门，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方面提出停止暴行、严惩凶犯，赔偿损失，抚恤死难者等严正要求。同时，他还亲函美国公使，申明广东境内亦有美国侨民，如美方不停止排华活动，广东方面将以牙还牙，以示惩戒。
东南亚地区，华侨分布最广。为保护这一地区的华侨权益，之洞建议朝廷派出专使，巡历各国，“宣布德意，联络商董，访查情形”，与侨居地当局会商保护华侨事宜。又推荐“皆习洋务”的记名总兵王荣和、候选知府余为专使人选。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二十七日，王、余从广州起程。他们历时一年，行程五万余里，先后巡查菲律宾、新加坡、缅甸、印尼、澳洲悉尼等二十余埠，所到之处，无不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他们还同当地政府就华侨问题谈判。归国后，之洞听取王、余报告各地华侨境况，又建议朝廷于华侨聚居区派驻领事。光绪十三年（1887年），王荣和出任驻菲律宾领事，临行前，之洞专购经书令其携往，“随时为华人子弟讲授，使其习闻圣人之教，中国札义彝伦之正，则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①张之洞对远在异邦的华侨关怀体恤，并以母国传统文化相感召，显示了一种博大的襟怀和深远的眼光。
①《全集》，卷十五，奏议十五，《会筹保护华商事宜折》。
②《全集》，卷十六，奏议十六，《沥陈华侨被害粤省办理情形并请敕催惩办折》。
①《全集》，卷二十三，奏议二十三，《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
③《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请开缺回籍调理折》。
④《全集》，卷十六，奏议十六，《恳恩续假折》。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四。
②关于广东”闱姓”赌的详情，可参阅中华书局《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载商衍鎏文《清末广东的“闱姓”赌博》。
①冼宝干：《佛山忠义乡志》，卷四，转见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6页。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③许编《年谱》卷四。
①许编《年谱》卷四。
②《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剿捕洋匪折》。
③《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
①《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丙子。
②《全集》，卷十四，奏议十四，《请严定械斗专条折》。
①《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二日丙戍。
②《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③见《光绪朝东华录》十三年闰四月。
①《全集》，卷二百三十，电牍九，致琼州朱道方道。
②《全集》，卷一百一十九，公牍三十四，《招徕商民赴琼州伐木恳田示》。
③《清史稿·地理志》，地理十九，广东琼州府。
①《全集》，卷十九，奏议十九。
第五章 “劳歌已作楚人吟”
光绪十五年（1889年）七月十二日，张之洞调补湖广总督，迈入人生旅途的重要阶段。
这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张之洞交卸两广总督篆，二十七日乘船启程，经香港、上海，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达湖北省城武昌，次日即接篆视事。自此，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九月晋京人参军机，除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十八年（1902年）二度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外，张之洞一直总督湖广。这在封疆大吏调动频仍的清代堪称罕见。之洞督鄂近二十年，正值五十二至七十岁之间，是成熟而又精力尚充沛的时段。他以湖北为舞台，倾其一生主要心力于此，确乎成就了一番事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适逢之洞七十大寿（虚岁），柯逊庵中丞赋诗为贺，之洞奉答二首，其一云：
不辞霜鬓与灰心，庙略坚强挽陆沉。
雄峻直辕通日月，困穷筚路启山林。
醯鸡久笑江神劣，精卫安知海水深。
方悟离乡庄舄老，劳歌已作楚人吟。①
张之洞以湖北为第二故乡，自命”楚人”，在江汉间筚路蓝缕，宵衣旰食，辛劳备至，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情状，用“精卫填海”相比拟实不谓过。
张之洞以洋务实绩垂名青史，今人念念不忘者，多在于此。而其洋务事业，抚晋不过萌其芽，督粤也只是小试其端，湖北才是收实功之地。经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也占据领先地位；新式学堂的创办、游学生的派遣、洋操洋械新军的组训，也居全国各省前列。就清末洋务事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而论，湖北驾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尘。湖北的崛起，固然与清廷的总体性部署并调动全国财力支持有关，但同张之洞的上下呼吁，左右罗掘，励精图治也大有干系。正因为如此，张之洞的影响一旦削弱以至消失，湖北的近代化事业便一度低落衰颓。这种过分依赖当政者个人作为的近代化模式，必然是“人存政兴”，“人亡政熄”。而这正是凭藉政权力量、铁腕人物自上而下推动起来的、社会经济原动力并未充分启动的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特点之一。张之洞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