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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传主张之洞（1837—1909）是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晚清社会的产儿，他又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个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侧面打上鲜明印记；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社会走过的曲折坎坷的路径。
本书传主辞世已久，人们却难以忘怀他的创榛辟莽的业绩和新旧杂糅的思维教训。时至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1893—1976）在论及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时还特别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①；学界泰斗陈寅恪（1890—1969）在三十年代则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②，足见今人或者不时感受到张氏的遗泽，或者难以摆脱这位“文襄公”的思想轨范。
将张之洞与曾国藩（1811—1872）并列为咸同以降对人们的思想和议论发生久远影响者，自有一番道理。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近世，涌现出竞相寻求“过渡之道”的众多风云人物，就清廷内部言之，探求过渡之道而又兼具政坛要角、学术重镇双重身份的，惟曾、张二位。以张之洞论，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包括斑驳陆离的政治实绩和古今交汇、中西并存的学术两大部类。品议政治家的张之洞，应当着重前者，兼顾后者；评析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必须详剖后者，而又不可脱离前者。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称作人生“三不朽”。张之洞是深识此中三昧的，他除力图建树功业外，还十分重视“立言”，终身亲治文书，不假手幕客，这与李鸿章等其他洋务大吏颇不相同。一部数百万言的《张文襄公全集》，多出自张氏本人手笔，这为研究张之洞的思想言行提供了系统的一手资料。然而，《张文襄公全集》这部书究竟应当怎样阅读？这里用得上孟子的名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①读书须知人，知人须论世，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通则；考察张之洞这位既由时势所造，又深刻影响时势的人物，尤其要以“知人论世”为人门之径。
张之洞的人生跨度，迈越咸、同、光、宣诸朝，这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败之世，而且也是中国数千年农业一宗法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这种“千古之奇变”的根由，除深植于中国国内诸多社会矛盾之外，还在于世界历史已经运行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中国人愿意与否，都无可避免地要卷入这种亘古未遇的“变局”之中。
自十六世纪开始，世界历史逐步从诸区域性文明各自生灭走向全球性文明一体化发展。推动这种历史性转折的是南欧和西欧竞相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所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远方异域的扩张力。以英吉利、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欧诸国，历经原始积累、产业革命、政治变革，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已获得较充分的发育，其海外殖民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更达到新的水平。继中东、南亚之后，地处远东的广土众民的中华帝国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经济渗透、军事侵略的重要对象，商品、鸦片、坚船利炮一并向其袭来，老大的清王朝几无招架之功，闭关锁国状态被强行打破。李鸿章（1823—1901）陈述中国历史上这种空前严峻的形势说：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中国历代诸中原王朝曾多次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人的军事威胁，然而，这些游牧人虽有强劲武功，其整个文明水平却大大低于中原农耕文明，因此，中原人可能被游牧人所征服，最终却通过自己的高势位文化反过来同化征服者。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降的格局却大异于以往，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优势已经丧失，诚如李鸿章满怀惊恐指出的，古老的中国历经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亿万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自成一体的中华文化无可回避地纳入全球近代文化的大潮中，经受前所未遇的磨难，自觉不自觉地进行重组和转型。这里所谓的“重组”，是指经过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华文化的固有格局发生解体，重新进行结构组合；所谓的“转型”，是指从中古时代自然经济的农耕文化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工业文化。本书传主正是在这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关口，以干练务实的朝廷大员和淹博深厚的学者的双重身份，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并随着变迁的时代改变着自身，又力图左右时代的更化方向，在“求变”与“守常”的矛盾过程中，完成其人生之旅，刻画出复杂多致的思想一实践轨迹。
张之洞生命的节律与中国近代历史大体共始终。他的一生，或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政治家，他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中成为“朝廷柱石”；而作为涉猎广泛、富于锋芒的思想家，张之洞的所思、所言往往新旧纷呈、中西并列，活现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曲折与艰难。
无论从历史条件或者个人作为来看，张之洞都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东方中古传统与“欧风美雨”所驱动的近代化潮流，在他头脑里相激相荡。他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承袭其“经世”、“变通”、“自强”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通过有限度的汲纳西学，革故鼎新；同时又深荷纲常名教的重负，以卫道者自居，不免抱残守缺之讥。这一切铸就了他复杂多面的性格，支配其在近代舞台上或顺乎时代潮流，或阻挡历史车轮的诸般表演。
张之洞作为历史过渡人物的典型意义，尤其在于他的思想与言行的发展轨迹与近代中国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或丝丝入扣，或有所错位的关系。张氏作为一员有作为的“能吏”，参与清廷同光间“御外”和”靖内”的各项主要活动，同西方列强、朝中各党、民众运动诸流派均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他又以通权达变者和“圣教”捍卫者的双重身份，投入近代中国的思想战线，既抨击守旧者的“不知通”，又讨伐求新者的”不知本”，然而他本人也未能寻觅到“因”与”革”，“常”与“变”的合理统一。因而一部张之洞传，在相当的意义上，显示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张之洞刚满三岁。这一场战争的时代意义，当然不是一个孩童所能理解，但它所造成的历史震动，渐次深入地作用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的各个层面，而这一切，又给予青年、壮年及老年张之洞以深刻影响，并制约了他的一生。
鸦片战争以石头城下一纸屈辱条约的签订而告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通过野蛮的暴力和无耻的鸦片贸易撬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严酷的现实危机感，逼迫着中国人在超越九州之内王朝更迭的广阔的时空坐标系中为国家、民族重新确定位置，寻求出路。林则徐（1785—1850）率先“开眼看世界”，林氏的朋友魏源（1794—1857）则较系统地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所以，中国人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①。不过，魏源所谓的“师夷长技”，主要局限于坚船利炮等器物文化层面，虽偶有赞扬西方社会制度的言词，却没有明确的仿效意向。总之，魏氏的“师夷”，还只是表达了一种先进士人的认知态度，社会并没有付诸实行，因而既未赢得热烈的响应，也未遇到激烈的反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
这一阶段，张之洞尚在青少年时朗。此间他生活于闭塞的贵州等地，林、魏辈的思想尚无影响可言，沿着科举之途勤奋跋涉，则是其心力所寄。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祸，也曾给青年张之洞的心头罩上阴影，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张之洞感愤时事，诗以纪之①。不过，此时他孜孜以求的，仍然是”明体而达用，化民而成俗”的“帝王之学”②。同治二年（1863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俗称“探花”）的张之洞的精神状况，同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士人一样，震怵于民族危机，却又找不到解救出路，仍在传统故道上踯躅徘徊。
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器物文化的先进性，得到逐渐增多的中国人的承认，魏源当年的“师夷”说，此时具体化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䜣（1833—1898）等人兴办“洋务”的实践。“师夷”口号一旦落实为行动，立刻招致社会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申，邪气因而弥炽”③的责难蜂起。张之洞并不是洋务先进，当李鸿章辈亟亟兴办江南制造总局，勤于“夷务”的六、七十年代，张之洞或为外省学政，或为京师清流。所受教养及个人经历，使他“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④。但执著于经世之志的张之洞又有别于“以不谈洋务为高”的一般“清流”同党，对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化事业很少进行实质性的批评，而且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由于张之洞素有励精图治的意气和长于权变的机智，当他走出京官清流圈子，踏上封疆大吏之途以后，目睹中外大势，参酌诸洋务先进的前例，迅速从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他八十年代初在山西巡抚任上发布的启示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②。这番话可视作他从京师清流一变而为洋务大员的标志。由晋抚移督两广，经历中法战争的教训，张之洞以更加切实的步骤实施洋务计划。
“效西法—图富强”以便”保中国”进而“保名教”③，成为张之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基本思路，这不仅意味着张氏个人随“天下大局一变”而与时俱进，而且报告了一种社会心理变迁的时代消息。
纵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虽然经受了被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一再战败的打击，却只承认“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而并未意识到固有的精神文明尚有改进的必要。从学术文化而论，此时中国士子的学问方向仍在传统故道中运行，其论著极少得见西学影响的痕迹。咸丰、同治、光绪间大儒陈澧（1810—1882）、俞樾（1821—1907）、黄以周（1828—1899）等人著作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与钱大昕（1728—1804）、王念孙（1744—1832）等乾嘉老辈并无二致；张之洞七十年代在四川学政任上所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除涉及个别西书外，其内容与言词均未越出传统学问的范围。这与其说表现了士子们对西学有意识的抵制，不如说是对西学的无视和淡漠。可见，截至中法战争前，中华文化的观念层面“古井无波”的状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然而，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以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开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心态文化也无可阻遏地涌进中国，如科学理论（生物进化论、血液循环学说）、民主思想（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政治制度（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社会风俗（有父子之平权、无男女之大防）、宗教信仰（原罪救赎、末日审判）等等纷纷传人，其强度则与日俱增。从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十年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明显变化，张之洞也在此间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并因“湖北新政”的实绩和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竭力主战而赢得“天下之望”。这十年应视作张之洞一生的黄金时段。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而且是败于素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瀛岛国，这给中华帝国这头“睡狮”以剧烈震撼，康有为泣血以诉：“瓜分豆剖，渐露机芽”；谭嗣同长歌当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以政治变法与思想启蒙为双重目的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从甲午到戊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自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所罕见的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