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谖煨纾�1898）初，夜以继日著作《劝学篇》，“日撰一首，率以灯下为之，黎明而就，次日复改，易稿至于六、七。”但时人又有黄绍箕、杨锐曾襄助张之洞写作《劝学篇》之说。黄绍箕（1854—1908）是张之洞挚友黄体芳之子、三兄张之渊的女婿，又是张之洞的门生，1898年授翰林院侍读学士，戊戌变法前后与张之洞接触频繁，《劝学篇》即由其进呈皇上。杨锐（1857—1898）是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的得意门生，以后长期追随张之洞，张设两湖书院，“以锐为史学分校，之洞关于学术文章，皆资取焉。”①1898年张之洞荐杨应经济特科，又以陈宝箴荐，杨充军机章京，参与新政，继续与张之洞保持密切联系，“张爱其谨密，甚相亲信”②，“张于京师消息，一切借君（指杨锐——引者），有所考查，皆托于君。”③杨锐在京期间（也即张在武昌著《劝学篇》前后），每日必以一二密札驰递张之洞，宫闱密事、朝政动态，官吏黜吵，无不一一详告。故称黄绍箕、杨锐曾参与《劝学篇》写作过程，诚有可能，然未获直接证据。
《广雅堂诗集》（四卷），纪钜维编校，光绪间顺德龙凤镳刊刻。卷一收《连珠诗》等三十题，卷二收《海水》等三十四题，卷三收《过华山》等五十二题，卷四收《咏史》等四十题。
张之洞作古以后，编辑其遗作出文集者颇多。最先问世的是宣统二年（1910）刊印的《张文襄公诗集》，端方作序，卷一收古今体诗一百三十首，卷二收古今体诗一百零四首，卷三收古今体诗八十九首，卷四收古今体诗一百六十九首，词一阕。
张之洞亲属南皮张氏刻印《广雅堂四种》（十五卷）。
其中《广雅堂散体文》（二卷）《附录》（一卷），民国七年（1918）刊本；《广雅堂骈体文》（二卷）《补遗》（一卷），民国十年（1921）刊本；《广雅杂著》（四卷），为早年潜研经学时所缀辑，民国十一年（1922）刊本；《广雅堂论金石札》（五卷），为晚年治金石学之作，民国十一年刊本。
张之洞的十三子张仁蠡辑印《先文襄公传家遗墨》，收张之洞与家人偶书小幅十九纸。后北平琉璃厂荣宝斋、北平琉璃厂清秘阁、通县鼓楼新生工艺社以“专己守残斋”名义将此印行，名曰《张文襄公传家遗墨》，湖北省图书馆有藏。
由张之洞门人或学者所编各类集子，有民国七年（1918）刊印的许同莘编《张文襄公电稿》（三十二册，六十六卷），陈宝琛题签，辑录张之洞自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至光绪三十三年（1906）八月的电稿及对方电稿约五千余件。仅此一端，足见张氏政事之勤。
民国九年（1920）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函稿》（二册），卷一，十九首；卷二，二十九首；卷三，三十九首；卷四，二十六首；卷五，三十八首；卷六，十八首；续编，三十一首。共二百封信函。同年，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公牍稿》（十五册），陈宝琛题签，汇集张之洞光绪八年（1882）二月迄光绪三十三年（1906）八月的咨札、批读、谕示。同年，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奏稿）（二十六册，五十卷），陈宝琛题签。收录张之洞自光绪五年（1879）四月至宣统元年（1909）八月的奏折共六百十九篇，《附录》（四卷）七十八篇。
（张文襄公论书语），赵尊狱辑，全书仅八页，收张之洞答张佩纶书若干则，均论书法及时文。
旁搜远绍张之洞各类著作的集成性文本，有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民国八年至十年（1919—1921）出版；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1920年出版，1928年再版，台北1963年重印。中国书店1990年10日海王邨古籍丛刊以文华斋本为底本缩印《张文襄公全集》。
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书》，奏议五十卷，公牍二十八卷，电牍六十六卷，书札六卷，骈体文二卷，散体文二卷，杂著四卷，金石文四卷，共一百六十二卷，为张氏全集奠定了基础。
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是目前行世的较完备的张之洞文集，奏议七十二卷，自光绪五年四月初十日《遵旨妥议折》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谢赏加太子保衔并用此缰折》，共七百三十三件；电奏十三卷，自光绪十年闰五月三十日《致总署》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致军机处》，共四百二十九件；公牍三十六卷，自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札藩司通饬永远裁禁陋规》至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手谕停止兴修示》，共八百八十一件；电牍八十卷，自光绪十年六月初七日《致总署》至宣统元年六月二十日《致武昌高等学台存古学堂纪监督》，共六千件（含对方电牍）；劝学篇二卷；輶轩语二卷；书目答问四卷；读经札记二卷；古文二卷，收古文十八篇，附录二篇，存目阙文三篇；骈文二卷，收骈文二十一篇，存目阙文四篇；诗集四卷，收诗四百六十一首；弟子记①一卷，一百二十条；书札八卷，三百二十七件；家书一卷，十三件。全集二百二十九卷，另有卷首上、下，辑关于张之洞丧事的上谕、谕祭文、谕葬碑文、奏折、墓志铭，以及《清史稿·张之洞列传》、《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等。
湖北人民出版社目前正以1928年北平文华斋《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广为辑佚张之洞未刊奏折、试卷、书札、诗文、联语、著作、手迹、图片等，并收录“抄本张之洞督楚公牍”等件，编辑整理《张之洞全集》，分奏议（含文华斋本奏议七十二卷、电奏十三卷及未刊奏议），公牍（含文华斋本公牍三十六卷、电牍八十卷及张之洞督楚公牍、辑佚公牍），书信（含文华斋本书札八卷、家书一卷及辑佚），论著（劝学篇、輶轩语、书目答问、读经札记、古文二卷及辑佚，骈文二卷及辑佚、诗集四卷及辑佚、弟子记），手迹（含书法、题字，多为辑佚）。该全集预计1995年出齐。
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曾倡“劝刻书说”，以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近人刊刻、辑佚张氏文集，正是此类传先启后、利济积善之盛事，也足见张氏遗文映现着一个时代的影象而为后人所珍视。
①《书目答问补正》第3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书目答问补正》第2页。
①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55页，中华书局1960年12月版。
②③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杨锐传》。
①《抱冰堂弟子记》，以张之洞弟子名义撰，实为张氏自述。
●思想篇——开新兴卫道二重变奏 第一章 儒臣能吏——张之洞的政治风格
张之洞素以“懦臣”著称。有人曾问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辜回答道：
“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①张之洞本人，也向以“儒臣”自居。他对此多有解说：“所谓儒者，宗法圣贤，博通古今，以之为吏，谁曰不宜？”①“弟儒家者流”②，“余性鲁钝，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学术惟舆（与）儒近。儒之为道也，平实而绌于势，恳至而后于机，用中而无独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而无权，……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③之洞不仅以儒道为自己行事宗旨，而且希望儿孙辈也以此安身立命。他以二十字叙子孙辈行，曰：“仁厚遵家法，忠良报国恩。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④如果说依循儒家重教化、兴仁政、尚中庸之传统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突出一面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张之洞又是中国官僚政治养育出来的“经世致用”的”能吏”，他于晚清国势衰微、官风疲沓、各种政治力量盘根错节的波谲云诡之中，由学政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最后人参军机，位极人臣，不仅官运亨达，耀人眼目，而且确实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给一片暗淡的晚清政局，增添了些许亮色。正因为如此，不仅慈禧太后屡屡对他格外青睐，而且日本明治维新的枢要人物伊藤博文来华，也于总理衙门内声言：“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⑤集“儒臣”与“能吏”于一身，是张之洞政治风格的显著特征。
《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②《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亭。
③《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傅鲁堂诗集序。
④许编《年谱》卷一。
⑤许编《年谱》卷七。
第一节“任人者治，任法者乱”
“儒臣”的精要处，在于奉儒教为施政圭臬。张之洞便是儒家“仁政一人治”学说的力行者。
懦家政治学说以“仁政”为标帜。“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①所谓“仁政”，不过是统治者出于完善自身德性而施之于民众的一种蕴含仁爱的开明政治，反转过来，它又可以巩固统治者自身的地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孟子更将仁政的君王本位内涵阐述尽致，他把王者的“施”与“不施”作为“仁政”成立与否的关键：
“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守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③所以，以懦学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又可以“人治”二字加以概括。明君贤相秉政则神州安宁，海晏河清；昏君佞臣当道则天下离乱，民不聊生。从“人治”着眼，儒家政治学说认为治国安邦的首务不在法家所主张的“宣法明制”。而在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①。如果统治者能做到这一点，“其身正，不令而行”，否则，“其身不正。虽令不从”②。
先秦时期，儒家的“人治”学说与法家的“法治”学说曾进行过热烈的论战。儒学重要传人荀子并不否认法的作用，但他以为法的实际效果完全取决于立法、执法者品行、才识之忧劣，故而“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则法虽省，足以遍矣；无君子则法虽具，失先后之施，不能应事之变，足以乱矣。”③秦统一中国，秦始皇严刑峻法，将法家学说阴惨刻毒的一面发展到极端，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经过短暂的“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之后，从武帝开始，儒学独尊地位渐次形成。从此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干，而“人治”政治思想，也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的圭臬。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对于治国之才的道德、学识要求，选拔途径、标准以及“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多有精辟论述。
东汉思想家荀悦总结出“任贤除十难”，揭示妨害仁政人治的各种表现：
惟恤十难以任贤能：一日不知；二日不进；三日不任；四曰不终；五日以小怨弃大德；六日以小过黜大功：七日以小失掩大美；八日以讦奸伤忠正；九日以邪说乱正度：十日以谗嫉废贤能。是谓十难。十难不除，则贤臣不用；用臣不贤，则国非其国也。唐太宗李世民则正面肯定了“得人”（得有德有学之人）是为政的要领所在：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宋代名臣包拯强调了“用人”的重要，以及“用人之道”的要旨：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进用，则必有成效。③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提出选拔人才不应限于科举，而应多方罗掘：
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则取士之方，不恃诸生之一途而已也。夫取士以佐人主理国家，而仅出于一涂，未有不弊者也。①张之洞对于儒学“人治”学说笃信不疑，并大体汲纳了上述思想的精神，且加以力行。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二十六岁的张之洞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