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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说笃信不疑，并大体汲纳了上述思想的精神，且加以力行。同治二年（1863年）四月，二十六岁的张之洞以复试一等第一名参加殿试。就在这决定科场命运的关键时刻，他直抒胸臆，在殿试对策中指陈时政之弊，并依据儒家“人治”思想，作出“任人者治，任法者乱”的理论论证。他批评“今日人材之乏，资格太拘、科目太隘致之也”，建议“多其途，优其用，严其限，重其不举之罚”，以利人才”奋迅鳞集京师”，然后，“陛下欲综核名实，则何不试其言之效不效，以为用不用之权衡哉”。其论与顾炎武异曲同工。
关于“任人”与“任法”的优劣，张之洞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先王用刑，临事酌断，不豫设详细条目’。其理由是。“若纤悉毕载刑书，布之民间，则奸民必有挺身扦法、避就、告讦诸弊，蠹吏亦有舞文鬻狱之弊。”正因为如此，“晋铸刑鼎，仲尼非之”，“而赵鞅荀寅弃被庐之法，铸范宣之刑书，则失中又失矣。”他总结道：
随时酌断，岂得无弊，但任人之弊，弊在宫；任法之弊，弊在吏。任人之弊在国家，任法之弊在奸民，两害相形取其轻，不如任人也。②立足于“人治”优于“法治”，“任人”优于“任法”的基本认识，张之洞宦海一生，不论为学政，任督抚，放外任，作京官，自始至终注意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任用，他把这称为“治术以培植人才为本，经济以通达时务为先”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远之良轨也。”②惜才、“得人”，更成为他奏议、电牍、公文、信札中出现频率极高的语汇。
张之洞认为，“筹饷事理，尤在度支得人”。③“今为之计，惟有大举储粮平祟一策”，“要之此事，止在得人”④。两广总督任上，为开发海南，之洞强调，“必破格而后可言得人，必得人而后可言辟土”⑤。在各类奏稿中，张之洞一再申述“得人”的重要：“边防实效全在得人”，“得其人则皆胜算也，不得其人则尽空文也。”⑥“各属兴办学堂，全赖师范得人，课程方能合度，管理才能得宜。”⑦总之，“凡百政事，皆须得人。”⑧张之洞还总结出“得人之道”有七：
一日至诚。责大臣以荐举，不荐不止。广条目以求才，不得不休；二日秉公。务采物望，务拔幽滞，黜尸素，禁滥芋。不以喜怒为爱憎，不以异同为去取；三日虚心。不患下无才，但患上不求。朝廷以枢臣为耳目，枢臣当以公论为耳目。宜储之于夹袋，不可取办于临时；四日破格。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才不拘文武，艰钜之任不限疏戚；五日器使。足食足兵，量能授任，南船北马，各用所长。即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遣；六日节取。边才每多偏駮，健将每涉不羁。不以一眚掩大德，不以二弃干城，或取其技能。或采其议论；七日造就。有边事始有边才，颇牧卫霍，非本天生，皆有习练。疆圉孔棘之秋，正磨厉人才之具。①根据不同需要，不拘一格地及时延访、选拔、推荐人才，是张之洞的一贯作法。
同治年间，他先后出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川学政。在选拔科举人才时，他“所录专看根祗性情才识，不拘于文字格式，其不合场规文律而取录者极多”②。“平日衡文不举一格，凡有一艺之长，无不甄录，而尤注重于经史根抵之学。”③近代史上颇著声名的袁昶、许景澄、孙诒让、杨锐、宋育仁等，均为之洞所提携登进。
抚晋期间，为改变“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的闭塞局面，他亲撰《延防洋务人才启》，“分咨各省”，“延访习知西事，通达体用诸人，……但有涉于洋务，一律广募，或则众美兼备，或则一艺名家，果肯闻风而来，无不量材委用。”①光绪八年（1882年）四月，他上《胪举贤才折》，荐举京秩十四人，外官二十九人，八旗大臣六人，武职十人。一次荐举五十九人之众，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之举，“疏人，枢垣惊诧”②。另外，他还极力促成隐居故里的理财行家阎敬铭复职，出任户部尚书，以堪国用。总督两广，他于中法战争的胜负关键之机，慧眼识才，毅然启用已近古稀之年的老将冯子材，又多方回护抗法众将、“且有治众之才”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了重要的人事条件。另外，他“密陈于荫霖才堪大用”，“为粤省第一贤员”③；请调“清操卓绝，才力强毅而又能权宜因应”的山西按察使河东道黄照临来粤差委；挽留“端法公明，刚柔得中，专务力行，周悉民隐”的广州知府萧韶；特别是奏请将“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的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补用，都可谓知人善任的例证。
移节两湖及暂署两江期间，之洞更是广为延揽各方名士；“以广大风雅之度，尽量招纳，以书院学堂为收容之根据，以诗文讲学为名流之冠冕。其时有罢误失意之朝士，在两广则延揽朱一新等，在两湖延揽吴兆泰、梁鼎芬、蒯光典等。又有告假出京之朝土在两湖，如周树模、周锡恩、屠寄、杨锐、郑孝胥、黄绍箕、沈曾植、曹光弼、杨承禧等。”①学通中西的“怪才”辜鸿铭（1856—1928），也被张之洞聘为幕僚，协办外交，“粤鄂相随二十余年”②。辜鸿铭十四岁即赴欧游学，十一年间辗转英、法诸国，学习文学、法学、政治学、哲学，精通英、法、德、希腊、拉丁等九种语言，获十三个博士头衔。可惜汉文却十分生疏。他本人回忆道：
我在张公幕府中，遍请那些翰林、进士老先生们教我汉文。他们的回答都是这一句话：“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我没有办法，购买了一本官话指南。那本书是日本人写的，书中搜集了中国官话，译成英文。我便把那本书作为汉文读本。苦恼的是不会查中国字典，遇到生字，还是没办法。事为张制军所知，他对我说：“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下者，吾未尝无海也。’他们不是不肯教你，是因为你无礼貌。师道严肃，未可唐突。”……从第二天起，张制军便亲自教我读《论语》，查字典。③张之洞于两湖任内大办洋务，盛极一时，对于洋务人才，更是予以格外优礼。他奏调近代著名科学家徐建寅（1845—1901）督办保安火药局。徐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以身殉职，张之洞痛惜“失此臂助，更惜中国少此人才”，请“敕部照军营阵亡之例，从优议”。①他还建议委任程仪洛、潘学祖二人共同主持上海制造局，并向同僚担保，“两人相济，各尽其长，如此而沪局仍无实际起色，则鄙人甘受妄言之咎可也。”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张之洞向朝廷推荐使才，列名者有外交家黄遵宪、钱恂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十二月，他两次保荐经济特科人才，列名者有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教育家姚晋圻、考古及文字学家罗振玉、地理学家邹代钧、经学家孙诒让等。在张之洞屡次保荐人才的奏折中，推举者还有伍廷芳、缪荃孙、汤寿潜、劳乃宣、徐世昌等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张之洞对于青年俊杰，尤其奖掖有加，寄予厚望。他督学四川，将高才生杨锐、范溶、毛席丰“召之从行读书，亲与讲论，使研经学”③。后来，杨锐因参与维新变法，身陷囹圄，之洞极力营救，终未得免，为之痛惜不己。对于才华出众，英年早逝的鄂籍经义治事学舍学生贺人驹、陈作辅、付廷浩、范昌棣，之洞感念怆怀，不能己己，乃合光禄王君咏工部八哀七歌之体，作‘四生哀’以存其名”④。张之洞爱才心切，思贤若渴，对于那些确有才能的青年学生，即使其政见与己不合，甚至有的还参加革命派组织，他也往往加以回护。“田吴炤、卢静远、吴禄贞诸人游学日本，初闻其议论激烈，商之日本，欲除学籍。及毕业归国，乃深器之，吴炤以经济特科荐，静远置诸幕下，禄贞且骎骎大用”①。吴禄贞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参加湖北新军，次年进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张之洞选派学堂的二十名高材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吴为其中之一。他在日本加入兴中会，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国，领导自立军在安徽大通的起义，失败后复去日本留学。张之洞知道这一切。并没有严加追究，反而于吴学成归国后，委任为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总教习等重要职务。后又推荐他担任陆军部练兵处骑兵监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吴禄贞出任延吉边务邦办，力证延吉自古为中国领土，挫败日本侵吞阴谋。其时朝中有人对吴禄贞恶意中伤，张之洞“实调护之。己酉（1909年—引者注）春，相见于都门，与南皮痛言时政，皆唏嘘不置。南皮曰：二三子皆雄才，幸少敛锋锷。”②张之洞信“人治”，重“得人”，一生中确实擢拔、任用了不少优秀人才，但也有看错人，用错人的时候。前面提到他于山西巡抚任内一次荐举五十九人，赫然名列榜首者，是他深引以为同道的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之洞称张佩纶“内政外事皆所优为，论其志节才略，实为当代人才第一”③。但正是这个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麻痹轻敌于前，临阵脱逃于后，空言误国，致使马江惨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张佩纶原与李鸿章形同水火。马江一役得咎，革职充军，期满返京，无所归依，竟投附李鸿章门下为其幕僚，还人赘做了李的女婿。不惟志大才疏，而且气节人品，亦为世所诟。又如周锡恩，湖北罗田人，“之洞督鄂学所赏拔，为得意门生”。后点翰林。之洞重其才，“游宴必延锡恩为上客。”之洞五十五岁寿辰，周锡思撰文寿之洞，“典丽矞皇，渊渊乎汉魏寓骈于散之至文也”。之洞大为激赏，“名辈来，之洞必引观此屏。”后经机要文案赵凤昌看出此寿文竟大半抄袭龚自珍所作《阮元年谱》序，之洞核实，默然长吁曰：“周伯晋（锡恩字伯晋——引者注）欺我不读书，我广为延誉，使天下学人同观此文者，皆讥我不读书，伯晋负我矣，文人无行奈何，非赵竹君（凤昌字竹君——引者注），尚在五里雾中。”①自是日与周远，几至不见。
张之洞虽然终生注重“得人之道”，并为此多耗心力，然而他做封疆大吏、做中枢要员，其幕府、其麾下却并未聚集多少人才，除办交涉的辜鸿铭、主经济的蔡锡勇尚可称道外，余皆默默无闻，若与曾国藩幕府、麾下人才济济相比，则大见逊色。究其缘故，主要并不能归之于张之洞个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曾国藩属下人才之盛，张之洞却属下乏人，正表现了从咸丰、同治到光绪、宣统间，清王朝的国势及其对士人的吸引力，都在向下迅速滑落。曾国藩尚能聚集当日士大夫中的英才，武将如彭玉麟（1816—1890）、李续宾（1818—1858）、曾国荃（1824—1890）、刘长佑（1818—1887）、刘坤一（1830—1902），文士如郭嵩焘（1818—1891）、容闳（1828—1912）、薛福成（1838—1894）、徐寿（1818—18s4）、华衡芳（1833—1902）等等，皆一时之选，有的堪称历史人物。曾幕多才，是“同治中兴”的一种表征，说明其时汉族疆吏对士子精英尚有凝聚力；张幕乏人，不能招徕一时俊杰，这并非张氏缺乏魅力，也并非张氏无识人之明，乃是光、宣之际，知识界精英己别有追求，不愿受朝臣羁勒。以张之洞的眼力，何尝不识天下英雄，但天下英雄却纷纷与他分道扬镳，张之洞也莫奈其何。例如，张之洞曾企图将梁启超、章太炎、容闳、黄遵宪等一代人杰引人幕中，但与这些人一经接触，或彼此政见相左，或相互意气不投，主客间顿失和谐，甚至反目成仇。即使进入张幕之人，也并非对他依顺，而是各怀抱负，张之洞晚年曾感叹道：“所用之人皆非心悦诚服之人”①，诚可浩叹！
就追求“得人之道”的执著论，张之洞决不亚于曾国藩，而“得人”的实际情形却有天壤之别，这岂止是张氏个人的悲剧，它其实是报告了一种时代的消息：清朝未年朝廷已尽失人心，英杰离散。这应验了龚自珍早在嘉道之际所说的：清朝已进入“无才之世”。这里所谓“无才”，并非天下无才，而是朝廷无才——“京师”（指清王朝）失人，“山中”（指反判朝廷的民间）得人；“京师”如”鼠壤”，一触即溃，“山中”则“壁垒坚矣”；“京师”“寡助失亲”，“山中之民”则“一啸百吟”，“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②。如果说，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