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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②《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忌墨守高头讲章。
③《全集》，《輶轩语》一，语学第二，宋学书宜读《近思录》。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为学忌分门户。
③《全集》，卷二百十一，读经札记二，汪拔贡述学，案语。
①《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②《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①《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子为通经，读子宜求训诂看注。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第三节“经世”、“务实”学风
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因其所矣。”①张之洞的学风，亦大受时代熏染，以经世、务实力其特色。
孔儒之学素有“经世”传统。经世，即治世。孔子一生栖栖皇皇，为的是按照周礼的模式匡救时弊，以成大治。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均服从于这一终极目的。“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②从根本上看，孔子并非深研宇宙本体的哲人，也非亟亟于名物训诂的学者，而是全身心地考察伦理一政治问题，修己以治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广为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也不是为了培养徒托空论、不切实际的学究冬烘，而是为了造就经邦治国的栋梁之材。他明确告诫弟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③儒学“经世”，又以“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为其完美体现。“内圣”，是讲求主观伦理道德修养。在此基础上，达礼治，行仁政，以求天下大同，这便是“外王”。在孔子那里，“内圣”与“外王”本浑然一体。其后孟轲侧重于“内圣”之学，荀况侧重于”外王”之学，儒学“经世”走向，遂生歧义。
汉代以后，儒学取得学坛正宗地位，其“经世”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正是儒学“经世”传统及其社会实践的生动概括。
宋、元、明三代，正宗儒学以“理学”形态行世。理学家讲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大谈道、无极、太极、阴阳、五行、性命、善恶、诚、德、仁义礼智信、鬼神、死生、无为、无欲等等。由于“子不语怪、力、乱、神”①，孔子高足子贡所“不可得而闻”的有关“性与天道”的高深哲理，成为理学家们全力探究的中心问题。理学极大地发展了思盂学派的“内圣”之学，使之哲理化、精微化，理论形态臻于烂熟。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理学将学术重心转入对人心、人性、人欲的主观世界的探究，使儒学由孔、盂时代的伦理一政治学演变成道德哲学，从而严重削弱了原始儒学“内圣”落实于“外王”的“经世”功能，正如梁启超所论：
道学派别虽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点，是想把儒家言建设在形而上学——即玄学的基础之上。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输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卫，一半由时代人心的要求，总觉得把孔门学说找补些玄学的作料才能满足。于是从“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礼记》里头抬出《大学》、《中庸》两篇出来，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经》作为根据，来和印度思想对抗。“道学”最主要的精神，实在于此。所以在“道学”总旗帜底下，虽然有吕伯恭、朱晦庵、陈龙川各派，不专以谈玄为主，然而大势所趋，总是倾向到明心见性一路，结果自然要像陆子静、王阳明的讲法，才能彻底的成一片段。①宋学以陆（九渊）、王（守仁）心学为其终结，正是这种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绝好表征。明亡于清，士人于学术方面查寻祸根，自然归罪于宋明之学的空疏玄妄。清初学者李塨（1659—1733）指斥道学先生：
高者谈性天，撰语录，卑者疲精死神于举业，不惟圣道之礼乐兵农不务，即当世之刑名钱谷，亦懵然罔识，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学。……中国嚼笔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马厉兵之一日，卒之盗贼烽起，大命遂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传之天下授之塞外。
早于李塨的顾炎武亦尖锐抨击宋明儒“清谈孔孟”：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未。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日一贯，日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股肱情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
以此为契机，清儒拨其乱而反之正，于学术上倡导“经世”、“务实”，开出一代新风。有清一朝，执学界牛耳的人物，无论是宗古文经学的的顾炎武、惠栋、戴震，还是宗今文经学的庄存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虽然其学术门户壁立，但于“经世致用”宗旨方面，却息息相通。儒学的“内圣”与“外王”两翼，经过千余年的分道扬镳，至清重归合流。顾炎武于此论道：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程晋芳亦说：
夫古人为学者以治其身心而从应天下国家之事，故处则为大儒，出则为大臣，未有剖事与心为二，剖学与行为二者也。
张之洞本宗孔儒，又生当“经世”、“务实”之风笼罩学坛之晚清，故“通经致用”被其视作圭臬。他曾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②通经当用韩愈“提要钩元之法”，务以“切用”为“要指”③。“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比喻道：
书尤谷也，种获春揄，炊之成饭，住以庶羞，食之而饱，肌肤充悦，筋骸强固，此谷之效也。若终岁勤动，仆仆田间，劳劳爨下，并不一尝其味，莳谷何为。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浅者为科举，博洽者著述，取名耳，与己元舆也，于世无舆也，亦犹之获而弗食，食而弗肥也。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讲求，无论才识长短，筮仕登朝，大小必有实用。《易》大畜之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多识，畜德，事本相因。若读书者既不明理，又复无用，则不劳读书矣。④张之洞鄙薄那些“不知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
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宋范文正、明孙文正，并皆身为诸生，志在天下。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抵。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势，方为切实经济。盖不读书者为俗吏；见近不见远，不知时务者为陋儒。可言不可行，即有大言正论，皆蹈唐吏所讥高而不切之病。
为纠此之弊，张之洞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他解释道：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唐人崇上词章，多撰璅碎虚诞无理之书。宋人笔墨繁冗，公私文字多以空论衍成长篇，著书亦然。明人好作应酬文字，喜谈赏鉴清供，又好蓝本陈编，改换敷衍，便成著作，以故累车连屋，眩人耳目，耗人精神，不能专意要籍。唐以后书，除史部各有所用外，其余陈陈相因之经注，无关要道之谱录，庸猥应酬之诗文集，皆宜屏绝廓清，庶几得有日力，以读有用之书耳。
之洞认为，“孔孟之时，经籍无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也。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②为避免士子于浩如烟海的典籍面前茫然无措，虚掷年华，之洞又提出研习各类学问的“易简”、“切用”之策：
一、经学贵通大义。切于治身心治天下者谓之大义。凡大义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险怪者乃异端，非大义也。《易》之大义，阴阳消长；《书》之大义，知人安民；《诗》之大义，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春秋》大义，明王道，诛乱贼；《礼》之大义，亲亲，尊尊，贤贤；《周礼》大义，治国治官治民三事相维。
一、史学考治乱典制。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
一、诸子知取舍。可以证发经义者，及别出新理而不悖经义者取之，显悖孔孟者弃之。
一、理学看学案。惟读学案可以兼考学行，甄综流派。
一、词章读有实事者。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其他姑置不读。
一、政治书读近今者。政治以本朝为要，百年以内政事，五十年以内奏议，尤为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考地理必有图，以今图为主，古图备考。此为中学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诸国，亦须知其方域广狭，程途远近，都会海口，寒暖险易，贫富强弱。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国，其余可缓。
一、算学各随所习之事学之。一切格致制造，莫不有算，各视所业何学即习何学之算，取足应用而止。如是则得实用而有涯涘。
一、小学但通大旨大例。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大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源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倡有抵牾，则缺之不论。①综上所述，张之洞对林林总总的各门学术有一个毫不含糊的取舍标准，这便是是否“切用”、“实用”。这里所谓的“用”，便是传统的经世致用之“用”。“取足应用而止”，是张之洞提倡学术的边界线，超越了经世致用界线的学问，则当“止”。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泰西哲学被视作“不经之论”遭到排斥，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被视作”不急之务”受到冷落。西方技术知识，因切实用，则备受青睐，然而因其与哲学基础、理论科学相割裂，并不能完整、深刻地被急于求成者所掌握。张之洞的这种以“切用”为旨趣的学术路线，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用理性的典型表现。
从农业一宗法社会生发出来的实用观念，是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得以生成的思想根源，在近代则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提供了接纳新知（符合“经世致用”需要的新知）的可能，近代中国人正是在“经世实学”的旗帜下接受两洋技艺并迸而创立新学的；另一方面，又局限着新文化全方位的发展。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若干重要成就，凡属突破经世致用轨范的，便遇到强劲阻力。张之洞在这两个方面都发挥了引人注目的作用。
张之洞并非专门的学问家，而是有学养并且终生关切学术的政治活动家。大凡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往往喜作纵横谈，天文地理、古往今来无所不论。张之洞正是此类论者。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当然是他研讨的范围，因本书另辟专章，此不赘述；仅就较纯粹的学术而言，张之洞论及的方面就相当广阔，经史、诗文、词章、训诂、版本、目录诸多领域均有涉猎。就论学的范围之广而言，张之洞颇类似梁启超。这位以淹博著称的粱任公的可爱处之一，便是勇于解剖自己，他曾说：“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①张之洞虽然未能象梁启超那样坦率承认，而实际上，他论学也有“入焉而不深”的芜杂之弊，但其可取之处，则在务求平实，切济时用。
对于文学，张之洞在“文”与”质”的关系问题上，偏重于“质”。他认为，“文学之道，先贵诚笃。”之洞厌恶文风轻浮者，他批评“世有聪明浮薄之人，能作浅薄诗数首，略记僻冷书数语，便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