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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郑观应：《盛世危言》。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②《张文襄公牍稿》卷三。
③《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与张幼樵。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张文襄幕府纪闻·权》。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吁请修备储才折》。
②《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①《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②《龚自珍全集》第513页。
③《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①《全集》，卷二百十三，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②《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上。
③《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连珠诗之十三。
第二节“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
洋务派代表了晚清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不甘沉沦，力图振刷的意愿和势力。与极端保守的顽固派相比，其文化观具有明显的“开新”特色，而这种“开新”的内容，就在于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科技、学术乃至于某些设施。
国藩据实承认“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①，提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则渐失其所恃”②。他忻慕“西人学求实济，无论力士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③“今中国欲仿其意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似宜亟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肄业，实力讲求。”④左宗棠赞誉泰西学术“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⑤，提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①李鸿章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②“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徐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仿开此一途？”③与曾、左、李等人相比，张之洞的文化”开新”，又有若干进展。
同诸洋务先进一样，张之洞在阐明采纳西学的迫切性时，也是着眼于新的世界大势。他在《劝学篇》中极言封闭守旧是自招灭亡，“沧海横流，外侮洊至，不讲新学则势不行”④。“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的然可据者哉！”⑤在这里，张之洞以是否“有益于中国”、是否有损于“圣教”，作为取舍西政西学的标准，意在说服守旧者打消畛域之见。
较之诸洋务先进，张之洞讲求西学有拓宽领域之势。曾、左、李辈对西学主要注意于技艺层面，而张之洞则主张，不仅要汲纳西方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方式，而且应当随之采用若干“西政”，这便是他所谓的“政艺兼学”。当然，张氏所要采纳的“西政”，非指西方近代的民主政治，而是指与近代工业社会相关的各项社会设施。张之洞对“西政”和“西艺”有一个明确界定：“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①在二十余年的“洋务”建设中，张之洞身体力行这种“政艺兼学”的方针，而系统的文字阐述，则见之《劝学篇·外篇》。在这半部书中，张之洞以改革传统教育为中心，全面列举其“开风气”的文化主张：
益智第一。“智以救亡，学以益智。”求智之法，“一日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虚骄，妄之门也，侥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为牛马土芥而已矣。”
游学第二。“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国，尤以日本为宜，“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设学第三。广开学堂，引导学生“新旧兼学”，“政艺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学制第四。介绍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吾将以为学式。”
广译第五。“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文，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从功近而效速着眼，“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阅报第六。外国报馆林立，“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
变法第七。“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损益之道，与时偕行。”明确提出法制、器械、工艺，皆当变通成法，仿效两人。斥责反对变法者力“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苛求之谈士”。又特别强调指出，“近年仿行西法而无效者”。原因在“先后失序”，而非西法本身之病。
变科举第八。科举制度“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经济，并所谓时文之法度文笔而俱亡之。”故宜“存其大体而斟酌修改之”，拟三场分试之法，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
农工商学第九。批评文人儒士鄙薄农工商学的传统观念，“荀卿称儒效，而谓儒不能知农工商之所知，此未世科目章句之儒耳，乌睹所谓效哉！”“不讲农工商学，则中国地虽广，民虽众，终无解于土满人满之讥矣。”应派员出洋考察，学习西方农艺工技及经商要诀，“工为体，商为用”，“商为主，工为使”，“二者相益，如环无端”。
兵学第十。“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中国兵学，素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西人兵学，惟阴阳不用，余皆兼之。枪炮、雷电、铁路、炮台、濠垒、桥道，技巧也。地图、测算，形势也。至攻守谋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艺多，条理繁细，故权谋一端，亦较中法为密。”因此兵学必取西人之长，方为“强国之由”。
矿学第十一。矿学“兼地学、化学、工程学三者而有之，其利甚溥而其事甚难。”“大抵西法诸事，皆以先学艺后举事为要义。”“学矿师而后开矿，其始似迟，其后转速，其费亦必省。”可派员出洋学习，亦可募西人来华办矿，“矿成获利以后，我之学生及委员工匠，皆己学成，此借矿山为矿学堂之法也。”
铁路第十二。“西法富强，尤很于此。”广筑铁路，不仅可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旷，民不劳，时不失”，而且可开风气，“凡从前一切颓惰之习，自然振起，迂谬耳食之论，自然消释泯绝而不作。”
会通第十三。中学“圣经之奥义”，皆可“通西法之要指。””然谓圣经皆已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则非。”批评一概排斥西法者为”自塞”，以西法皆为中学所已有者为“自欺”，以为中西之学无别者为“自扰”。“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故对于西学，“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亦应为之。
非弭兵第十四。“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要想立国于世，国际公法不足为恃，惟有富国强兵，方可立于不败之地。故“苟欲弭兵，莫如练兵。”
非攻教第十五。对于传入中国的西方宗教，不应“无故而诟击之”。“要在修政，不在争教”。“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求。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则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张之洞以前的洋务大吏以及改良派思想家，对于学习西方文化，多有论述，但在着意突出文化”开新”的意义，全面系统地阐述其内容、要点方面，张氏《劝学篇》实为集大成之作。
进入二十世纪，当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以后，张之洞又进一步强调，”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他在致鹿传麟的电报中说：
去腊变法谕旨（指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以慈禧和光绪名义颁布的“变法诏”——引注），海内欢欣鼓舞，咸谓中国从此有不亡之望矣。人心所以鼓舞者，以谕旨中有采西法补中法及浑化中外之见之语也，并非因整顿除弊居上宽临下简必信必果等语也。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明确提出，若不广采西法，“变法”则文不对题。在致袁世凯、刘坤一的电报中，之洞进而指出：
“今日人材风气，暗多明少，情多勇少，私多公少。若变新法不仿西人，不惟精意全失，恐皮毛亦不能似矣。”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初四日。张之洞上《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申言“整顿中法者所以为治之具也，采用两法者所以为富强之谋也。”提出崇节俭、破常格，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去差役、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等十二条整顿中法措施。次日，再上《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内称：
今环球各国日新月盛，……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罗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美洲则来之欧洲，东洋复采之西洋，比如药有经验之方剂，路有熟游之图径，正可相我病症以为服药之重轻，度我筋力以为行程之迟速，盖无有便于此者。
张之洞所提出的采用西法十一条为：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交涉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其基本内容类似《劝学篇·外篇》，所不同者，《劝学篇》所论以改革教育为中心，更接近于狭义文化的改革，而此折所论，多从行政立法着眼，更接近于广义文化的改革。
①《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8页。
②同上，卷十四，第10页。
③《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39页。
④《曾文正公奏稿》卷三十，第38页。
⑤《海国图志·序》。
①《左宗棠年谱》第125页，岳麓书社1983年版。
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未》，卷二十五。
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五，《复刘仲良中丞》。
④《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⑤《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①《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五十，致西安鹿尚书。
第三节“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
从清流派到洋务派，张之洞的文化思想经历了由“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的巨大变化。但变中又有不变，这便是张之洞对于传统的纲常名教和社会政治秩序坚定不移的“卫道”立场。他采纳“西学”、“西艺”、“西政”的选择标准，首先在不悖离他认为美轮美奂的传统纲常的“亲亲、尊尊”精神。讲求西学不过是手段，捍卫中学的核心地位才是目的，正所谓”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①他认为：文化“开新”若“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用其诗句来表达，便是：
文轨古自一，皮卉今交通，
胡婴与蕃乐，泪乱安所终，
物曲虽博取，王制乃常宗。②
文化“开新”可以涉及西学、西艺乃至西政的某些内容，但这一切统统不过是“物曲虽博取”，问题的核心仍在“王制乃常宗”。在张之洞文化思想“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中，“卫道”自始至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