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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与洋务运动的进程几乎同步，“中体西用”思想由胚胎而成型，呱呱坠地。
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首次明晰表达。循此思路，士林中人多有引发申张。王韬在《杞忧生易言跋》中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薛福成在《筹洋刍议·变法》中说：“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都是冯桂芳之意的延伸。进入九十年代，“中体西用”说更趋明朗。“中学”与“西学”作为对待之词被屡屡并用，而前者为体、道、本，后者为用、器、末的主从关系也形乎言辞。1893年，郑观应于《盛世危言·西学》中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未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年四月，沈寿康在《匡时策》中明确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八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详论中、西学之关系：
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①应该说，孙家鼐已将“中体西用”说的精蕴阐发无余。他不仅明确规定一般意义上的中西之学的主辅、体用关系，强调中学高于西学，大于西学，“包罗”西学，而且还特意点明“西学中源”的奥义：“西学”之种种优长，无非是“中学”固有而“失传”者，今日不过“还之”老家而已。孙氏的一番辩证，活脱脱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待西方近现代文明成果那种既排斥、又汲纳，既怀歆羡之情，又抱虚骄之态的矛盾状况，而这正是还没有放弃“华夏中心主义”的“中体西用”论者的共同心态。
以上史实可以证明，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始作俑者。他的《劝学篇》撰成刊行，已在孙家鼐呈《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之后近两年，上距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问世，更有卅载之遥。用梁启超的话讲，张之洞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的“最乐道”者。但为何日后人们往往将”中体西用”说首先与张之洞联系起来？最高统治者对《劝学篇》的褒扬、推广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根本的恐怕还在于同冯桂芬、孙家鼐诸人相比，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具有若干醒目特点。
首先，对于“中学为体”的内涵诠释更精密。对于“中学”，之洞尤其强调孔儒之学的正宗地位和“经世致用”传统。他极赞“孔子集千圣，等百王”②，“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①之洞力奉儒学“经世”之旨，特别注重宏扬孔儒之哲学的兴教化、正人心的现实政治功能。他的”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系专制政治秩序，更指以儒学强化纲常名教统率下的人际关系。之洞最担心的，并不在列强虎视鹰瞵于外，而在于“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于内，“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②《同心》被列于《劝学篇》之首要位置，正表明之洞“惟此为大”的焦虑急迫之心。
其次，归纳、总结“西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严格限制它“为用”的界限。
在林则徐、魏源时代，“夷之长技”仅指坚船利炮。伴随洋务运动的展开，西方“格致”之学，声光电化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比洋务大吏更激进的改良派思想家则将“设议院”、“通民情”等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内容也列入应予仿效的“西学”范畴。张之洞总结前人，从广泛的意义上概括了“西学”的内容：“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③。他具体阐释“西政”、“西艺”的涵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④除设立议院，张之洞将前此人们提出的中国应该仿效、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全部内容，统统纳入“西学为用”的范围。这里面既有科学技术，又有法律制度，还有行政措施。不过，张之洞坚决反对设立议院、推行民权，将民主政治排斥于“西学为用”的极限之外，其目的是为了守住“中体”的最后防线。再其次，以清晰的形式凸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两面锋刃及其中心主旨。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由隐而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宣称“中体西用”的人，各自目的并不一致，他们对这一思想的理解角度和强调侧面更大相径庭。早期改良派鼓吹“中体西用”，是为了在陈腐、僵化的旧文化的一统天下之中，为新思想的立足打进一个楔子，为的是让“西用”得以在”中体”之中存身。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本意是在以“西用”来捍卫“中体”，这其中既包括采用先进火炮对内镇压民众的反抗，以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包括用西艺、西技增强朝廷的力量，对列强保全“天朝上国”的虚骄面子。总之，是要在“西学”奔涌而至的形势下，通过革故鼎新之术，保全“中学”的核心地位，亦即它的政治一伦常系统。至于维新派也常言“中体西用”之说，那是他们机敏地将这一现成口号服务于自己的变法活动。近代各思想流派对于“中体西用”虽有不同理解，各有发挥的重点，但构成“中体西用”论主体的，毕竟是洋务派，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完成了这一文化模式，使其功过得失昭然于天下。
就洋务派而言，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说的突出建树，在于从理论上为其“正名”，替这一时代“流行语”核定一个价值基准。《劝学篇》相当充分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劝学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并将“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的《同心》列于开篇地位，明言“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这一段话，再明白不过地申明了“中体西用”理论的主要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劝学篇》撰成、刊行的1898年春夏之交，正是维新派“托古改制”，推行变法的高潮期，维新派极力鼓吹的兴民权、开议院等“西政””西用”之说，猛烈地冲击着“中体”的最后防线。张之洞不失时机地推出《劝学篇》，直接目的就在于抵制维新“邪说”，其理论手段则是以平正公允之态，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名”。惟其如此，一度对张之洞颇怀好感的梁启超后来力诋《劝学篇》“是嗫嗫嚅嚅者何足道？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①何启，胡礼垣也指责《劝学篇》“不特无益于时，然而大累于世，……深恐似此之说出自大吏，……又害我中国十年”②。张之洞对于“中体西用”论，不惟从理论上详加阐发，他还竭力实现这一主张，使其物化为晚清社会、经济、军事、教育的现实。
较早提出“中体西用”模式的冯桂芬等人，或“坐而论道”，或仅从事某一领域的“洋务”活动（如郑观应之经营工商贸易，王韬之办报纸），因而其实际的社会影响有限；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则全力以赴从事练兵兴学、开矿设厂的具体事务，于“中体西用”理论，未及详加研讨，就学理而言无可深议之处。总之，这两类人物均未能成为”中体西用”论的虚实结合的代表者。张之洞则不同。他主张“中学为体”，不仅于《劝学篇》中具论其详，而且于宦海沉浮中始终以此为立身之本。《劝学篇》讲“新学为用”，应“政艺兼学”，他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所兴“洋务”，可以说涉及了“西政”（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和“西艺”（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的所有领域，并取得引人注目的实际成就。总之，张之洞不仅是“中体西用”说集大成式的“力言”者，更是这一思想学说的集大成式的“力行”者。时人与后人将“中体西用”说与张之洞紧密联系起来，言此论则议斯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从一般的中西文化交融的意义上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以固有中华传统文化为本、为主，这似乎无可指责，而提出以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更体现出一种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的、开通的文化观，相对于那种视一切异域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欲深闭固拒的极端守旧观念，是一种进步。
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年，近代思想家鼓吹“中体西用”者其用意和侧重点并非同一。由于政治分野和学脉不同，决定了他们的实质性文化主张也大异其趣，这既表现在对“西学”采纳的深度广度各不相同上，还突出地体现在对于“中学”的理解角度与强调层面的差别上。
“中学”，或曰“旧学”，本身是一个定义域十分宽泛的概念。作为文化民族性的特殊表征符号，它可以而且应该涵盖中华文化有史以来的一切理论结晶，以之与异域文化相区别。这时，“中学”的时代阶段性特征便被抽象掉了。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派、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中体西用”论者，才会达到某种程度的共识，“中体西用”才得以成为“时代流行语”。一旦思维的运作与语义的辨析深入到“中学”的具体历史阶段与文化层面含义，“中体西用”论者的分歧便立即显现出来。
十九世纪中后期活跃于思想界的改良派新学家们所主张发扬的“中学”，其侧重点有别于洋务派。洋务大吏，从曾国藩、李鸿罩到张之洞，都以“名教”捍卫者自居，他们所力倡的“中学”，侧重点在秦汉以至明清愈演愈烈的的专制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其纲领便是“三纲”。而从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新学家，在阐扬中学时，共同特点却是菲薄“近古”之学（秦汉以降的专制主义文化），崇尚“远古”之学（尧舜—三代文化）。他们都遵循着一条“返本开新”的思维路向，所提倡的“中学”更多的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创性精神，如忧患意识、变通精神，行健不息、民本思想等等。他们鼓吹设议院、呼吁民权，当然藉助于西学，同时也以五经和先秦诸子作佐证。向“文化原本”复归，从中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并以之与西方近代政治学说相比照，成为近代新学家普遍采用的运思路线和论证方法，这也是他们对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洋务派的“中学观”的超越之处。
冯桂芬申述官制改革，引述《尚书·尧典》的“师者众”说、《论语》的“举直错诸枉则民服”说、《孟子》的“国人曰贤然后用之”说。他将这些概括为“三代上固有善取众论之法”①。
王韬在倡言君主立宪时，特别指出英国时下正在实行的这种制度与中国古意相通：“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独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①。
梁启超论证“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②，其“中体西用”之意甚明。但他提出的“中体”改革的依本，则在于“能以今日新政，证合古经者为合格”③他的《古议院考》论道：“议院之名，古虽无之，若其意则在昔哲王所恃以为均天下也。其在《易》曰‘上下交泰，上下不交否’。其在《书》曰‘询谋全国’，又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其在《周官》曰‘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万人而询焉’。”
以上可见，冯、王、梁诸人，虽然也声言“中体西用”。但他们所谓的“中体”，主要是指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企图返回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以“三代之治”、”尧舜之道”，解救近古专制之弊。他们心目中的“中学”，就其历史阶段性看，重在先秦，而不在秦汉以后；就其文化内涵看，特别借重原典精神中的原始民主和民本主义，从而为其政治制度改革张本。
与近代新学家们不同，张之洞的“中学”观则另藏意蕴，他强调的是秦汉以后，特别是明清正在运作的历史内容，也即“近古”之学。这种近古之学是专制政治赖以存在的文化依据。张之洞反复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三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