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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部不得不重审此案。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十七日，上谕承认东乡百姓“闹粮仇斗，并非叛逆”；孙定扬、李有恒滥杀无辜，处以极刑；文格、恩承、童华及与此案有关的数十人，均给予不同惩处。延宕数年的东乡一案，终于沉冤昭雪，之洞也因此而声名大著。内恤民愿，外争国权，是清流中人思虑所系。对于之洞，关于前者有平反东乡冤狱，关于后者则首推改订“中俄条约”之议。
沙皇俄国对我国西部边疆久怀觊觎之心。同治十年（1871年），新疆发生回民举事，英国卵翼下的中亚浩罕王阿古柏（？—1877）乘机进占乌鲁木齐及吐鲁番一带。沙俄趁新疆动乱局势，拉拢阿古柏，并出兵占领伊犁九城（惠远、惠宁、绥定、广仁、熙春、宁远、拱宸、瞻德、塔尔奇）地区，谎称“只以新疆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后，当即交还。”①清政府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光绪三年（1877年）平息回民起义，剿灭阿古柏。但沙俄自食其言，拒不归还伊犁。次年，清政府派崇厚（1826—1893）出使沙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当时张之洞就曾代张佩纶草疏，建议崇厚出使之前先赴新疆实地考察，并与左宗棠定议，然后赴俄，方为适宜。但“疏人不省”，未获效果。
崇厚不懂外交常识，又不了解新疆边境形势，在沙俄的胁迫和愚弄下，不经请示清政府，于光绪五年（1879年）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仅收回伊犁孤城一座，却要割让伊犁周围大片领土，赔款五百万卢布（折银二百八十万两），并对俄开放三条商路，许俄于天山南北路免税通商。更莫名其妙的是，条约定后，电报总理衙门，崇厚竟不待复电，径自回国。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不惟清流中入竞相抨击，就是一般官吏，也对这一既丧权辱国，且不合外交惯例的签约之举大表不满。惟有李鸿章袒护崇厚：“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授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①王树楠等纂：《新疆图志》卷五十四，民国十二年东方学会校订铅印本。
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李还主张承认既成事实：“崇厚所定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免行，后患更亟。”①清流派一向反对李鸿章的妥协外交，此次当然更不依不饶。张之洞与张佩纶、陈宝深等屡屡磋商对策，上奏朝廷。据陈宝琛回忆：自俄起事，公（指张之洞—引注）及张幼樵侍讲与余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疏草由两公具奏。②光绪五年（1879年）底至光绪六年（1880年）一年多时间，之洞为中俄条约问题前后上疏二十余次。在《熟权俄约利害折》中，之洞陈明条约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政治主权和军事安全，“不可许者十”，“俄人索之，可谓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针对“人人知其不可，所以不敢公言改议者，诚恐一经变约或招衅端”的恐俄心理，之洞坚定不移地指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然而“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提出改议之道有四：计决；气盛；理长；谋定。
“计决”，请求立诛崇厚，“治使臣之罪即可杜俄人之口”。
“气盛”，将条约之不公平布告中外，“明谕边臣整备以侍”，鼓舞民气。
“理长”，暂缓收回伊犁，“索伊犁而尽拂其请则曲在我，置伊犁而仍肄责言则曲在俄”。
“谋定”，急修武备，于新疆、吉林、天津三路设防，必要时不惜与沙俄一战。
最后，张之洞总结道：“要之武备者，改议宜修，不改议亦宜修，伊犁者，改议宜缓，不改议亦宜缓，崇厚者，改议宜诛，不改议亦宜诛”。此奏呈上，两宫皇太后随即召见之洞，面询对策，特许其随时可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策，以备咨询。
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又考虑到崇厚所订之约确实“流弊甚大”，清政府拒绝批准，并将崇厚羁押刑部，以待惩处，又派曾纪泽（1839—1890）使俄，重议边界条约。
曾纪泽使俄前后，张之洞又连续上疏。或不满清廷屈服于英法等国压力，准备宽有崇厚，坚持将其治罪①；或重申“今欲得全和局，仍惟有急修战备一法”，“我多一分兵威则敌少一分要挟”①；或指责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当此战云密布之际，泄泄沓沓，无所作为，“甘心畏葸，不能任战”②；或批评曾纪泽使俄，但论界务，不争商务，“形迹则界务重，隐患则商务重”，并请“寄知曾纪泽以为辩论之助”③。这些奏章率直坦诚，不避权要，不徇私情，其间虽亦不少“书生之见，无当机宜”，沾染清流高言空论的习弊，但一片爱国赤忱，耿耿可鉴，在当年产生了较大影响。近人吴廷燮曾说：”犹忆为儿童时，得公（指张之洞一一引注）论俄约利害疏，朝诵夕录，不遑寝馈。”④即为明证。
光绪七年（1881年）二月，经过反复折冲，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这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较之《里瓦几亚条约》，中国还是挽回了部分权益。改约议成，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清流党人，尤其是张之洞的多次建策，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
在张之洞的清流生涯中，尤令时人叹服的，是他与陈宝琛于慈禧盛怒、众官缄口之际，抗疏力净“庚辰午门案”，灭竖宦之淫威，扬民心之正气，因而博得“风节动宫闱”⑤的赞誉。
光绪六年（1880年，干支纪年为庚辰年）中秋前夕，慈禧遣太监李三顺赉食物八盒，致其胞妹醇王福晋（即光绪帝生母）。“至午门，以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护军照例诘阻。”⑥李三顺骄横无忌，强闯午门，护军玉林、祥福、忠和恪尽职守，坚不允行。双方于争执推搡中，撞翻食盒。事发后，李三顺恶人先告状，经首领太监刘玉祥告御状于慈禧，慈禧盛怒之下，“著总管内务府大臣，会同刑部，提集护军玉林军，严行审讯”。此事责任本不在护军，但内务府及刑部诸员不敢忤逆慈禧，拟将玉林发吉林充苦差，护军统领等或充军，或圈禁。“谳三上，后以为轻，饬更审拟”，非办成死罪不可。后经刑部以禁宫门卫，责任重大，不可自乱章法为由力争，上谕方批准“玉林、祥福著革去护军，销除本身旗档，发往黑龙江充苦差，遇赦不赦，忠和著革去护军，改为圈禁五年，均著照拟枷号加责。护军统领岳林著再交部严加议处。”①此上谕一发，众皆不服。时张之洞、陈宝琛分为翰林院左春坊左、右庶子，皆充日讲起居注官，见案愤愤不平，决定奋力一争。之洞提出“惟此事只可就注意门禁、裁抑宦寺立言，蕲太后之自悟，勿为护军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无益有损。”宝琛然之。二人分头草疏，同时呈上。陈宝琛在折中说，如果太监以“奉有中旨”为由便可任闯午门，“是有护军与无护军同，有门禁与无门禁同！”同时委婉指出，销除护军诸人旗档，永不宽赦的处罚似有不当之嫌。张之洞在奏折中，开宗明义称：“伏维阉臣恣横，为祸最烈，我朝列圣驭之者亦最严。”接着又列举宫禁松弛、阉宦违法诸例，“万一此后太监等竟有私自出入，动托上命，甚至关系政务，亦复信口媒孽，允其流弊所至，岂不可为寒心哉？”②慈禧思忖再三，终于省悟，复下懿旨，改判玉林杖一百，流二千里；祥福杖一百；忠和杖一百，圈禁两年，加责三十板；岳林免交部议。太监李三顺，著交慎刑司责打三十板，首领太监刘玉祥，罚去月银六个月。①“枢臣莫能解，刑部不敢讯”②之事，竟被之洞等人的两道奏折转圆，颇令人称奇，誉之为“诤言回天”。
当然，说清流中人张之洞有“诤言回天”之力，毕竟言过其实。但四年之中，朝廷也确实采纳了他不少建议。除以上各例外，还有一些关于人事配置的奏折，如以彭玉麟（1816—1890）取代刘坤一（1830—1902）署理两江，谭钟麟（1822—1905）接替曾国荃（1824—1890）总督陕甘，也被采纳。通过这一系列奏折，之洞的才识、忠忱，愈益为慈禧所赏识，其官阶品级也迅速上升。光绪七年（1881年），之洞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跃居二品大员。四年清流，之洞所得颇丰。他不仅进一步熟悉官场内幕，而且博得“遇事敢为大言”的口碑。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在慈禧心目中的地位。正当此时，湖广总督李翰章、湖北巡抚彭祖贤函邀之洞赴鄂，出任湖北通志局总纂。之洞显然不屑于此位，婉言谢绝。他明确预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果然，光绪七年（1881年）末，他被补受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④见胡编《年谱》卷六终后。
⑤徐一士：《一土谈荟》，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407页。
①《一士谈荟》第410页。
①《一士谈荟》，第410页。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全集》，卷二百十四，书札一。
②《清史稿·宝廷传》。
①朱寿朋：《东华续录》，同治一百，十三年七月，集成图书公司1909年版。
①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裘毓麐：《清代逸闻》卷四，中华书局1932年版。
③胡编《年谱》卷一。
④许编《年谱》卷十。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新车蜀使归来日，尚藉王家斗面香”句自注。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东海行》。
②③《全集》，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送冯竹儒赴湖北人益阳胡抚部幕》。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汉上秦台》。
①《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二·吴可读传》。
②《光绪朝东华录》五年闰三月。
③《全集》。卷一，奏议一。
④《张文襄公大事记·张文襄公薨逝之观感》。
⑤《全集》，卷一，奏议一，《重案定拟未协折》。
①《全集》，卷一，卷议一，《大员关涉重案请令听候部议折》。
①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四，南京金陵刊本，1908年。
①《全集》，卷二，奏议二，《敬陈经权二策折》。
①《全集》，卷二，奏以二，《谨陈海防事宜折》。
②《敬陈经权二策折》。
③《全集》，卷二，奏议二，《政约重要各条必应坚持片》。
①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87页。
②《世载堂杂忆》第90页。
③《清代轶闻》卷四，第18页。
④《全集》，卷一，奏议一，《直言不宜沮抑折》。
⑤张之洞《寿黄漱兰通政六十》诗云：“后凋独有贞松在，四谏荣名冠翰林”。（《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
⑥《张文襄公大事记·哀张文襄公》。
①《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一·张佩纶传》。
②许编《年谱》卷一。郑小同，郑玄之孙，东汉经学家。杜子春，西汉末、东汉初经学家，传周礼之学。
③《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一·黄体芳传》。
①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年二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许编《年谱》卷一。
第三章 抚晋兴革
出任山西巡抚是本书传主二十余年封疆大员生涯的开端，也是他从清流健将向洋务官僚转化的阶段。
山西地近北陲，形势闭锁，素称贫瘠。清政府被迫开关通商以后，大批佯货涌入中国市场。受此冲击，历史悠久的山西手工纺织业，土铁冶炼业和土窑煤炭业，日渐萎缩。光绪三年（1877年）至四年（1878年），山西全境大旱，赤地千里，“草根树皮剥掘殆尽，愚民易子而食”。加之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甚至将赈灾银粮化为肥己之膏。民生凋弊，达于极点。此时出抚山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四十四岁的张之洞膺一省重任，自然汲汲一展经世济民宏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