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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规定虽然对择校费的收取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但在具体操作中，违反规定的现象频繁发生，既有数量超标，也有金额超标。更严重的是留存于学校的择校费的使用成为了少数人谋利的根源，由于数量大、范围广，择校费是中小学收费暴利的最大源泉。
2。借读费。
在各大城市的中小学，向就读的外来人员子女收取借读费在乱收费中占第二位。在北京市，全市流动人口子女中的学龄少年儿童共有24万人，其中有17万人在公办学校上学，占在京流动人口子女总数的71．4％。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在公办学校读书的外来人口子女需要交纳借读费，目前的收费标准为小学每学期每人200元，初中为每学期每人500元。即使按规定，这一项每年就可收取1。7亿，而其中还不乏违反规定抬高收费的现象，就是按保守的估计，北京的教育部门每年要向外来人口收取借读费两个亿。
3。巧立名目收费。
除了以上两项费用外， 各个学校还巧立名目。九年义务教育免了学费，却引来了什么赞助费、校服费、这费那费名目繁多，变本加利。教育为本的国家政策被国人聪明的对策所变通利用，在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依据〃多种级别〃向学生征收不菲的费用。而在学习中，还有名目繁多的杂费，如校服费、资料费、补课费、体检费、游泳费、保险费、水电费、看电影费、自行车管理费以及各种各样的带有硬性强制的〃捐款〃等。这些乱收费学校有的自立项目、自定标准、扩大范围收费或者肢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有的继续收取国家明令取消或禁止的费用；有的则提高标准收取学费、杂费及代管费；有的将收费与入学挂钩。突出体现在招生录取、新生入学、在校学习考试、后勤服务、毕业离校等5个环节。
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曾就进一步做好治理中小学乱收费工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实行一费制的农村地区，每名小学生每学年只交费160元，每名初中生每学年只交费260元，除此之外，学校不得再向学生收取任何其他费用。但在许多地方，教育乱收费却很难制止，一些地方教育乱收费甚至在各种行政乱收费中唱起了主角教育乱收费为何屡禁不止？专家认为，各个利益主体都把学生当作唐僧肉，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小学收费在法律上是一个灰色地带。义务教育不收学费，但又有规定可以收取少量杂费，但学费与杂费却没有明确的界定。
4。假公济私。
公立学校的资产和教师理所当然属于国家，一些学校利用国家资源举办各种校中校、校外校、分校、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各种名目的高收费学校，借机向社会敛财，为小团体和极少数人牟取不正当利益。另外，利用学校资源办理各种补习班；或将学校资源向社会出租等名目的创收也屡见不鲜。
5。以各种名义向社会拉赞助、要捐资。
少数名校还利用学校基础设施改、扩建之时或利用校庆之机，向一些关系单位或企业索取赞助费、捐款等，而捐款单位往往是国有企业或单位居多，他们打着捐资助教的旗号，满足少部分人的利益；或者干脆这就是变相的“择校费”，捐资单位的职工子弟均可选择该校入学。
乱收费的的原因
1。教育资源匮乏。
每年的中小学新生录取工作结束后，不少家庭都为“择校”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而不幸的是，还有一些家长拿着赞助费没人收，择校无门，有钱没人要。教育的需求如此旺盛，“优质学校”自然价格飞涨。在国家对教育投入尚不可能完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人们能够理解作为补充的某些市场行为的方式，但义务教育最终成了某些群体和个人谋利的工具，却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毫无疑问，选择学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教学质量存着差别，所以有人提出要在提高教学质量上下功夫，以杜绝乱收费现象。这种设想当然有道理，但提高教学质量不是短期内就能办到的；另外，辩证地看，事物之间的差别是绝对的，无差别则是相对的。可以这样说，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有高有低，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人们对学校的选择也就不可避免了。
2。教育经费不足。
长期以来，教育投入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难题。随着我国“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完善和实行，特别是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进行，建立和规范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政府财政预算，加大教育投入，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是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当务之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总投入和各级政府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以较快速度增长，为2000年在85％的人口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但与巨大的义务教育经费需求相比，贫困地区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供给总量仍然严重不足，表现在教师工资拖欠，贫困地区办学的基本条件难以保障、公用经费严重短缺。同时，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未有明显改善，表现为政府负担比较低，非政府负担比重较高，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负担较重；在政府负担中，中央和省级政府负担过少，县乡两级政府负担过重。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在地区间、城乡间的差别过大，且呈扩大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多元化办学体制的出现，教育费附加的征收，非义务教育收费制度的建立，我国形成了多渠道筹资的教育财政制度。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收入为3849亿元，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为2086亿元，占教育经费总收入的54。2％，其中用于义务教育1085亿元。2000年底，我国在85％的人口地区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目标，但仍有15％的人口地区、522个县（旗、场）未实现“普九”目标，绝大多数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短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义务教育是再分配的果实，它既是一种体现教育公正平等的权力，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义务教育经费就必须主要靠国家财政的拨款来承担。但据有关资料表明，我们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只有2。5％左右，远低于世界3。6％的平均水平。而这点教育经费还有相当部分未投入到义务教育之中，更突出的是，农村义务教育的学生为1。23亿，占当年全国义务教育的学生的2/3，而教育经费的拨款只占全国整个教育拨款的27。5％。在义务教育经费本来就偏低的情况下，小学和初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在微观领域又进一步向“重点学校”集中，使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正现象加剧。
3。教育行业内的不正之风盛行。
利用国家资源借机向社会和民众敛财，为小团体和极少数人牟取不正当利益，这就是某些人对刺激择校需求、额外高收费乐此不疲的真正原因和原始动力。教育产业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似乎教育也成了一种生意。一些所谓的名校、重点学校靠向学生家长收取高额赞助费、择校费发了大财。市场法则常常是某些人士心安理得牟取暴利的挡箭牌，他们的一句口头禅是教育应该由受益者自行投资。于是，富家子女上学分不够钱来凑，名牌学校、重点学校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购买，好像这才符合教育产业化的方向。教育产业化，如果实际成为商业化，成为谁有钱谁才有受教育的机会，那实在是对以公正平等为原则的教育精神的亵渎。国家投入不足是牟取教育暴利的又一个天然借口。应该承认，当前各级财政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还有待提高，但是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国家投入不足和教育敛财并不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试问，如果敛财是由于国家投入不足，那么这多收的2000多亿元都是用在了教育上吗？答案是否定的，据媒体报道，北京市的一所普通中学，仅2003年查出的一笔教育乱收费就高达700多万元，几名校领导私分了这笔钱，顷刻便成了百万富翁。教育腐败是最让人痛心疾首的腐败，它和国家投入充足与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教育腐败一日不除，教育便难以杜绝暴利。
4。学生家长的心态不正。
学校收学生赞助费这事，几乎各地政府都明令禁止，可为什么往往有令不止？这除了学校方面的原因外，恐怕还有家长的原因。北京市物价局等部门近日查出该市中小学违规收取赞助费7712万元多的消息公布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不少出钱的家长似乎对这一查处也不以为然，他们的观点是：既然自己的孩子考分没有达到录取线，出钱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钱出钱，无钱算分嘛。就以北京这次所检查的情况来看，部分中考考分不理想的初中毕业生，还是想上理想的高中，一些学生和家长，主观上都愿意交一定数额的赞助费；而采用电脑派位的小学毕业生升初中本不应存在交纳赞助费的情况，但现实中为了能够上满意的初中，一些家长也主动提出要交费，这些现象值得深思。
面对教育消费缺乏透明性的黑洞，家长们虽然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但受到望子成龙的心理和传统的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他们对教育消费中出现的不合理现象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实际上，家长们本身也无力改变这一现状。
5。监管不力。
教育收费的混乱首先是教育成本的不透明，对教育合理收费无明确的界定，与当前教育运行的体制以及家长对待教育消费的认知能力有着根本的关系。当前教育消费缺乏透明性。其实，如今不但是普通老百姓搞不懂那些繁杂的教育收费是怎么回事，就连很多普通教师对教育收费也是一头雾水。这样，由于教育收费存在着可怕的〃黑洞〃，教育成为暴利行业也就不难理解了。其次是教育收费监督机制缺位。那些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们也就成为〃暴发户〃了。而普通教师对教育消费中的〃黑洞〃有多深并不知情，即使知情也不敢说。因为当前多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在学校里，被教师们称为大老板，由于校长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监控，手执尚方宝剑，而收费名目自然由校长决定，普通教师只能听命任之，也就使得教育园地不再是一方净土。另外，学校的上级行政管理部门不要说监管，有时他们自身就是教育部门内部不正之风的源泉，一些地方政府借兴办教育之机搭车收费在客观上也助长了教育乱收费之风。
发展前景
1。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国家办教育的政策
无论在国外或国内，教育成为暴利行业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容忍的。首先，教育尤其是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公众纳税，然后国家以财政形式对这一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受教育权和平等权是公民重要的人权，必须予以充分维护。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未成年人，不管是穷人的孩子还是富家子弟，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而一些公立学校形形色色的高收费则是对这一原则的践踏，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制止和取缔。其次，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国家和社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它收获了一群高素质的国民。因此一个民族要想有所作为，它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就绝对不能容许任何个人及团体大肆圈钱。教育不是暴利行业，如果我们把教育搞成了暴利行业，那将是一件极少数人受益，而大多数人受损的事情，庞大的教育消费会将很多经济贫弱群体的子女挤出教育园地，使他们不能享受被教育的权利。即便能够勉强完成中小学阶段的学习，但高中更大的教育消费同样在制造学费害人的悲剧。有些学生虽越过了九年义务教育的门槛，但家庭经济却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他们在学校里营养跟不上，健康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心理容易变得自卑孤僻，甚至引发对社会的仇视等问题，最终危害我们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素质的提高。由于教育不平等，极容易引起某种社会心理的倾斜，势必危害社会的安定。
教育是崇高的社会公益事业，对国家、对百姓、对学生都非常重要，所以国家一定会坚持教育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温家宝总理曾经表示，要在5年之内，让西部地区达到85％以上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5％以下，政府将下决心采取各种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