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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默事起突兀，乍看似乎是武将火并，无关大局。但是寻绎史实，发现其中有一些甚可注意的问题。郭默本是北方一坞主，只身南来，刘遐死后，得领遐部曲，预平苏峻有功。论经历和实力，郭默同样是流民帅，所以苏峻乱平以后郭默也有何去何从问题。《郭默传》：“徵为右军将军。默乐为边将，不愿宿卫。及赴召，谓平南将军刘胤曰：‘我能御胡而不见用。右军主禁兵，若疆场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给。将卒无素，恩信不著，以此临敌，少有不败矣……’”①。郭默以流民帅而遭疑忌，是意料中事；朝廷诏徵入辅，实际上是欲夺其兵，与苏峻当年境况一样。
从郭默事中，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一，郭默事是流民帅问题的余波。二，郭默事发生在江州，江州居上下游之间的缓冲地位。相继居江州的温峤、刘胤、郭默，就其身分和历史背景而言有相似之处。郭默在江州滋事，意在利用上下游之间的以及下游庾、王二族之间的矛盾，以图获利。其结果却破坏了江州的缓冲地位，使江州成为此后上下游争夺的目标。三，陶侃近水楼台，先取江州，制造既成事实，逼迫王导承认，也逼迫庾亮承认②。自此陶侃居上游而坐大，不得不既与王导也与庾亮滋生新的矛盾。不过由于王导居中枢地位，与庾亮退避豫州者有所不同，所以陶、庾矛盾一般还超过不了陶、王矛盾，也超过不了庾、王矛盾。
下面，我们试就庾、王矛盾和陶、王矛盾，以及在这些矛盾中郗鉴所起的作用，进行探索。
（三）郗鉴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作用
《晋书》卷七三《庾亮传》：“时（案在咸康中）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存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尝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咨鉴，而鉴又不许。”郗鉴两次不同意藩镇起兵废黜王导之谋，是这一阶段东晋政局得以相对稳定，内战未再发生的关键所在。
王导为政“务存大纲，不拘细目”，是他一贯作风，晚年更是如此。《世说新语·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丞相末年”就是指咸康中，也就是庾、王对峙最为紧张的时候。王导愦愦为政，主要目的是和辑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别是使庾、王之间相安无事。
王导在建康执政，必须有相当的武力留在身边以为支持，因而不得不罗致武将赵胤、贾宁辈。《晋书》卷五七《赵诱传》，谓赵胤父赵诱“淮南人也，世以将显”，父子历事王敦、王导，为琅邪王氏故旧。《晋书》卷七八《孔愉传》，王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詹）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贾宁事迹见《世说新语·赏誉》“何次道尝送东人”条注引《晋阳秋》及《魏书》卷九六《司马睿传》。贾为长乐人，初自结于王敦所属王应、诸葛瑶，后投苏峻为其谋主，又降王导。看来贾宁也是琅邪王氏故旧，他虽曾与人共劝苏峻杀王导等诸大臣，但降王导后仍被重用。王导所保全的降将，还有路永、匡术、匡孝等人。温峤曾反对王导褒显降人之事，见《温峤传》。王导欲引用匡孝，《王濛传》谓王濛致笺王导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不可“令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会稽孔愉与从子孔群本与匡术有隙，王导为了保全匡术，令匡术于座劝孔群酒以释孔氏之嫌。凡此诸事，都说明王导兄弟辈死亡既尽，实力已衰，不得不蓄意庇护武人、降将，以供驱使，虽受到士族名士的强烈反对亦在所不顾。这些人客观上都起了支持琅邪王氏家族地位的作用。其中的路永投降石虎，但那是王导死后的事①。
王导虽以武人、降将为爪牙，但是在战略上所依恃的，却是以京口为屯兵之所的郗鉴。陶侃、庾亮欲起兵废黜王导，都要咨之于郗鉴，而郗鉴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否决之权。陶侃、庾亮如果逆郗鉴之意而勉强行事，势必形成内战，当权之辈饱受王敦、苏峻之祸，是不敢贸然一试的。
陶侃、庾亮起兵废黜王导之谋，其情况分别如下：
关于陶侃起兵之谋 《庾亮传》亮与郗鉴笺曰：“昔于芜湖反覆，谓彼（案指王导）罪虽重，而时弊国危，且令方岳道胜，亦足有所镇压，故共隐忍，解释陶公。自兹迄今，曾无悛改。”案庾亮以咸和四年（329年）镇芜湖，至咸和九年陶侃死，始并有陶侃的荆、江之地而改镇武昌。“芜湖反覆”云云，自指庾亮于其旧治与郗鉴往复商酌陶侃欲废王导之事。庾、郗终于以“时弊国危”为词，劝阻陶侃；又以“方岳道胜”相约，即方镇联合，以制中枢。当其任的方镇，当然是指居武昌的荆州刺史陶侃，居芜湖的豫州刺史庾亮，居京口的徐州刺史都鉴。这次废王导之谋，是陶侃发动，郗鉴反对，庾亮居中斡旋。
此事具体时间，当在咸和五年（330年），即庾亮居芜湖的次年，也就是郭默擅杀江州刺史刘胤，王导循势以郭默为江州刺史的时候。据《陶侃传》，陶侃致书王导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陶侃居然以“害宰相”为喻，杀气腾腾①。王导仍曲为解释说：“默居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潜严，足下军到，是以得风化相赴，岂非遵养时晦②以定大事者耶？”陶省书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陶侃遂自起兵斩郭默，兼领荆、江。陶侃既不惜与中枢相抗而弄兵，估计有可能以攻郭默之师顺流下都。下都必经豫州庾亮地界，故有庾、郗“芜湖反覆”之事。庾亮与郗鉴笺续谓“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云云。案陶侃杀郭默之年，即咸和五年，成帝正九岁，这是陶侃谋废王导在咸和五年的旁证。而所谓“以及成人”的时候，则是庾亮谋废王导之年，即咸康四至五年，时成帝十七岁至十八岁。
陶侃之谋未遂，郗鉴坚持反对当然是主要原因。庾亮不充分支持陶侃之谋，不给予充分合作，也是原因之一。庾、陶二人在苏峻乱前本不协调，积怨颇深，赖温峤弥合其间，始得共平苏峻。苏峻乱平后，庾、陶在共抗王导的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共同利益，但庾、陶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陶侃居上游所形成的军事压力，既然可以压王导，自然也可以压庾亮。而且由于庾亮的豫州毗邻江、荆，所感压力比扬州更甚。《陶侃传》侃“潜有窥箭之志”，如果此志得酬，庾亮未必能保全自己。可以说，庾亮无宁是为了自保，才不得不对陶侃废黜王导之谋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
庾亮虽对陶侃“外事推崇”，但陶侃毕竟“望非世族”，自知东晋门阀政治樊篱不是他所能突破的，所以“季年怀止足之分，不与朝权”，曾请逊位还长沙国，死前又要求归葬长沙，并移寻阳父母墓于封国之内，以示谦退。但是陶侃死后，庾亮终于蓄意消灭陶氏后人，咸康五年又杀陶侃子陶称。《真诰》卷一六《阐幽微第二》原注：庾亮咸康六年于镇病亡，“未病时乃独见陶侃乘舆来让之，于此得病而亡。”颜之推《还冤记》：“晋时庾亮诛陶称后，咸康五年冬节会，文武数十人忽然悉起，向阶拜揖。庾惊问故，并云陶公来。陶公是称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此字疑衍）。两人悉是旧怨。传诏左右数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谓庾曰：‘老仆举君自代，不图此恩，反戮其孤，故来相问陶称何罪，身已得诉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寝疾，八（六）年［正月］一日死。”《真诰》与《还冤记》中神怪情节自不足信，但是其中反映庾、陶宿怨以及陶侃季年希图弥合并荐庾亮代镇荆、江之事，当是可信的，可以补充正史。
陶侃废王导之谋，王导自然知情，所以他除了依靠京口郗鉴之助以外，还力图加强自己在建康的实力，以备不虞。这又是王导重用降将的背景。
咸和九年（334年）六月，陶侃死，庾亮加督江、荆等州，自芜湖移镇武昌。庾亮离芜湖，建康暂释重负，王导获得部署力量的机会。咸康元年（335年）四月，发生了石虎寇历阳之事。此事疑点甚多，实际内容当是王导利用时机，制造口实，以便进行军事调遣，加强自己在建康的地位①。
《晋书》卷七《成帝记》于石虎入寇下记：“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御之。……遣将军刘仕救历阳，平西将军赵胤屯慈湖，龙骤将军路永戍牛诸，建武将军工允之戍芜湖。”案此诸人，赵胤为王导亲信，路永为降将，刘仕亦武将为王导所信者，王允之则为王舒之子、王导之侄。他们各自率军，同时溯流而上，把庾亮豫州治所附近要地夺取到手。更值得注意的是《成帝纪》续云：“司空郗鉴使广陵相陈光帅众卫京师。”陈光其它事迹，尚见于《晋书》卷七七《蔡谟传》，曰：蔡谟代郗鉴刺徐州镇京口，“时左卫将军陈光上疏请伐胡，诏令攻寿阳。谟上疏曰：‘……今征军五千，皆王都精锐之众。又光为左卫，远近闻之，名为殿中之军……。’”陈光，《晋书》只此二见②。他本为郗鉴部属，奉派入卫建康，王导不疑而用之，遂成为殿中精锐之师，没有再回归郗鉴徐州建制。由此可见，王导利用时机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得到郗鉴的大力支持。
关于庾亮起兵之谋 《庾亮传》庾亮致郗鉴笺云：“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读书无从受音句（疑章句之误），顾问未尝遇君子……。主之少也，不登进贤哲以辅导圣躬；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甫居师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师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礼之事……。”案：“武官小人”，指赵胤、贾宁、匡孝之辈，已见前。“春秋既盛，宜复子明辟，不稽首归政”云云，指咸康元年（335年）成帝加元服后王导犹不归政于成帝。“师傅之尊”，指咸康四年五月王导为太傅事。“行殊礼”，则成帝一朝多有①。排比上述诸事年月，知庾亮所谋废黜王导之事，当在咸康四年五月王导为太傅至咸康五年七月王导死前。
庾亮致郗鉴笺，《通鉴》系于咸康四年六月，是由于此月王导拜丞相，故以王导它事连类及之。我认为庾亮谋废王导，事体甚大，当有某种机遇可以利用或有某种行动为之准备，像陶侃发兵诛郭默而有顺流以废王导之谋一样。而咸康四年史籍所载，上下游之间并无特殊情况发生。第二年，即咸康五年，庾亮突然从梁州魏兴撤出其弟庾怿所部，千里疾行，远屯江州之半洲，增强了庾氏对建康的顺流之势②。这一异常事态，疑与庾亮废王导之谋有关。所以系庾亮此谋于咸康五年，似更近实。
庾、王矛盾，风传甚广。《王导传》：“于时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镇于外。南蛮校尉陶称间说亮当举兵内向。或劝导密为之防。导曰：‘吾与元规休戚是同，悠悠之谈，宜绝智者之口。则如君言，元规若来，吾便角巾还第，复何惧哉！’又与称书，以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于是谗间始息。时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趋向者多归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世说新语·雅量》“有往来者云”条记此事，注引《中兴书》曰：“于是风尘自消，内外缉穆”；《王导传》亦有“于是谗间始息”之说。这些断语，虽不甚符合历史实际，但庾、王矛盾转缓则是事实。
庾亮废王导之谋不遂，如《庾亮传》之说，也是郗鉴起了决定作用。郗鉴以外，还有不赞同的人士，甚至庾亮征西府内，也有反对意见。征西长史孙盛曾密谏庾亮。《晋书》卷八二《孙盛传》：“时丞相王导执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蛮校尉陶称谗构其间，导、亮颇怀疑贰。盛密谏亮曰：‘王公神清朗达，常有世外之怀，岂肯为凡人事耶？此必佞邪之徒，欲间内外耳。’亮纳之。”孙盛所谓王导不肯为“凡人事”，当是庾亮以王导有篡晋之举为起兵口实，而孙盛为之剖辩，庾亮因而纳之。由此推测，庾亮致郗鉴笺谓“彼（王导）罪虽重”之语，除隐寓王导曾助长王敦乱事以外，似尚特有所指。此外，王导在庾亮自芜湖移镇武昌后，已经不失时机地加强了建康上游的防御力量，也使庾亮未得轻举妄动。
庾、王交恶，当时人所共知。王导老谋深算，不事声张，并图杜绝“悠悠之口”，这是王导“善处兴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