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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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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引《张辏Т氛抨'受苏峻命“权督东军”,此东军大抵指东方诸郡原有的郡兵。《晋书》卷七六《王舒传》:“峻闻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诸弟以悦东军”,此东军则指南士所聚义兵。这两者都是东晋东方战场的军队。
  由于东方各郡义军纷起,乃有陶侃以王舒监浙东诸军事,虞潭监浙西诸军事,均受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郗鉴节度之命。
  江左内战中东方战场的存在,说明南士在本籍既易招合部曲家兵,又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东晋如能牢固地控制三吴,南士的力量就能为东晋朝廷所用,三吴就能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这对于巩固建康,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所以郗鉴都督东南八郡,既是为了抵御苏峻的需要,又是为了东晋长期的战略需要。

  (二)会稽——三吴的腹心

  三吴成为东晋的战略后方,还有经济上的原因,这就是建康的粮食供应,建康以下长江两岸军队的给养,都要仰给三吴。
  《舆地纪胜》卷七“丁卯港”注引《舆地志》:“晋元帝子哀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涸,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案东晋琅邪王司马衷镇广陵,在建武元年(317年)六月至十月,丁卯埭即此年所开,今镇江市东南郊运河沿岸有丁卯桥,当是古丁卯埭所在处。广陵军粮,赖三吴所产,经运河北出京口运来。苏峻乱时,江南漕运断绝,因而据广陵的郗鉴“城孤粮绝”;而郗鉴过江后军在京口,得暂仰张辏ё缘ぱ簟⒔昃徒└坠取K站湃獾檬郑甘辰铣洌实靡悦淄蝓萘鞴└ブ葑嬖肌[褪歉菡庑┣榭觯ㄒ橛谇⒁淮⒗荻纤站饬冈恕S纱丝杉饷坠龋墙徽剿嚼狄越姓秸奈镏驶、佟
  江南地方,由今苏南以迄浙东,今天都是产粮之地。但是在东晋,丹阳、晋陵还很贫瘠,产粮区在此以南的三吴。三吴开发潜力最大的地方,首推会稽,是三吴的腹心所在。据《三国志·吴志·钟离牧传》,会稽永兴(今浙江萧山)稻田,亩产至三斜之多。《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恢为会稽太守,晋元帝语恢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会稽有此条件,所以苏峻叛乱前夕,王导谋树外援,出弟王舒为会稽内史;而苏峻兵起,有挟持成帝东奔会稽以为久计的图谋;乱平以后,建康残破,三吴之豪也请迁都会稽。
  由于会稽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在南北对峙形势中又较安全,所以东晋成、康以后,王、谢、郗、蔡等侨姓士族争相到此抢置田业,经营山居,卸官后亦遁迹于此,待时而出。《宋书》卷九三《隐逸·王弘之传》载谢灵运与庐陵王义真笺曰:“会境既丰山水,是以江左嘉遁并多居之。但季世慕荣,幽栖者寡,或复才为时求,弗获从志……。”这样,会稽又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栖迟会稽的门阀士族人物,其动静出处,在政治上极具影响。
  会稽郡除有这些作用以外,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的重要性。据吴廷燮《东晋方镇年表·序》,东晋方镇,扬本畿甸,荆地分陕,徐曰北府,豫曰西藩。江、兖、雍、梁,亦称雄剧,益、宁、交、广,斯为边寄。这些州虽轻重不同,但都有都督刺史以为镇守,当时所谓“军州”。军州以外,以郡的地位而得列为方镇者,只有会稽内史一职。吴廷燮说:“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亦方镇也。” 五郡,即是会稽(治今绍兴)、临海(治今临海)、东阳(治今金华)、永嘉(治今温州)、新安(治今淳安)。
  会稽本为郡,成帝咸和二年(327年)十二月,当苏峻初起兵时,东晋朝廷徙元帝子琅邪王昱为会稽王①,会稽乃改郡为国。大概言之,东晋一朝凡是东方有事,则会稽内史以居职者资望深浅重轻,分别带都督五郡军事、监五郡军事、督五郡军事衔,无事时除另有原因者外,一般不带。咸和二年十一月,以吴兴太守虞潭“督三吴、晋陵、宣城、义兴五郡军事”②,似为会稽内史督五郡军事职之滥觞。史籍可考的会稽内史带督五郡军事衔者,从王舒开始,前后共九人,具如下表,内史而不带都督军衔者不在此内。

  始任年              资料出处
  王舒       咸和二年(327)        《晋书·王舒传》
  郗愔       咸安元年(371)        《晋书·郗愔传》
  王蕴       太元五年(380)        《晋书·王蕴传》
  王荟       太元十年(385)        《晋书,王荟传》
  谢琰       隆安三年(399)        《资治通鉴》
  刘牢之     隆安四年(400)        《资治通鉴》
  何无忌     义熙元年(405)        《晋书·何无忌传》、
  《建康实录》③
  司马休之   义熙六年(410)        《晋书·司马休之传》
  孔季恭     义熙八年(412)        《宋书·孔季恭传》

  根据上表,参考其它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  王舒以后四十余年中,未见置都督会稽五郡军事,说明至少这四十余年中,会稽一带无大动乱,这反映了都鉴经营京口以后东方局势长期安定的成果。
  第二  郗愔、王蕴、王荟出任此职,都另有原因,并非由于会稽五郡有事。郗愔居其职,出于桓温对于他让出镇京口的徐兖二州刺史地盘的酬答,反映桓、郗矛盾。王蕴居其职,出于谢安对于王蕴让出镇京口的徐州刺史地盘的安排,反映谢、王矛盾。王荟居其职,出于谢安不允许王荟出就江州刺史以壮桓冲声势而采取的一种妥协,反映桓、谢矛盾①。郗愔、王蕴、王苔三人在士族中属于谦退的人物,他们居此职,都是在其门户不甚得势之时执政者采取的权宜措施,并不反映东方局势有此需要。东方有此需要,是在谢琰任职以镇压东方农民起义之时,在王舒以后七十余年,这七十余年中,会稽五郡都是比较安定的。
  第三  任此职者除东晋末年的刘牢之、何无忌以外,都是门阀士族人物,包括琅邪王氏(舒、荟)、高平郗氏(愔)、太原王氏(蕴)、陈郡谢氏(琰)、会稽孔氏(季恭)以及东晋皇族(休之)。其中除孔季恭外,都是侨姓士族。按居其职者的门望说来,与居扬州、荆州、徐州的人物相当②。
  第四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义军在会稽郡境活动时期,此职先由徐州刺史谢谈,后由北府主将刘牢之兼充。北府主将成分变化,由门阀士族出任变为次等士族的武将出任,会稽都督亦然。所以何无忌得援例为会稽都督。北府主将兼任会稽都督以后,东方诸郡逐渐不直接由朝廷而由北府就近控制,会稽都督的权事亦随之转轻。卢循退出会稽五郡地界以迄于刘宋建国的这段时间里,会稽的军事价值下降,其中当刘裕或其宗族居职京口之时,情况更是如此。《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永初二年(421年)正月,“罢会稽郡府”,吴廷燮认为即是罢置都督会稽军事一职,甚是。
  第五  会稽都督最后任职者为南士孔季恭,亦有缘由。据《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及《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刘裕击卢循时,何无忌曾于元兴三年(403年)说刘裕于会稽山阴起兵,以讨伐建康的桓玄。刘裕谋于山阴土豪孔季恭(名靖,以字行,孔愉之孙),孔季恭劝刘裕待桓玄正式篡位时举义。《金楼子》卷六《杂记》:“孔静(即靖)居山阴,宋武微时以静东豪,故往候之。静时昼寝,梦人语曰:‘天子在门’。觉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适至。静虚已接对,仍留帝宿。……贼平,京都以帝为奋威将军、会稽内史”云云。案此事《太平御览》卷一二八引《述异记》略同,唯多出孔静延入刘裕,“结交赠遗,临别执帝手曰:‘卿后必当大贵,愿以身嗣为托。’帝许之”诸语。由此可见刘裕与孔季恭定交甚早,孔助刘裕平定建康,功劳颇大。《南史》卷二七《孔靖传》,谓刘裕本欲于山阴起事,孔靖以路远止之。刘裕曾率军屡次出入山阴,得孔季恭赡给甚厚。以后,刘裕出于酬答旧谊,乃以孔季恭居会稽都督之职。不过到了这时,会稽都督已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了。
  第六  会稽五郡,在当时人看来确实自成一个区域,不但军事上如此。《世说新语·仇隙》:王羲之与王述情好不协,“彼此嫌隙大构。后兰田(述)临扬州,右军(羲之)尚在郡(会稽),初得消息,遣一参军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王羲之不愿屈居上述之下,乃作此请,说明会稽等郡有可分之势。此议在东晋虽未成为事实。但宋孝建元年(454年)割会稽五郡为东扬州①,实际上实现了王羲之先前之议。

  (三)建康、会稽间的交通线

  会稽、建康之间,必须维持便当的交通,才能适应会稽地位的需要。由会稽至建康,通常是西行过钱塘,北上吴郡,西北经晋陵(今常州)、曲阿(今丹阳)至京口,然后溯长江西上而达。京口是这条交通线的枢纽。
  回顾历史,当年孙权在江东数迁治所,就是沿着这条交通线移动的。孙氏起自富春,地属吴郡而东邻会稽。孙氏自淮上回江东后,本以吴为治所。其时孙权主要是对山越用兵,无暇外顾,设治于吴,是比较安全便当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孙吴势力扩及长江中游,僻处湖海之间的吴地,就不再符合需要。为了便于与黄祖作战,孙权于建安十三年(208年)迁治所于京口(当时称京城)。赤壁之战时,孙权就在这里屯驻。建安十六年,孙权由京口溯流西上,徒治于秣陵,并改秣陵为建业。《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献帝春秋》载孙权曰:“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当移据之。”小江指秦淮水。为了保卫建业,孙权在建业城西秦淮水入江处修筑石头城;又于巢湖以南修濡须坞,以防来自上游的侵逼。《义门读书记》卷二八曰:“城石头以备陆,作濡须以备水,然后建康势壮。”以后吴国曾两度暂迁武昌,但建业始终是吴国的政治中心,这种情况,历东晋南朝不变。
  孙权沿此路线离吴会经京口而至建业,从此建业逐步繁荣起来,而吴会至建业的交通路线,也就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居间联系建业与吴会之地,则是京口。《三国志·吴志·孙韶传》孙权由丹阳(郡治建业)引军经京城归吴,《孙权传》孙权由建业出庱亭(在今常州西北①)还吴,都是取道于此。
  由会稽过钱塘,经吴、京口以达建业的交通线,主要是一条水道,水道各段,形成都很早,但情况不尽相同。兹按照浙东运河、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江南运河晋陵京口段、京口建康航道、破冈渎这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浙东运河  从会稽郡治山阴西至钱塘,东迄余姚以接余姚江,早有运河相联,即后世所谓浙东运河。浙东地区,《水经·沔水注》谓“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据《吴越春秋》卷六,越王立国其地,“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同书卷一○,范蠡去越,“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三江盖指越地今曹娥、浦阳、钱塘,其时或已得贯通出入。《越绝书》卷八“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这说的是山阴至上虞的运河,大概是浙东运河最古老的一段。这段水道在东汉永和五年(140年)马臻开镜湖后入于镜湖之中,船只在湖内行驶。又,《嘉泰会稽志》卷一○引《越州图经》,谓西晋之未贺循建议修山阴运河,大概是指山阴向西通至钱塘一段,此段是改修疏浚还是首凿,尚难确定。
  江南运河钱塘晋陵段  钱塘以北,绕太湖而达晋陵的运河,即今江南运河的南段和中段。这个地区地平土厚,水网交错,人工开凿连通比较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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