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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京口。《晋书》卷八三《袁乔传》有“桓温镇京口”语，即此时事。但是桓温不久以后即迁荆州之任，在京口时间很短，并无影响。郗鉴初镇京口在成帝咸和元年（326年），郗愔被排挤出京口在废帝太和四年（369年）。郗氏家族势力支配京口、晋陵地区，前后历时四十三年之久。
年 分 居任者 备 注
咸和元年至咸康五年（326—339） 郗 鉴 郗迈为晋陵太守
咸康五年至咸康八年（339—342） 蔡 谟 郗鉴所荐
咸康八年至建元元年（342—343） 何 充 郗愔为长史
建元元年至永和元年（343—345） 桓 温 帝婿
永和元年至永和五年（345—349） 褚 裒 后父。郗愔为长史
永和五年至升平二年（349—358） 荀 羡 郗昙为军司
升平二年至升平五年（358—361） 郗 昙
升平五年 （361） 范 汪 辟郗鉴掾，被桓温废
隆和元年至太和二年（362—367） 庾 希 被桓温罢
太和二年至太和四年（367—369） 郗 愔
太和四年至宁康元年（369—373） 桓 温 逼逐郗愔
观上表可知，徐州方镇人选虽然改易频仍，但郗氏以外的人都难于在京口扎根，而郗氏家族人物不管名义如何，总是在京口拥有实权，其支配地位隐约可见。存心觊觎而又终于擅权的人是桓温。当桓温已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时候，执政司马里还力图掌握京口以保护建康，把京口交给不附桓温亦不为桓温所容的范汪、庾希。桓温素称京口“兵可用”，必欲取得京口，因而采取了三步对策。第一步，以出军失期为名免范汪为庶人，接着又以没郡免庾希徐州职任。庾氏不但如前所述，家于晋陵之暨阳，在京口亦有府第①，其家族在这一带的潜在势力，是难于铲除尽净的。所以桓温采取了第二步措施，名正言顺地以郗愔镇京口，用来取代庾氏。《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大司马桓温以惜与徐、究有故义，乃迁愔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郗愔本以“冲退”著称，与桓温无争，但终非桓温可以放心的人。所以没过多久，桓温又采取了第三步措施，于太和四年（369年）北伐过程中逼郗愔交出徐、克，由桓温并领，结束了郗氏家族支配京口的时期，也完成了桓氏对东晋上下游诸藩镇的全面控制。桓氏夺取京口，事甚曲折，当另论述。
郗氏京口势力虽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建康政局中继续起着关键作用。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关系淝水之战胜败的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东方农民起义军；刘裕据京口，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又平定桓玄之乱，最后竟以京口方镇转移晋柞。
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他得势以后，对京口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子弟居其任，不授异姓。《宋书》卷二《武帝纪》载，义熙十二年（416年）三月，晋安帝以宋王刘裕世子刘义符为徐、兖二州刺史。刘裕曰：“吾倡大义，首自本州，克复皇祚（案指逐桓玄、复晋祚之事），遂建勋烈，外夷勍乱，内清奸宄，皆邦人州党竭诚尽力之效。”义熙十四年，刘裕复以弟刘道怜镇京口。据《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刘裕遗诏，以“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自此以后，终刘宋之世，此诏成为定制。这样，京口在门阀政治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就逐渐淡漠不显了。
① 西晋时，徐州督将的军号皆以东为称，以其地居洛阳之东也。愍帝建兴（313—316年）之初，司马绍（即后来的东晋明帝）受命镇广陵，犹拜东中郎将。其时司马绍以王导从弟王舒为司马。建武元年（317年）司马睿称晋王，以王子司马裒镇广陵，军号始不称东。司马裒亦以王舒为司马。是年裒死，王舒代镇，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从此以后，徐州督将军号遂相沿以北为称，因而产生了北府之号。《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注引《南徐州记》曰：“旧徐州都督以东为称。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北府之号，自此起也。”此言近实。唯王舒但监青、徐军事，未尝为徐州刺史，其时徐刺实为蔡豹，治所亦不在广陵。
① 晋武帝语，见《晋书》卷五二《华谭传》。
②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页一六二至一六三。
①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此作“并东南众军之力”，南字误，点校本《晋书》已出校。
① 参看本书第一四及八六页。
① 司马里徙会稽王，在王导出王舒为会稽太守以为外援后不久，一王一马，反映了东晋对会稽的重视。
② 《晋书》卷七六《虞潭传》。虞潭所督实为包括会稽在内的六郡，作五郡误。六郡地境除会稽一郡外，与此后五郡所督者不同。
③ 何无忌为会稽内史，《建康实录》卷一○系于义熙元年三月；何无忌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义熙二年迁都督江、荆二州军事江州刺史，见《晋书》卷八五《何无忌传》。《水经·渐江水注》：“晋司空何无忌之临郡也，起亭于山椒，极高尽眺矣。”是何无忌确有临会稽郡之事。案何无忌死赠司空。
① 上述三种矛盾，本书均另有详论，分见本书一八六、二一六、二二四各页。
② 会稽太守、内史，历来以门望居之，南朝亦然。
① 大明三年（459年）又改扬州六郡为王畿，改东扬州为扬州，大明八年复孝建元年之旧。见《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同书卷六《孝武帝纪》。
① 庱亭位置，《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所记大体相同。而《通鉴》东晋咸和三年六月胡注引丁度曰：“庱亭在吴兴。庱，丑升翻。”今本丁度《集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卷六则曰：“庱，丑拯切，亭名，在吴。”
① 据《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唐代宗初年刘晏主东都至江南等处漕运，他“分官吏主丹阳湖，禁引溉，自是河漕不涸”。丹阳湖，当指练湖，可知其时练湖兼有输水济运和灌溉农田的功能。两种功能矛盾时，宁禁引溉以利河漕。
① 新丰塘即新丰湖，亦在丹阳，东晋初年张阎所开，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谓“成灌溉之利”。据《宋书》此条，可知新丰塘亦兼有调剂此段运河水量的功能，与练湖类似。
① 今本《三国志·吴志》无此条。
② 《三国志·吴志·孙皓传》另一处，以及《三国志·吴志·张纮传》注引环济《吴纪》、《初学记》卷二四引环济《吴纪》均有岑昏事，《吴纪》亦涉功作。
① 案此当出顾野王《舆地志》。顾野王死于开皇元年（581年），叙事不得至隋平陈之时。“自隋平陈”以下文字当为顾祖禹之言。
① 东军指自曲阿来者。
① 中国书店1989年影印《北堂书钞》孔广陶校注本，“方九十四尺”，原注谓 陈、俞本“方九十”三字作“万九千”，则颇具规模。
② 《晋书》卷六九《刁协传》咸康中蔡谟与庾冰书，谓“刁氏今贫”。刁氏 “固吝山泽”，见同卷《刁逵传》。
① 《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① 郗鉴于王敦乱平后受命出镇广陵，其留驻合肥的流民部曲可能重归于他， 但无确证。除此不论以外，广陵、京口尚有新来旧到的更多流民。
① 京口城址已发掘出土，见《考古》一九八六年第五期镇江博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及刘建国《晋陵罗城初探》二文。据出土城砖文字，知“晋陵罗城”是该城自名，“花山”为该城城址所在。城夯筑，里外敷砖。城周长约十里，因山为垒，缘江为境。晋陵罗城是三国时孙韶所缮京城（城在今铁瓮山）的外城，或者说东晋晋陵罗城以孙吴的京城为子城。义熙九年（413年）晋陵郡治徙武进（今常州），晋陵罗城名废，但称京口或京城。郗鉴“遂城京口”，当即修建晋陵罗城。后来王恭又有所修作。郗鉴修晋陵罗城的直接目的，是防备海寇抄略。
① 坦传此处语气似有不足。《通鉴》咸和三年六月条，谓“王舒、虞潭等数与峻兵战，不利。孔坦曰：‘本不须召郗公，遂使东门无限……’”云云。可知孔坦之议是针对郗鉴自广陵过江后西行，离开都督扬州八郡诸军事职守，使王舒、虞潭的东军失去节度而失利，遂有“东门无限”之语。诸书皆不言郗鉴过江后为什么要西行与陶侃会。观孔坦语，知郗鉴盖应陶侃召也。
① 《至顺镇江志》卷一二“墓”：“晋郗鉴、郗愔墓在郡城东。”《南史》卷六五《陈始兴王伯茂传》：陈时“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及诸名贤遗迹。”又，《太平御览》卷一八○引《京口记》：“糖颓山……山南隔路得郗鉴故宅五十余亩。”
② 《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载其《山居赋》，注谓郗氏、蔡氏、陈氏、谢氏与昙济道人，各自拥有始宁五奥之一。《晋书》卷六七《郗愔传》：愔“筑室章安，有终焉之志”，是章安亦有郗氏宅业。始宁，今浙江嵊县北；章安，今浙江黄岩南。
① 《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宋书》卷五二《庾悦传》。由于庾氏在京口有潜在势力，所以咸安二年庾希、庾邈得于京口起兵反对桓温。
五 余 论
本文论郗鉴，意在探索东晋初年内乱迭起的政局，怎样在郗鉴斡旋处置之下逐渐安定下来，对东晋政局的发展有些什么影响。我认为，江左草创之时，司马氏为了应付江南士族的挑战并和辑南来的侨姓士族，主要依靠琅邪王氏，于是而有“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氏政权与侨姓士族都得以在江左立定脚跟，逐步形成门阀政治的格局。从此以后，挑战主要来自侨姓士族内部。门阀士族之间的角逐，一是以争据朝廷势要的形式出现，目的是控制皇权，藉以发号施令，压倒对手；一是以竞据形胜方镇的形式出现，目的是以外制内，凌驾建康。如果某一士族在这两种形式的角逐中都占有压倒优势，那就会出现严重的局面，而这是门阀政治所不能允许的。应付这种挑战而获得重要成就的人，首推郗鉴。郗鉴的努力，使士族诸门户间的权力平衡状态得以维持，使门阀政治得以延续，也使东晋政权得以存在较长的时间。
如前所论，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是士族专兵和皇权不振。士族专兵而又不允许一族独占兵权，皇权不振而又不允许任何其它士族取代司马氏的地位，这就需要一些人物的调处经营。郗鉴对付的办法，一是维护司马氏皇权的存在使之成为维持稳定局面的因素，一是抑制过分强大的士族门户以绝觊觎。郗鉴在江左完成的几件大事，都是属于这类性质。
在一一探究郗鉴的几件大事时，我发现胡三省在《通鉴》注中对此都有所评论。其一，郗鉴建议用流民帅的兵力以平王敦之叛问题，《通鉴》大宁二年（324年）胡注曰：“夫理顺者难恃，势弱则不支。以〔王〕敦、〔钱〕凤同恶相济，率大众以犯阙。虽诸公忠赤，若只以台中见兵拒之，是复周〔〕、戴〔渊〕石头之事。微郗鉴建请而召刘遐、苏峻，殆矣。”其二，郗鉴协调当权门户王氏、陶氏、庾氏关系问题，《通鉴》咸康四年（338年）胡注曰：“庾亮之谋（案指庾亮废王导之谋），微郗鉴拒之于外，孙盛谏之于内，必再乱天下矣。”①其三，郗鉴经营京口，控制东道问题，《通鉴》咸和三年（328年）胡注曰：“晋都建康，粮运皆仰给三吴，故欲先断东道。王敦、苏峻之乱，匡复之谋，郗鉴为多。”②本文所论郗鉴数事，都暗合胡三省之所见。当然，把这些事放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并联系起来探寻其本质，是胡三省为其史观所限所不能做到的。正是由于这类原因，今人研究历史，必须汲取前人成果，而又不能圃于前人成果。
郗鉴名义上虽居朝廷三事之列，但从未入主中枢。他的所作所为，主要属于战略性的奇谋异策之类。《世说新语·排调》“郗司空拜北府”条王徽之已讥其“应变将略非其所长”③。所以他在东晋并没有什么轰动的事迹足资称述，古今史家也多不甚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