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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为境”，逡遒始得迁治江南，时在苏峻乱后，桓彝已死。司马睿对于自己不甚信任的甫来人物，常阻之于江北，按其原有位望及南来时拥有的势力，分别板授州郡、将军名号。如著姓祖逖南行达泗口，司马睿逆用为徐州刺史；后来祖逖虽得过江，犹居京口，不得至建康，而且旋又奉命北上。陈留蔡豹出于名门，南来亦只得居官临淮太守。桓彝南来止于江北逡遒，也是他不见信任于王、马的表现。桓彝其时只能官居荒县一令，其原来位望之低以及南来势力微不足道，自可想见。
后来，桓彝应司马睿辟命，过江为丞相中兵属，其事不得早于建兴三年（315年）司马睿始为丞相之时。《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叙桓彝“初过江”即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一事于王导为丞相军谘祭酒之后，亦可证桓彝过江在司马睿出任丞相之时。桓彝与江左胜流接交，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桓彝社会地位的上升，也只能在此之后，而不能在此之前。
南渡建康以后，桓彝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转多。《晋书》卷四九《谢鲲传》，鲲在南，“每与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纵酒。”同卷《光逸传》，光逸渡江依胡母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程，闭室酣饮已累日”云云。这些昔日的元康名士，外加桓彝，遂在江左重新获得“八达”①之号。元康名士企慕竹林名士而思效尤，但时代不同，人物亦异，最多仅得形似而已。这就是《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所讥：“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②者也。”这些元康名士经历过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过江以后更加颓废，连挥塵谈玄的兴趣也完全丧失，只是在使酒任性方面变本加厉，麻醉自己。他们的表现又比元康时更为放荡，可以说是“无德”之尤。就桓彝的经历和气质说来，他的表现本来不应如此。他其所以这样，只能以他有意附庸风雅、跻身名士来作解释。《晋书》卷四九立竹林七贤和江左八达专传于一卷之中，八达独桓彝不在内①，可见史臣对桓彝也是另眼看待的。
八达以家世论，很不一致，如阮、羊出高门士族，光逸出寒门小吏。桓彝与谢鲲家世则皆介于两者之间，有相似处；但从立身处世看来，桓彝、谢鲲又颇不相同。谢鲲“不徇功名，无砥砺行，居身于可否之间”②，而以“胜情远概”③显名。桓彝则不然。他门资不足以致贵达，与王、马无渊源。其附庸风雅也不过是趋时尚，结名士而已，但这毕竟是不大可靠的。为久远的门户地位计，他只有留心时用，志在立功，才能找到上升的机会。所以《北堂书钞》卷六○引臧荣绪《晋书》谓桓彝以“莅官称职，名显朝廷”。跻于江左八达之列而又志在立功者，桓彝是唯一的人。看来桓彝初过江时多方探索立身处世之宜以图自存，境况是颇为困难的。他过江即赞誉王导为江左管夷吾，也可视为他向琅邪王氏靠拢的一种姿态。
桓彝的活动是相当成功的。他过江没有几年，东晋建国以后，据说就成为名士名臣。《晋书》卷六《明帝纪》：明帝为太子，“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同书卷四九《羊曼传》：“温峤、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并为中兴名士。”
但是，桓彝在东晋政治中真正发挥重大作用，还是在明帝平王敦之乱时。《桓彝传》：“明帝将伐王敦，拜彝散骑常恃，引参密谋。”案《郗鉴传》，明帝即位，徵郗鉴自合肥入都，“鉴遂与帝谋灭敦”。郗鉴之谋，据考即引流民帅以制王敦之事。桓彝亦于此时“引参密谋”，我认为与郗鉴所谋当即一事。谋而必密，除涉军机以外，当以王导在朝与王敦息息相通，所以不得不密。据《王敦传》，王导得知刘遐、苏峻军起，其信息辗转来自征北将军王邃而非得自京师，可证其谋甚密，京师并未走露风声。郗鉴以平王敦功封高平侯，桓彝则封万宁男，爵次于郗鉴。郗、桓二人都以此为契机，进入较高的政治层次，因而也改变着其家族在江左的地位。《桓彝传》彝以王敦嫌忌去官，过舆县，与舆令徐宁邂逅云云。《徐宁传》谓“彝尝去职，至广陵寻亲旧，还，遇风，停浦中累日”，因造舆令徐宁。徐宁为东海郯人，东海徐氏南渡以后世居京口，刘宋徐羡之即徐宁之孙，而京口、广陵为流民集中之地。舆县在广陵左近，当多有流民帅出入。桓彝曾长期在江北为逡遒令，当然熟悉江北流民帅的情况。他以寻亲旧之名盘桓于广陵舆县，是否与他参预引流民帅平王敦一事有关，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不过目前还无从索证。
桓彝既以立功受爵而提高了家族地位，又在苏峻之乱中死节而扩大了家族影响。我们知道，嵇绍、桓彝均以刑家之后而又死节司马朝廷，事迹相类而记载却一显一隐。本文钩稽分析桓彝事迹如此，或者可以补充史文之一角。
（三）桓彝族单势孤
王、庾渡江之时，兄弟辈人数众多，这是王、庾家族势力盛于江左的条件之一。桓彝南渡，族单势弱，与王、庾很不相同。
桓彝南来时年近四十。桓彝既云“少孤”，则桓彝父桓颢当早死于中原。《桓彝传》称有“坟柏”在宣城之宛陵①，因求为宣城内史。所谓“坟柏”非父葬，应指母葬。我们可以推定，桓彝系侍母过江。彝死泾县，即葬其地。《桓温传》永和时温母死，温欲送葬宛陵，温母盖依彝母为茔。
过江桓氏人物，据《世说人名谱》载，还有第九世与桓彝同辈的桓道恭：“道恭，赤之子，淮南太守。”其第八世亦有与桓彝父颢同辈的桓赤之：“赤之，荣八世孙，大学博士。”但是，这里存在疑问。
《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玄）好猎”条曰：“桓道恭，玄之族也，时为贼曹参军，颇敢直言。常自带绛绵绳著腰中。玄问：‘此何为？’答曰：‘公猎，好缚人士，会当被缚，手不能堪芒也。’”注引《桓氏谱》曰：“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学博士。道恭历淮南太守，伪楚江夏相，义熙初伏诛。”
案《世说人名谱》之《桓氏谱》及《世说新语·规箴》“桓南郡好猎”条注引《桓氏谱》②，所记桓颢与桓赤之以及桓彝与桓道恭，行辈全符；所记桓道恭事迹虽有详略，并无牴牾。但是，桓玄与桓道恭关系，值得探究。他们二人，于公，王法为重，桓道恭可屈居桓玄之下为贼曹参军；于私，则家礼在，道恭必不可称呼孙辈的桓玄为“公”，并且惧玄系缚。道恭伏诛于义熙初，但为道恭同堂兄的桓彝则死于咸和时，距道恭之死近八十年之久，即令以嫡庶年差解释，亦似难通。
《世说新语笺疏》上引条引李慈铭曰：“案桓道恭别无所见①，但以时代论之，彝者玄之祖，道恭安得为彝之同堂弟？疑此（案指该条注引《桓氏谱》‘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之文）‘字’下有脱文，当是道恭之祖名猷，为彝同堂弟耳。”李氏所疑很有见地，唐写本《世说新语》可以解答李氏所发之疑，只不过“字”下并无脱文，而“字”本身是一衍字。
唐写本《世说新语·规箴》同条所引《桓氏谱》曰：“道恭，祖猷，桓彝同堂弟也”云云。以唐写本校今本，所见诸人辈分关系，差异如下：
八世 九世 十世 十一世
今本 颢 ——彝 ——温 ——玄
赤之 ——道恭，字祖猷
唐本 颢 ——彝 ——温 ——玄
猷 ——赤之 ——道恭
唐写本既证实了桓玄与桓道恭为兄弟行，扞格难通之处也就迎刃而解。这又说明，桓彝南渡时尚携此桓猷一弟，而此弟在东晋之世无闻。猷子赤之，不过是一名不受尊重的博士②，赤之子道恭也不过是荒郡一太守。桓彝初渡江时族单力孤的情况，可以想见。
考察桓彝过江时桓氏的家世，还有一个问题有待澄清。《三国志·吴志·孙传》注引《汉晋春秋》：桓彝，“魏尚书令阶之弟。”吴仕鉴《晋书斠注》引此条于《桓彝传》首“桓彝，字茂伦”文下，其意在补充该传阙漏。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所附《高门世系婚姻表》，据《晋书·桓彝传》及《三国志·吴志·孙传》注，于谯郡龙亢桓氏桓颢之下并列桓阶、桓彝为同父兄弟行①。王伊同先生作此安排，当是根据《晋书斠注》，但《晋书斠注》实误。
《孙传》所见桓彝，为吴尚书，死于吴太平三年（258年）孙废黜孙亮事件中。其兄桓阶仕魏为尚书令，死于魏文帝时，《魏志》有传。桓阶、桓彝兄弟系长沙临湘（今长沙市）人。《桓阶传》注引《魏书》，谓阶祖及父历典州郡，“著名南方”。《晋书》卷八九《忠义·桓雄传》，雄为谯王承主簿，死于王敦之乱，其人当即桓阶、桓彝一族后人。长沙临湘桓彝与谯郡龙亢桓彝显系二人，年代也有大半个世纪的差距。《困学纪闻》卷一四曰：“吴有桓彝，晋亦有桓彝，此忠臣名氏之同者。”王应麟早揭示此事于前，吴仕鉴仍谬注《晋书》于后，《斠注》之纰漏，可见一斑。
桓彝、桓温由于族单，在他们立功立业江左之时，并没有象王、庾、谢氏等家族那样有众多的兄弟分据朝廷内外，彼此支撑策应。在桓温诸子成长独立之前，桓氏家族在江左一直是势力孤单。这一情况对于桓温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四）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
桓彝先世既经历了极大的政治灾难，桓彝过江又是族单势孤，所以江左门阀士族一直不以士族视桓氏。《世说新语·文学》“袁宏始作《东征赋》”条注引《续晋阳秋》，谓袁宏之赋“悉称过江诸名望”，语众曰：“我决不及桓宣城（彝）”①。袁宏为桓温记室参军，按理不应贬抑桓彝。但他决意不在褒扬东征（案即南渡）名士的文字中提及桓彝和陶侃。只是在陶侃子称临之以白刃，桓温又逼以权势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增词为赞。《世说新语·文学》袁宏作《名士传》，其所列举的中朝名士中也无桓彝之名，可与袁宏《东征赋》不及桓彝一事印证。由此可知，《晋书·明帝纪》及同书《羊曼传》所说桓彝于东晋建国后己入名士、名臣之列的话，只能看作桓彝一时境况转佳，还不是其门户地位的根本变化。
桓温少时行检，也与士族子弟不同。《世说新语·任诞》：“桓宣武（温）少家贫，戏大输，债主敦求甚切，思自振之方。”刘注引《郭子》，谓桓温樗蒲输数百斛米，求救于袁耽，袁耽易服掷帽，呼卢唤雉，顷刻间压倒敌手，转输为赢。这里所见桓、袁与名士任诞并不一样，直是无赖赌徒行径。
桓温尚主以后，其家族地位也还没有根本改变。《晋书》卷七九《谢奕传》：谢奕与桓温有布衣之好，为温司马，尝逼温饮，温避入其妻南康公主处，“奕遂携酒就厅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②《世说新语·方正》谓任居分陕的桓温，为子求长史王坦之之女，坦之之父王述怒责坦之曰：“恶见文度（坦之字）已复痴，畏桓温面兵，那可嫁女与之？”①
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人物，都贱称桓温为兵，这不是偶然的事。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分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蜀志·费诗传》：前将军关羽闻刘备以黄忠为后将军，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同书同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詈之为“兵子”。同书同志《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注谓“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通鉴》升平三年（359年）录此事，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胡注所释，魏晋皆然。但兵卒作为贬词，词义一旦确定，使用者就不再拘泥原意。士族居方面之任者，如果其人其族有疵可指，虽非出身行伍，亦得被辱称为卒为兵。桓温尚主，居分陕之任，自非奋身行伍之辈可比。但是桓温风格好尚，确与当世士族名士有所不同。《太平御览》卷三五四引《语林》曰：“桓宣武与殷、刘谈，不如甚。唤左右取黄皮袴褶，上马持矟数回，或向刘，或拟殷，意气始得雄。”桓温门户既不为人所重，而他本人又须得骄矜作名士态。他谈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