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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 结
史载桓彝在西晋时以人伦识鉴见称，具有比拟许劭、郭泰的地位。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桓彝在西晋周旋名士、识鉴人伦的真实材料。桓彝过江以后，始与昔日元康名士之南来者交游，遂得列名于“八达”之中，从而增加了桓彝自己与桓氏家族的名望。但桓彝毕竟没有条件凭门资坐取高位，只能以事功为用，求得晋身。桓彝南下之初，不过为江北荒县一令，迟至司马睿为丞相之后，始得过江为丞相府属。桓彝过江时奉母携同堂弟卜居接近长江的宣城宛陵，族单势弱。桓彝得以进入东晋政治的上层，主要是由于参预明帝密谋，引流民帅以制王敦有功。桓彝死于苏峻之乱，更提高了桓氏家族在东晋的地位，为尔后桓温继王、庾诸族居位，奠立了基础。但是桓氏家族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执掌军政权柄以后，其家族地位仍不为其它门阀士族所承认，所以桓温屡被门阀士族所鄙视。
桓氏家族在魏晋时期，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化。桓范被诛，桓氏门户骤落，是第一次大变化。桓彝于东晋初年重兴家族以后，桓温秉权，至于求九锡，为王、谢诸士族所抑，是第二次大变化。桓玄起事以除司马道子父子，得到士族支持，至于废晋立楚，是第三次大变化。刘裕灭桓玄，桓氏家族势力彻底消灭，是第四次大变化。唐长孺先生说，魏晋士族地位，一般是依其家族近世官宦状况，而不是依其远祖即所谓“冢中枯骨”所曾获得的政治地位为准①。这个见解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冢中枯骨”虽然不能决定其后裔门户的高低，但是其后裔却恃“冢中枯骨”以自重欺人，甚至衰宗落谱也往往不承认自己门户地位下降的事实，总想倚仗“冢中枯骨”以傲视新进。桓氏家族在东晋受到歧视，是其一例。陈郡谢氏被陈留阮裕视为“新出门户，笃而无礼”①，又被颍川荀伯子排斥于“天下膏粱”②以外，也是一例。弘农杨氏杨佺期数代以武干为用，士族不屑与伍，而杨佺期“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门地比王珣（案，琅邪王氏王导之孙）者，犹恚恨”③，又是一例。这类事例，直到唐朝，还是不断出现。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残卷位字七九号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所列谯国郡姓凡八，桓氏居其一。时下史家议论，多以此件盖据旧籍言之，非谓自汉至唐桓氏始终居郡望，地位不衰④。魏晋以来，桓氏实际上已沉沦不预时望。桓彝以后桓氏三世兴于江左，与东晋共始终，不过是门阀政治的际遇使然，只能算是桓氏门户历史自东汉桓荣以来的一段插曲。谯郡桓氏在江左兴盛百年的历史，并不能证明桓氏在谯郡继续兴盛，更不能证明他们到唐代仍然兴盛。
① 《世说新语·政事》“何骠骑作会稽”条注引《郭泰别传》，谓泰“有人伦鉴识，题品海内之上，或在幼童，或在里肆，后皆成英彦”云云。案《桓彝传》所叙桓彝事迹，与此雷同，颇有抄袭之嫌。但郭泰题品六十余人，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而桓彝则没有多少具体事迹，可以与之相比。
① 青溪在建康东南，连接淮水与玄武湖，孙权时所开，为江左胜流聚游之处。 《太平御览》卷六七引《俗说》：“郗僧施（郗超子）青溪中泛舟，一曲处辄 作一篇诗。”下文《斠注》引《御览》此事，并没有注意青溪在建康而不在洛阳，其疏误可见。
① 中朝“八达”，见上引陶潜《群辅录》，参《高僧传》卷四《支孝龙传》；江左“八达”，参《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
② 折巾，幅巾折角而用，以效风流。《后汉书》卷九八《郭泰传》：“泰“尝于陈梁间行，遇雨，中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十七史商榷》卷六八谓汉末处士皆不冠帻而用幅巾；同书卷三六集其例证。《宋书》卷一八《礼志》：“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
① 竹林七贤中唯山涛、王戎不在此卷，也反映了东晋南朝人见解。《文选》颜延年《五君咏》咏竹林狂狷而不及山、王。参《困学纪闻》卷一三“山涛欲释吴以为外惧”条。
② 《晋书》卷四九《谢鲲传》。
③ 《世说新语·品藻》“明帝问谢鲲”条注引邓粲《晋纪》。
① 《晋书》卷七四《桓秘传》宁康元年（373年）桓秘被废黜后居于宛陵，可证桓氏南渡后一直卜居于此。宛陵与逡遒相近，彝曾为逡遒令，而逡遒后来又侨寄于宣城境。
② 《世说人名谱》中之《桓氏谱》，与《世说新语》政事、规箴、贤媛、仇隙诸篇刘孝标注引之《桓氏谱》，两者关系似不甚明。《世说》刘注引《桓氏谱》自当作于梁代以前，但是隋、唐、宋志皆不著录，章、姚考隋志及诸家补晋志者或不著录，或无说明。而《世说人名谱》的人物内容，有谱及陈、隋者（如《琅邪王氏谱》），有引《元和姓纂》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说者（如《陈郡袁氏谱》），即宋代汪藻据所见诸书增益而成。参《世说人名谱》中《琅邪临沂王氏谱》谱首自注。所以其中之《桓氏谱》或亦有汪藻增益之处。
① 桓道恭亦见《晋书》卷八五《刘毅传》、卷九五《桓玄传》，李氏失检。
② 《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孝武帝重徐邈，令授太子经，谓邈曰：“虽未敕以师礼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史臣论此事，曰：“古之帝王受经必敬。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不复尊以为师，故帝有云。”在儒学衰败，痒序不立的年代，博士不受重视，是必然的。
① 王伊同先生《五朝门第》1943年金陵大学本和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修订本，都是这样。
① 此条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有议曰：“其初所以宣言不及桓宣城者，盖腹稿已成，欲激温发问，因而献谀以感动之耳。”此议似嫌迂曲。
② 《世说新语·简傲》“桓宣武作徐州”条叙此事，未录“老兵”二句。
① 《晋书》卷七五《王述传》此句作“汝竟痴耶？讵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
① 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见《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① 《世说新语·简傲》“谢万在兄前”条。
② 《宋书》卷六○《荀伯子传》。
③ 《晋书》卷八四《杨佺期传》。
④ 参王仲荦先生《〈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见《■华山馆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
三 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
《晋书》卷八《穆帝纪》史臣曰：“孝宗因繦抱之姿，用母后之化，中外无事，十有余年。以武安之才启之疆场，以文王之风被乎江汉，则孔子所谓‘吾无间然矣’。”史臣论晋穆帝一朝政局，语气之间不无微词，但毕竟认为这十余年间疆场时闻北伐，江汉久息风涛，是东晋南渡以来少有的安定时期。这个时期人物风流，清言隽永，是江左上层社会中的一个特色。桓温势力的兴起，也是在这个时期。桓温出督荆州，在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废黜殷浩，总揽北伐之任，在永和十年。此后桓温逐渐坐大，以致专擅朝廷。在永和安定局面的表象之下，复杂的政争还在继续进行。桓温的兴起，给建康的小康朝廷投下一层阴影。
永和安定局面的出现，其外部条件是后赵石氏盛极而衰，对南方压力大减。石虎死于永和四年，冉闵灭石氏在永和六年，这时的形势对东晋特别有利。永和七年，东晋收复洛阳。此事实际意义本来不大，因为它只说明北方混乱无主，而不说明南方真有力量；只说明南方可暂得洛阳，而不说明中原可以固守。但收复洛阳一事毕竟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心理影响，使江左形成一股竞相北伐的浪潮。王应麟、钱大昕等论及此事，对东晋君臣甚多赞许，已见前述①。洛阳收复的第二年，谢尚又于北伐中获得所谓传国玺，送致建康，使江左得免于“白板天子”之讥②，也收到政治上、心理上的重大效益。这些事态，给人以旧都可复，升平在望的假象。
永和安定局面的内部条件，则是庾翼死后颍川庾氏势力骤衰，江左士族没有哪一家具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可以立即代替庾氏发挥作用。桓氏门户力量有限，以桓温为核心形成一种新的秩序，需要一个组合的时间。士族门户的竞争虽未停息，但处在相持局势中，一时高下难判。所以永和政局呈胶着状态，就连呼声最高的北伐，也被这种胶着状态的政局牵制，表现出不寻常的复杂性。
穆帝年二岁即位，皇太后诸氏临朝。穆帝以何充力排庾氏之议而得嗣立，所以何充为朝廷倚重。何充族望才能，本不堪负荷大任，所以他在康帝死前即引大后父褚裒共参大政；而褚衷则宁愿坐镇徐兖以观动静，不愿株守朝廷。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马昱居中辅政，以名士殷浩主扬州，意在借其名望以稳定政局，制约上游。自此以至永和十年，中枢体制大体如此。
永和之初，方镇势力以徐、兖褚衷和荆、梁桓温为重。褚衷以后父为征北大将军，其职衔军号表明，朝廷意在以褚裒徐、克之重经略北伐军务，不让他人插手，以避免他人以北伐之名，挟北伐之功，形成觊觎。徐、兖自郗鉴以来，一直是卫戍京师的重镇，褚裒以都督徐、兖而为征北，是集卫戍与北伐二任于一身。褚裒以后，终永和之世，居徐、兖者还有荀羡、郗昙，人物轻重虽有不同，但都忠于朝廷，作用与褚裒大体一致。永和时豫州在谢氏之手，谢氏也支持朝廷。朝廷有徐、兖及豫州的支撑，足以形成重内轻外，制约其它方镇的力量。这是永和年间东晋朝廷的重大战略部署。
方镇的问题所在，仍然是上游荆州。桓氏家族得以继庾氏家族之后兴起，原因很多。桓温父彝预灭王敦有功，又死苏峻之难，形成桓氏家族与司马氏政权休戚相关的背景。桓温尚主，是成帝姊夫，庾氏甥婿①，至少暂时能得到庾氏昆弟的卵翼。庾翼声言北伐时，曾有以琅邪内史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入临淮之命，与相呼应。可见其时桓温官位虽不高而人物却比较重要。同时，中枢执政何充也很器重桓温，要把桓温掌握在自己手中，作为对抗庾氏势力的一支力量。桓温这一正在上升的士族人物，其地位的敏感性，由此可见。
何充曾为避诸庾而出督徐州，镇于京口，年余后入朝，即以桓温继刺徐州，列名方镇。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庾翼也曾力荐桓温。《庾翼传》翼言于成帝，请委桓温以“方邵之任”；《殷浩传》庾翼遗浩书：“当今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可见桓温在此时，是朝廷与庾氏都在着力争取的对象。但是桓温究竟是心存朝廷，还是意在庾氏，或者另有打算，此时还难见分晓。
庾翼本已用长子方之镇襄阳，临终前又表次子爱之为荆州刺史。《世说新语·识鉴》：“小庾（翼）临终自表，以子園客（爱之）为代。朝廷虑其不从命，未知所遣，乃共议用桓温。刘尹（惔）曰：‘使伊去，必能克定西楚，然恐不可复制。’”注引《陶侃别传》：“庾翼薨，表子爱之代为荆州。何充曰：‘陶公，重勋也，临终高让。丞相（王导）未薨，敬豫（导子恬）为四品将军，于今不改。亲则道恩（庾亮子羲），优游散骑，未有超卓若此之授。’乃以徐州刺史桓温为安西将军荆州刺史。”这是何充提携桓温的第二步。
《何充传》何充命桓温镇荆州后，每谓人曰：“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这就是永和初年何充所安排的东晋权力结构的轮廓。永和二年何充死，会稽王司马里居首辅之任，继承了何充所作的安排。不过何充曾以为这样就能使内外稳定，无复忧劳；而司马昱却逐渐发现，可忧的问题恰恰包含在这一权力结构之内，那就是桓温力量增长以后，比以前的庾氏更难驾驭，与前引刘惔所虑西楚“不可复制”相同。
方镇问题，除上述徐、兖和荆、梁以外，作为上下游居间地带的豫州和江州，也很值得注意。桓温在发展过程中，欲得江、豫以插手朝廷；朝廷注视荆、梁动静，欲掌握豫、江以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