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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见者是极少数，但是晋灭吴之战的成功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苻坚执意南侵。
其实，苻坚南侵，并非决之于临战之前的朝议。至少在淝水之战七八年前，南侵谋略已经形成。宁康三年（375年）七月，秦丞相王猛在临死之前，语苻坚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②，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苻坚哭王猛之死，谓太子苻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夺吾景略（王猛字）之速也！”苻坚虽重王猛，但不用其不图晋之遗言，而且认为王猛如不早死，终将助己灭晋以“平一六合”。由此可见，苻坚南侵，这时就已决定。它决定于苻坚个人，更决定于整个北方形势。从北方形势看，统一已经完成：370年秦灭燕，燕主慕容降；371年仇池氏杨纂降，吐谷浑入贡；373年秦取梁、益二州，以杨安镇成都，毛当镇汉中，姚苌镇垫江，王统镇仇池，东晋军退据巴东。王猛死于北方及梁、益已经混一之后，他观察形势，料定苻坚南侵战争即将发动，所以才有“不以晋为图”的请求。
《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载苻坚欲平一江左，用晋帝为仆射，谢安为侍中。群臣切谏，终不能回，以道安为苻坚所敬信，请他加以劝阻。苻坚答道安之谏曰：“非为地不广，民不足治也，将简天心，明大运所在耳。顺时巡狩，亦著前典，若如来言，则帝王无省方之文乎？”观苻坚的抱负，确是法则前典，以平一六合为己任的。
苻坚在决意南侵之初，认定南侵战争将是一次与灭吴之战相同或相似的“平一六合”的统一战争，并非毫无根据。王猛则从另一方面观察，认为南北之间存在华夷之隔的问题，东晋既然是“正朔相承”之国，苻秦就不应当以兵相图。这当然也是有理。可见淝水之战在其酝酿阶段，就显示了它的两重性质，既像统一战争，又像民族入侵战争。
王猛死后，苻坚开始了南进部署，目标是肃清东晋在汉水、淮水以北的军事势力，牢固控制襄阳、彭城地区，随时准备进入淮、汉以南作战。此时东晋朝廷，已感到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因而有谢玄北府兵的组建。太元四年前秦占领襄阳、彭城，在西线战场和东线战场都取突进之势。前秦东线得其西线援兵，进入淮水以南，去广陵百里，建康大震。谢玄救三阿，有君川之捷，逐敌于淮北，使京师暂得稳定。但东晋度量彼我军事力量，北胜于南，所以收缩战线，专守淮南。谢玄则总揽青、徐，进一步从事北府兵的组建，以应付东晋建立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严重局面。
前秦占领襄阳、彭城以后，南北军事形势与太康元年灭吴之战前夕更加接近。但是，苻坚在具体部署南进兵力时诱发了前秦的内部矛盾。晋太元五年（380年），苻坚以镇和龙（今辽宁朝阳，为前燕慕容都城所在）的征北将军幽州刺史行唐公苻洛为使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镇成都，使他道由伊阙趋襄阳，溯汉水北上，不许他经过长安。苻洛与镇蓟的镇北大将军北海公重联合，举兵反叛。和龙与蓟均鲜卑、乌桓旧地，鲜卑、乌桓虽表示不愿相从反叛，但此事引起关东的不宁是很显著的。苻坚平叛以后，以弟阳平公苻融执政，为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以太子苻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征东大将军、冀州牧，镇邺。苻坚又以关东“地广人稀”，思所以镇静之，而关中氐人族类“支胤弥繁”，乃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人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是氐人宗族各领子弟，分镇关东要津①，而关中氐人力量转弱。赵整以歌为谏曰：“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措施的确没有起到巩固氐族统治的作用。
苻坚为南侵进行的又一项重要准备，是于太元七年改授苻融为征南大将军，以苻朗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并以裴元略为巴西、梓潼太守，使密具舟师，作顺流东下之计。这些部署，都是师法西晋灭吴战争的战前准备。
淝水之战前夕，前秦军事形势虽与晋灭吴之战前夕西晋军事形势极为近似，但前秦国内政治形势，由于民族因素的存在，却与西晋很不相同。苻洛、苻重之叛，说明氐族上层中秩序很不稳定。前于此的匈奴刘氏、羯石氏、鲜卑慕容氏，建国以后无一不是由于权贵争夺而内乱不己。氐苻氏的情况完全一样。关东形势特别可虑。氐户东迁，就是出于对关东地区实行民族统治的需要，这当然是对杂处关东的各民族极不信任的表现。关东地区民族分裂的可能性远未消弭。前秦内部的形势既然如此，那就说明尚不存在由前秦进行统一战争的政治条件，如同西晋太康元年所具有的那样。
让我们系统地比较一下灭吴之战和淝水之战这两次相距一个世纪的南北战争，研究一下它们的相同和相异的条件。
这两次战争，兵力方面都是南弱北强，北方又有顺流之利，因而居绝对优势地位。西晋和前秦向南用兵，臣僚都是同者少而异者多。西晋以持异议的贾充为元帅，前秦以持异议的苻融为前锋，这种情况又很相似。两次南北战争相同相似之处不少而结局迥异，是由于相异条件起着更大作用的缘故。
两次南北战争的相异条件是：
第一，两次战争军事准备的周密性大不一样。西晋以羊祜镇襄阳，筹划攻吴，始于泰始五年（269年）。羊祜先是“绥怀远近”，又垦田积谷，“至季年有十年之积”，见《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羊祜以王濬为益州刺史，密令修舟揖为顺流之计，始于泰始八年（272年）。羊祜的作战方略是咸宁二年（276年）确定的，内容是：“梁益之兵（王濬、唐彬）水陆俱下，荆楚之众（羊祜）进临江陵，平南、豫州（胡奋、王戎）直指夏口，徐扬青兖（王浑、司马伷）并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误之。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王濬）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咸宁五年（279年）战争发动时，羊祜虽已身死，反对派贾充成为战争的元帅，但五路出兵的方略，据《三国志·吴志·孙晧传》及《晋书》卷三《武帝纪》的记载，与羊祜当年设计者完全相同。可见晋灭吴之战军事上经过十几年的周密策划，充分准备；部署上有正有奇，首尾策应，力求使对方处于被动地位，一处失利则全局动摇。吴丞相张悌率兵三万溯流应战，自知是孤注一掷。他估计形势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胡三省于《通鉴》此处评曰：“吴人至此为计穷也。”
前秦对淝水之战的军事准备，虽然基本上因袭晋灭吴之战的方略，但是极不周密，也不落实。前秦南进军力组成和配置，大致如下：
羽林军三万人，发良家子家富有武艺者组成，这无异是一支长安等地富人的质子军，只能置符坚中军以备侍从仪卫，没有战斗力量。
前锋军二十五万，由苻融率领，渡淮攻陷寿阳。前锋所部诸军，有的远出作战，如慕容垂、慕容韪率部数万，驰赴郧城。所以在寿阳之兵，确数难于估计，或有十余万众，其中氐人当不甚多。前锋与主力悬隔，没有可靠的后续力量，只能单独作战。
蜀中水师，是战前一年始由巴西、梓潼太守裴元略筹建，与灭吴之前王濬作船七年的准备，是无法比拟的。前秦南进之战开始，苻融受命督前锋军的同时，苻坚以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诸军事。《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苻坚语姚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史传以此为姚苌终于在长安建立后秦的谶语。实际情况是，西晋王濬以龙骧将军率水师为奇兵，自益州下，卒扫金陵王气；苻坚以姚苌受龙骧之号入蜀，自然是希望他效法当年的王濬水师，出奇制胜。不过，这只是虚应王濬故事而已。益州水师既未建成，南进部署亦无奇正可言，欲收灭吴实效是不可能的。
前秦主力，据《苻坚载记》言：“坚发长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颖。”《世说新语·识鉴》“郗超与谢玄不善”条注引车频《秦书》则言：“众号百万，水陆俱进，次于项城。自项城至长安，连旗千里，首尾不绝。”史传以此称道苻坚出师之盛，百年所未见。实际上这如果不是夸张的话，也不过是一批被驱迫的新发之卒，散处道途，并没有形成战斗能力。苻坚以轻骑八千，兼道奔赴寿阳，而留大军于项城。淝水败后，苻坚北奔，未闻项城大军有何接应行动，次于道中的前秦军亦不闻有何举措。淝水前线崩溃，本来只是战役的失败，但结果却是整个后方军事系统彻底瓦解。苻坚逃回洛阳，沿途所收离散十余万，当包括业已溃乱的苻融前锋军，也包括次于道上之兵。前秦军既然不过是乌合之众，欲对之作周密部署自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强大的前秦军须臾间顿成土崩之势的根本原因。
第二，两次战争比较，发动战争的司马氏和苻坚所恃政治力量不同。还在曹魏之时，司马氏经过嘉平之狱、淮南平叛以及杀曹髦事件，大体结束了曹马之争，从而取得代魏和灭蜀的胜利。《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王凌子王广谓曹爽辈骄奢失民，虚而不治，“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案王广即钟会所撰《四本论》中主张“才性离”者，与傅嘏、钟会见解相左，为曹党而非马党，卒死于王凌之叛。他说曹党失民，反言之即马党得民，这种见于马党对手的言论，绝不会存心贬抑，所以是不会失实的。又，《三国志·吴志·张悌传》载灭吴之战开始以后，吴丞相张悌曰：“彼（案指曹魏）之失民也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苛烦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急，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这是出自司马氏敌国丞相之口的一段非曹氏而美司马氏的言论，也是不会失实的。反之，在前秦内部，不论政治如何修明，都未能消弭潜在的民族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存在，使前秦不可能具有足以支持大规模南侵战争的政治力量，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周密的军事部署以进行这场战争。
第三，灭吴之战与淝水之战，就吴与东晋的国势比较，差别也很显著。吴未内乱频仍，朝廷失去重心，已呈瓦解之象，主要靠陆氏家族人物镇上游以为撑持。吴国屡遣人至海外，“求马”“益众”，以期加强军队，扩大战骑，但是迄无成效，军事上主动出击于江外，是完全不可能的。吴国在战略上本来只是靠沿江守险：城石头，作涂塘，遏东兴，置烽燧。蜀亡以后，吴国更是日夕惊慌，如陆机《辨亡论》之言：“或欲积石以险其流，或欲机械以御其变。”顺流之敌，防不胜防，吴国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等待晋军进攻的状态。至于东晋，政治上、军事上本来不算强大，但自桓温死后，政局大体说来是稳定的。桓、谢矛盾虽然还时有表现，但西线和东线的作战支援毕竟还是主要的事实。东晋一朝国防战略，虽长期有守淮和守江的论争，但东晋实际上一直是设防江外，甚至游军于淮、汉之北，并且在永和以后以迄东晋之末，三次占领洛阳，累计达三十余年之久。所以南宋人袁燮、王应麟鉴古伤时，都赞扬东晋；清人钱大听也说东晋君臣能“卓然自立”于江左①。仅就吴丞相张悌与东晋元帅谢安的临战表现作比较，也能反映吴和东晋在国运攸关的大战中，应变能力是大不相同的。
概括言之，前秦筹划南进战争，以一百年前的晋灭吴之战为根据，军事部署亦以之为蓝图。这反映符坚以统一南方为目的，战争性质似乎是统一战争。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统一了北方的人迟早都要发动南进战争，这主要是统一的历史传统对人们所起的强制作用。《世说新语·识鉴》：“石勒不知书，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刻印将授之，大惊曰：‘此法当失，云何得遂有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石勒之时，中国并无南北统一的条件，即令是北方的统一，也难于长期维持。但是宁合不分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