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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终究是次等士族。上游的变化，不过是全局变化的一个回流，一个片段，一个侧面。
回顾晋末历史，事端迭起，矛盾交织。各种矛盾在局势的演化中都起了自己应起的作用。我在这里企图说明的问题只是：各种矛盾的发展都受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制约，都在促进次等士族夺取门阀士族的统治权力，从而完成孝武帝开始的重振皇权的过程。“晋祚尽昌明”，而继立的宋祚却执行着司马昌明的遗嘱；其中被扬弃的，是以“王与马共天下”为开端的门阀政治。这是一个历史的辩证过程。
门阀士族让出了统治权力。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在社会上，文化上，他们还有相当大的潜力和影响。次等士族胜利了，用军事力量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还要把门阀士族供奉在庙堂之上，以为自己张目。刘毅聚结门阀士族与刘裕对抗，门阀士族谢混党附刘毅，均被刘裕处死。这就是说，政治军事权力全入次等士族刘裕之手。但据《晋书》卷七九，刘裕受禅，以不得谢混奉玺绂为憾。刘裕本人也渐染士族习俗，以风雅为高。《艺文类聚》卷一四沈约《〔梁〕武帝集序》说：刘裕虽阙章句之学，却是“好清谈于暮年”。《南史》卷三三《郑鲜之传》：刘裕为宰相后“颇慕风流，时或谈论。”这就是说，次等士族刘裕总揽了政治军事权力之后，还必须附庸风雅，周旋于按照传统本是被门阀士族长期垄断的文化领域之中。尽管如此，次等士族的势力业已转化为皇权，中枢和藩镇总是控制在皇室之手，门阀士族人物虽然还可能兴风浪于一时，形成政局的暂时反复，但是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是确定不移地一去不返了。
在皇权政治之下，南朝的道教传播依然如旧，但道术活动受到控制。杜氏家族后人或仕或隐，以传杜氏道术聚众起兵的事，也不再出现了。
东晋和南朝，历来都被认为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实际上，真正的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不存在于南朝。东晋门阀政治以皇权政治的变态出现。刘宋以后，皇权政治基本上恢复了常态。在东晋门阀政治之下，必须维持几个最强有力的门户之间的利益平衡，还要保留司马氏的皇位。各个强大门阀士族之间，彼此起着制约作用，所以当权士族多少有所顾忌，而东晋政权也得以维持至百年之久。南朝排斥了门阀政治，恢复了皇权政治，但皇权政治的基础和格局并不能一次巩固下来，政权反而失去了稳定的因素，不断发生皇族内战和易姓换代纠纷。宋齐两代，皇帝与诸王争斗频繁，几无宁日，政局如走马灯。相比之下，东晋朝廷的砍杀并不多见。这或许可以视为门阀政治曾经发挥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证据。宋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东晋将相”条谓东晋能享国百年，盖自有术。“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洪氏所见不为无因，只是所谓国事与外寄之当“付”者，并非皇帝自择，而是迫于形势。明代于慎行《谷山笔麈》卷一六《论略》谓：“乔本世臣，国体乃关，廉远堂高，积非一日，门阀之重，固不为无益也。”于氏之论失之迂腐，但也并非全无道理。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不存在了，门阀士族还在，而且还颇为顽强。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越过了权势的顶峰而就衰了。他们无法以凌驾于皇帝的赫赫权势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只好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特权和独特的社会地位。唯其如此，他们钻营富贵而又贱视富贵，依附王侯而又傲视王侯，才不能不矫揉造作，故作矜持。隔世看来，他们好像是偶人戏中的角色，真正的表演者无宁说是他们的先人，那些人曾经左右过东晋局势，但早已成为冢中枯骨。《梁书》卷二一《王峻传》载，琅邪王氏王峻之子王琮尚始兴王女，以不惠而被始兴王离异。王峻矜持地对始兴王说：“臣太祖是谢仁祖（陈郡谢氏谢尚）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王峻台词很强硬，但是显而易见，真正的强者并不是王峻本人，而是东晋时的陈郡谢氏和琅邪王氏。
《魏书》卷七二《贾思伯传》，思伯虽贵重而不骄人，答人问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此为雅谈。由贾思伯之言可见，一般说来，魏晋南北朝的士大夫懂得有盛必有衰，懂得“衰至便骄”，不衰无须骄矜作态的道理。只不过南朝的那些忸忸怩怩的门阀士族，并不像北魏贾思伯一样，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事实罢了。
唐长孺先生在论及门阀士族衰落和寒人兴起问题时曾说：“士庶区别在晋、宋之间似乎己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那只能是表示士族集团业已感到自己所受的威胁日益严重，才以深沟高垒的办法来保护自己。”①入南朝后，门阀士族以妄自尊大其门户地望为好尚，偃仰自高，骄矜溢露，不放弃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这确如唐先生所说，不过是他们感到威胁严重以后“深沟高垒”自固的一种手段而已。我赞同唐先生的卓识，只是想作一点补充，即门阀士族“深沟高垒”以自固，不但是为了如唐先生所论戒备寒人的“僭越”，而且是为了戒备皇权的蚕食侵逼，后者的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寒人的“僭越”必须仰赖于皇权。
沈约记晋宋间事，认为寒人之起，在刘宋中叶。《宋书》卷九四《恩幸传·论》曰：“孝建、泰始，主威独运，空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通遍，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纳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涂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云云。沈约解释作为皇帝近习的寒人势力之起，是宋孝武帝、宋明帝“主威独运”的结果；寒人凭借“国权”、“王命”，始得凌驾“百司”，而“百司”之主，往往就是凭藉门第偃仰自高的门阀士族。所以门阀士族深沟高垒以严士庶之别，是他们明白自己已处于“空置”地位的时候对皇帝“主威独运”的一种戒备措施，不管他们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客观意义只能是如此。不过沈约只看重宋孝武帝、宋明帝个人专断的政治举措使寒人得以代替门阀士族掌握机要的事实，而未究及寒人何得恰在此时而不是在别的类似的政治条件下（例如东晋孝武帝时）成批地出现于朝堂之上。沈约也未能论及门阀士族骄矜自大之状看来是针对寒人，实际上是对皇权利用寒人而产生的戒备心态。
门阀争高，南风北扇，王侯也不得不攀附士族以自重，但是强者毕竟还是王侯。北魏尊士族，胡汉相揉，而首姓归于元氏；李唐纂《氏族志》，而推崇“今朝冠冕”，以李氏为首。皇权侵夺门阀士族地位，东晋以后历代如此，而后甚于前。我们知道，唐代山东旧族，如唐太宗所说，本已“世代衰微，全无冠盖”①，犹力求自筑“深沟高垒”，死守其已失的膏粱、华腴阵地，企图凌驾新朝冠冕，这与晋宋之间的情况，何尝不是相通而又更甚呢！《梦溪笔谈》卷二四沈括慨叹唐代氏族以“地势相倾，互相排低，各自著书，盈编连简，殆数十家。”以上述观点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氏族相倾相诋，同样不是反映这些门户的强大，而是反映它们因生机己失而日趋虚弱，不得不骄矜作态以求存。
① 《通鉴》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七月癸酉条胡注曰：“宋人以蜜渍物曰粽。卢循以益智粽遗武帝，盖蜜渍益智也。”
② 《太平御览》卷九七二《惠（慧）远法师答卢循书》：“损饷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异味，即于僧中行之。”
① 前引冯君实书第五七页据《九家旧晋书辑本》臧荣绪《晋书》，亦述及“续命缕”。案《真诰》卷一七《握真辅第一》提到“长命缕”，即“续命缕”。《荆楚岁时记》：“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彩，一名朱索”云云。应劭《风俗通义》有关于续命缕的记载，参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下册第六○五页所辑佚文。
① 《南朝寒人的兴起》，见《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
①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
后 论
一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
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东汉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①。这两者都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宗族结构与封建经济发展潮流相结合的产物。东汉世家大族得人魏晋为士族，意识形态由儒入玄也是必要条件。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的宗族而言，可分为两个类别。一类是由东汉的世家大族经过一个更新过程而来，基本上保持儒学传统而又或多或少地兼染玄风，个别的已由儒入玄。他们在魏和西晋居于高位，被视作旧族门户。魏晋士族的另一类，多属乘时而起的所谓新出门户，不是来源于世家大族，一般都是习于玄学或者出入玄儒。他们的政治地位在魏和西晋迅速上升，入东晋后更为突出。有些魏晋士族，介乎上述两类之间，其先世在东汉末年始得入仕，或至九卿、二千石，但真正形成门户，还是在魏和西晋。这样的士族，往往也被视为旧族门户，本书也把它归入此类。
魏晋士族，就其一个个宗族而言，只有少数几家具有东汉世家大族渊源；多数并非由东汉世家大族演变而来，而是魏和西晋因际遇而上升的新出门户。但是，如果就社会阶层演变的整体言之，魏晋士族却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延续。没有东汉世家大族的存在，就不可能出现魏晋士族阶层。世家大族虽然带有世代承籍的性质，但其身分地位与具有法律保障的世袭封君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宗族势力尽管延绵长久，在东汉表现为世家大族，在魏晋表现为士族，但其成员却大都已经变换。促成这一变换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的大动乱，一是频繁的易代纠纷。
魏晋士族的社会构成，其类别大体就是这样。至于就每一个士族门户来看，它们发展上升各有其独特的经历，情况要复杂得多。而且家世源流久长也并非门户高低的唯一条件。
东晋所见士族，其最高层即所谓门阀士族中的当权门户，以其执政先后言之，有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五族。高平郗氏虽然发挥过极重要的政治作用，但由于未正式掌握过东晋国柄，故未计算在内。上述五族门户以其渊源及其它条件言之，可分为下述三种情况。
一种是来自东汉高层的世家大族，严格说来只有谯国桓氏可以属此。桓氏为东汉桓荣之后，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是据考，桓荣六世孙桓范于魏世罹嘉平之难，诛及三族，门户源流已断。东晋桓氏是刑家子遗，印帐鲁穑共桓易啡舷热耸老担桓乙悦呕Ы救恕Ｋ曰敢汀⒒肝峦耆谛鲁雒呕В以谛鲁雒呕е幸彩遣皇茏鹬氐摹�
一种是虽有旧族渊源关系，但先世阀阅可追溯至东汉者仅一两代而已。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太原晋阳王氏王昶，父泽，伯父柔，总角往候郭泰，访以才性所宜，后均至二千石。王泽、王柔以上，则名讳仕履无闻。琅邪临沂王氏，据《晋书》卷三三《王祥传》及《新唐书》卷七二（中）《宰相世系表》，其先世可溯至西汉王吉，但是疑信难详。所以《世说人名谱》只以王祥、王览之父王融为王氏第一世，而不再向上追溯，并谓融“辟公府，不就”，也就是说尚未得到官位。但是这也不确。据《晋书·王祥传》，王祥祖王仁①，汉青州刺史；据《三国志·吴志·孙坚传》注引《王氏谱》，汉荆州刺史王睿是王祥伯父。这就是说，王仁有子融、睿，融虽辟公府不就，睿则仕至荆州刺史，为孙坚所杀。琅邪王氏王仁、王睿两代刺史，家世背景当始于桓帝时。从《世说新语·排调》琅邪阳都的诸葛恢与同郡临沂的王导“共争族姓先后”一事来看，认为王氏与诸葛氏都有旧族渊源，王氏在东汉已有相当的门户势力，也是符合事实，符合时人看法的。东汉末年，王祥于战乱之时扶母携弟避居庐江，至数十年之久，远离地著，其宗族虽尚或在原地，门户当已就衰。后来王氏复起，主要是曹魏黄初年间王祥得为徐州别驾，纠合义众，助刺史吕虔讨平利城之叛有功，始入正式仕途，遂以显达，开魏晋琅邪王氏门户兴旺之端。太原王氏与琅邪王氏，其门户的儒玄转化，大体都在曹魏时代。它们与魏晋新出门户相比，虽说其来有自，但究非东京之杨、袁宗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