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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魏晋新出门户，有颍川庾氏和陈郡谢氏。庾氏庾嶷、庾遁起于魏晋；其父庾乘虽汉魏人，但汉桓帝时为县门下、伍伯，地位卑微，入魏为襄城令，亦难得入高门之列。庾嶷仕魏为太仆，庾遁诸子又贵达于西晋，庾氏始得为士族。谢氏谢缵仕魏，先世无闻，门户之起，更晚于庾氏。代表谢、庾门户的玄学名士谢鲲、庾敛，都始达于西晋或终于西晋。
从以上情况中可以看到，东晋的当权士族，除桓氏情况特殊已另有论外，并没有严格意义的出于东汉世家大族的所谓旧族门户。降格以求，或多或少有东汉门户渊源可以探寻的，也只有琅邪王氏和太原王氏，如此而已①。
东晋当权士族的门户背景，大体就是这样。
不过旧族门户与新出门户，界线也并非长久固定不变。随着时日的推移，新出门户日益自认或被认为旧族。颍川庾氏虽属新出，但入南朝亦成旧族。《南史》卷二三《王琨传》谓桓修小女适颍川庾敬度，“亦是旧族”，即是一例。此处所论，只是就东晋言之。
东晋所见士族中的旧族门户，即令其先人在东汉世家大族中地位平平，却都被认为比新出门户多一重凭借，多一份优势，因而也被认为高出一等。魏晋的社会观感本来如此。取代曹魏的河内司马氏以世吏二千石的门户自豪，东晋建立前后琅邪王氏以门高特受倚重，这些都非偶然。
魏晋社会中流行的这种门户观念，被那些处在衰落状态的旧族门户着意渲染。在他们看来，旧族门户哪怕权势日替，其社会地位也要比大权在握的新出门户为高。《世说新语·简傲》所载东晋中期陈留阮裕嘲笑陈郡谢万“新出门户，笃而无礼”，就是显例。
阮裕所从出的陈留阮氏，魏世入士族行列的确较早一些。《世说新语·任诞》“阮仲容、步兵居道南”条注引《竹林七贤论》曰：“诸阮前世皆儒学”。案阮氏自阮籍辈以上，可以追溯两代①。阮籍父辈：阮瑀，少从蔡邕学，后仕曹操为记室；阮武，清河太守；阮，汝南太守（一作淮南内史）。阮氏这一代，以学行和官守论，均属儒学无疑。阮籍的祖辈：阮敦，仕履无闻；阮略，齐国内史；阮谌，杜笃《新书》谓为侍中，《阮氏谱》则谓其“征辟无所就，造《三礼图》传于世。”②阮氏这一代以儒学出仕，也可概见。但是再上一辈，史籍就无微了。阮籍及兄弟子侄辈就是从这种儒学世家转入玄学家族的。
阮氏作为旧族门户，不过起于桓灵之世，并非承胤久远，累世不衰。这样的门户，在东汉也仅能尾附于世家大族，难得有很高的社会地位。陈留阮氏的历史，比起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来，似乎只是大体相当。而这个家族在阮瑀以后，尽管名士辈出，但由于门风濡染，宦情似薄，并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居位执政的人，家族地位在东晋时实际上日趋衰落。虽然如此，放达如阮裕，也不免以其门户历史自矜，不承认其时炙手可热的谢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准此，在旧族门户中地位远远高于陈留阮氏的弘农杨氏杨佺期和颍川荀氏荀伯子，他们贬抑新出门户的傲慢态度（分见《晋书》卷八四和《宋书》卷六○），在当时看来更是可以理解的事。
以旧族门户自矜于新出门户，在东晋越来越丧失了实际意义。魏晋士族中旧族门户的数量本极有限，其中之过江者已属寥寥，真正够得上世家大族之后，而又人才特出，能够预于江左胜流，并且世有显宦者，更没有几户。所以江左立功立业，不得不依靠新出门户。东晋旧族骄矜作态，并不是由于他们强大，而是由于此时新出门户已扶摇直上，以致于本已就衰的旧族门户对自身的地位，产生了一种危迫之感的缘故。我们可以认为，即令在门阀政治的东晋时期，旧族门户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己自设有沟垒以戒备新出门户，不过森严的程度尚不突出。
南朝恢复了皇权政治，昔日的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都感觉受到威胁。他们共同以深沟高垒自固，看来虽是为了严士庶之别，实际上则是戒备凭借武力树立政权的以及与这种政权相伴存在的次等士族与寒人。而皇权的侵渔，更是以王、谢为代表的门阀士族所最关切的关键所在。由此可知，东晋和南朝，门阀士族出于自危自救而都有所戒备，两者是相同的；但是两者戒备的对象并不相同，一是在门阀士族内部，一是在门阀士族外部。这反映出南朝政治格局和权力结构与东晋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二 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主要来源
世家大族和士族，都不是确定而不可移易的名称，史籍中所使用的称谓本来非常混乱，论者钩稽，竟得二十余种之多。本书选用这两个名称，一是为了求得用词的一致，一是由于这两个名称反映现实比较准确。东汉著名的宗族，特点是“世”和“大”，即世代承籍和聚族而居。他们在地方有实力，不论是居官或不居官，社会影响都比较强大。但是，居官者即令是累世公卿，在朝廷也不一定有很大的实权。而魏晋士族，其特点是世居显位。士者仕也。①只要他们权势在手，濡染玄风，而又慎择交游，取得名士②地位，就算士族。反过来说，士族身分又可以巩固权位。当然，士族权位的轻重也因时而异，在魏和西晋，士族还得依附于皇权，而东晋居高位的士族，其权势甚至得以平行或超越于皇权之上。
世家大族和士族，我们以汉魏之际作为分界线。世家大族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和平安静时期，他们崇尚儒学，沿着察举、徵辟道路入仕，罢官则回籍教授。至于士族，则或以乱世经营而得上升，或预易代政争而趋隆盛。他们一般以玄风标榜，沿着九品官人之法出仕。当然，这也只是大体言之，并非每个宗族的发迹都如此整齐划一。
就魏晋士族而言，他们在两晋之际，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之中和以后，又出现了一次大分化。他们有的死守北方旧居，有的播迁江左。大体说来，真正根深抵固、族大宗强的士族，特别是旧族门户，往往不肯轻易南行，例如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弘农杨氏等等。甚至于与司马睿关系甚深的河东裴氏，都宁愿留在北方，甘冒风险。也有少数例外，如颍川荀氏，荀藩、荀组兄弟于洛阳陷后先后以西晋行台居密。荀组见逼于石勒，不得不自许昌东行过江。
同时还可以看到，决心过江的士族，就其多数而言，都是八王之乱后期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对峙时属于东海王越阵营的名士。可以说越府聚集的名士，构成了以后江左门阀士族的基础。这些名士，深知江左的琅邪王睿与中朝的东海王越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们估计过江后在建康朝廷立足是有保障的。而东海王越由于王国地境所在和活动范围所及的原因，所团聚的士族名士大抵为黄河以南诸州人，而且多为新出的门户子弟，所以江左用事臣僚也多籍隶青、徐、兖、豫诸州。史家认为永嘉以来籍隶黄河以南的诸士族以路近而多南奔，籍隶黄河以北的诸士族则否。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是南奔者一般都是在倥偬之际，自洛阳而非自本籍启程，而许多河北士族居官洛阳，南来亦非不可，但他们宁愿北归故里而不南行。所以只以士族本贯与建康道里远近一端来解释士族是否南行，而不考虑他们在历史上与司马越、司马睿的政治关系，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永嘉乱后留在北方（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士族旧门，历十六国和北朝，与南迁士族相比，维持着比较保守的门风。《颜氏家训》所载北方士族鄙侧出，尚节俭，妇女持门户，重女红（分见《后娶》篇、《治家》篇）等，都是证明。他们也较多地保持着东汉世家大族的特点，一般地以儒学传家而不重玄学，聚族而居而不轻易举家迁徙。他们既是子孙相袭，历仕胡族政权，又与胡族政权保持着或隐或显的民族的和文化的隔阂。他们扬名显世或者不如南渡士族，但历数百年不离根本之地，其基础越来越巩固，与移植江外的士族难于固本者大为不同。所以他们的宗族大抵不因胡族政权频繁易手而骤衰，一直到隋唐时期还保存着固有的势力。不过，际遇不同，人物有别，也有些留在北方的士族，在此期间从历史上消失了。
两晋之际南渡的士族，即江左的侨姓士族，他们南来前夕多数在北方还没有发展到根深抵固枝繁叶茂的地步，可赖以雄据一方的宗族势力还不强大，可溯的世系还不长久。南来以后，他们才得以乘时应世，逐渐尊显起来。他们南渡，一般说来所偕者止于父母兄弟辈近亲。间有群体较大者，疏宗乡党，佃客部曲，络绎于途。这种较强大的群体构成一个个流民群，向南移动，往往为司马睿所忌，被阻止于江淮以北，不得至于建康。侨姓士族既然没有北方士族那样的强大宗族和土著根基，更得直接凭借权要地位求田问舍，企图尽快地重建家园，以维系其家族地位于不坠，所以江左草创伊始，侨姓士族就陆续进行占山护泽的竞逐。如果时运不济，无所树立，只有过贫穷的生活了。侨姓士族的门户地位既然不是特别稳定，所以一旦政局变化，他们就可能受到大的影响，就会有些士族升起，有些士族沉沦。侯景之难，如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所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百家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云。周师入江陵，侨居江陵的士族又悉数驱迫北行。江左入隋，政局又一大变，昔日繁华竞逐的江左侨姓士族，几乎全部寂然无闻，只留下耸立的石头城和建康残迹，供后世的文士们千古凭高，谩嗟荣辱。
以上所称的侨姓士族，是就东晋高层的当权士族，亦即本书所谓门阀士族而言。门阀政治，就是指由这些士族所运转的东晋政治。但是，南来的侨姓士族并非都能居于高层的当权地位，并非都是门阀士族。侨姓士族之南来者，有些由于时势的原因而以武干显名，有些由于父祖事胡、本人渡江晚而不为时所重，有些由于缺乏可观的人物而在士族阵营中本来时誉不高，有些则由于缺乏历史关系和新的机缘而沉屈里巷。他们一般都不得居于建康。这些人在江左，地位大大低于门阀士族。陈寅烙先生称侨姓北府将为次等士族，近人亦或称之为低等士族。本书采取这一观点，并认为次等士族的范围还应放宽，除包括北府武将以外，还应包括一些旧族门户之晚渡者如杨佺期、卢循等，包括所有无缘入仕东晋的士族其他人物。形形色色的次等士族人物在江左门阀政治中不受尊重，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投入门阀士族的对立营垒以求出路。杨佺期、刘牢之、刘裕以及孙泰、孙恩、卢循，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以刘牢之、刘裕为一方，孙恩、卢循为另一方，更是战场上势不两立的仇敌。但是就他们本人所处的社会层次说来，就他们为求得一种新的统治秩序以代替东晋门阀政治的这种要求说来，他们又有着彼此一致的地位。
不过，对于东晋末年出现于历史上的这些次等士族，还须补作一点说明。土族的形成，文化特征本是必要的条件之一。非玄非儒而纯以武干居官的家族，罕有被视作士族者①。到东晋时，士族早已定型，他们一般是通过仕宦婚姻等途径，保持自己的士族地位于不衰。但是由于战乱流迁和其它缘故，南来士族，其门户地位有的上升，有的下降。士族门户下降者无从选择婚宦，不一定都能维持门户的文化特征；而有些不学无文的非士族的武将，却由于婚宦机缘得附于士族，居于其中的次等地位。杨佺期、卢循等属于前一类型，而刘牢之、刘裕则属于后一类型。两种类型的次等士族，在东晋政治地位大体一致，但是家族背景却本不相同。本书就是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采用次等士族一词。其实，本来是习武少文的齐、梁皇族得以纳入王、谢、袁、萧四姓士族之中，也是这个道理。由于前人对于次等士族或低等士族的界限并未作具体阐述，本书理解与之是否符合，那就很难说了。
三 门阀政治——皇权政治的变态
宗族发展历程，与中国古代历史上专制皇权的具体状况有密切关系。
在中国古代，宗族群体早于专制皇权而存在，古老的宗法制度就是以宗族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宗族在对土地和对劳动者的封建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