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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微笑反应，比新生男婴更为频繁。不久，这一反应被有意识的、交际性的微笑取代，一直持续到两岁。此后在整个青春期和成熟期，经常微笑就成为更有持续性的女性特点之一。六个月时，女婴对交际信号的注意胜于对机械刺激的注意，同龄的男婴却没有这一特点。个体发生过程到一岁时，女婴更容易被假面具惊吓和抑制，在陌生环境中更不愿离开母亲，再大一点，女孩子比男孩子表现出更多的交往倾向和较少的冒险行为。
帕特丽夏·德雷珀在对昆桑人的研究中发现，尽管人对男孩和女孩一视同仁，都给予严格而有分寸的看管，也不让他们干什么活儿，男孩子仍要活跃一些，也不那么遵守限制。再大一点，男孩子似乎比较乐于参加成年狩猎者的行列，而女孩子不那么积极参加成年妇女的采集活动。N·G·琼斯和M·J·康纳在更细致的研究中发现，男孩子喜欢粗野危险的活动和公开的侵犯，与成人的交往不如女孩子。昆桑人显著的性分工特征，就是从这些细微差异逐渐发展而成的。
在西方文化中，一般来说，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富于冒险，更倾向于身体攻击。E·麦柯比和C·杰克林在他们的《性差异心理学》中总经说，上述男性特征的深刻根源，可能就存在于遗传之中。从2岁到2岁半，是开始社会性活动的最初几个月，男孩子从语言到行动都更有攻击性，如：频繁发动模仿性战斗、公开恐吓以及生理攻击等等，这些行为特别针对其他的男孩子，目的是取得主宰地位．由D·P·罗纳总结的另一些研究指出，这种差异见于各种文化。
对上述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唯环境论会提出：早期角色扮演中的分化并不含生物学因素，而只是对婴儿期不平衡训练的反应。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实际发生的这种训练必然是相当微妙的，运用时至少某种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而且由全世界的父母普遍实施的，然而，这不太可能，最近关于两性人的生物学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不利于唯环境论者的证据。两性人在胎儿发育初期就程度不同地具有男性解剖结构，但遗传上却是女性，这方面的研究指出了畸性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为不常见的遗传病，称为肾上腺生殖综合症，是由一种基因变化引起的。如具一个人有两个这种变异基因，他的体细胞中就不会有正常基因，致使肾上腺不能正常生产激素和皮质醇，这时肾上腺会分泌一种先兆物质，其功能相当于男性激素，如果个体遗传上是男性，激素的增高并不会对性发育产生显著影响。如果胎儿是女性，反常的男性激素就会使外生殖器男性化。阴蒂有时扩大成为小型的阴茎，大阴唇闭合，极端情况下还会长出完整的阴茎和中空的阴囊。
第二种情况是人造激素引起的，为了预防流产，50年代的妇女常常服用人造孕激素，后来发现，这种药物有时会使胎儿男性化而变成两性人，后果跟女性肾上腺生殖综合症一样。
纯粹偶然地，因激素引起两性人疾病的有关情况，与一个适当控制的科学实验结果相契合。实验目的是估计遗传对性别差异的影响；虽不完善，但也达到了一般水平，两性人在遗传上是女性。内生殖器也完全是女性的，美国国内处理这种病例，大多数是在婴儿期用手术把外生殖器完全女性化，此后就作为女孩子哺养，她们在胎儿发育阶段被男性激素或其他物质男性化，但后来一直到成年都作为普通女孩子来加以“训练”，在这样的情况中，根据更深层的、有时直接由已知基因变异引起的生物性变化，可以对学习效果作出细致的分析。行为的男性化几乎必然只能归因于激素对大脑发展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中，女孩子们是否表现了与激素和解剖上的男性化相联系的行为变化呢？约翰·莫尼和安克·埃拉特发现，行为变化相当明显，而且与生理变化密切相关，与社会环境相似的正常女孩子相比较，因激素引起变化的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容易表现出“假小子”的特点，对体育兴趣较大，更愿意和男孩子一道活动，喜欢随便穿着而不是精心打扮，要玩具枪不要洋娃娃。肾上腺生殖综合症的女孩子更倾向于表露出对女性角色的不满，不过这一组成员为消除遗传缺陷服用了肾上腺皮质素，对评价质量有所影响，有可能单是服用激素就能引起不同程度的行为男性化，这种结果尽管不如先天性男性化深刻，本质上仍然是生物性的，当然，在被孕激素改变了的女孩子身上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因此，有些人在出生时就好象是被扭曲的嫩芽，意味着什么呢？这一事实指出，普遍存在的性分工并不仅仅是文化进化中的偶然事件。然而指出这一点并没有否定通常的观点：各种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性分工的程度必须归因于文化进化，证明期中存在着一点生物学因素，不过是给未来社会揭示了一些选择的可能。在这里，人类无性的第二个困境显露出来，如果充分考虑到目前遍及世界女权运动，每一个社会就必须在下面三者中选择其一：
训练社会成员以扩大性行为差异，这几乎是一切社会所遵循的模式，它常常导致男性对女性更多的优势，把女性排斥在许多职业活动之外，不过。结果并非一定如此，至少在理论上，一个性分工严格但是精心设计的社会，与相反的情况相比较，精神方面可能更富有，更多样化，甚至更有创造性，扩大性分工的同时，人权却可能受到保障，当然一定的社会不平等将不可避免，而且容易发展到灾难性的地步。
训练社会成员以消除性行为差异，通过控制和性偏倚的教育，一个社会的男性和女性可能在一切职业、文化活动，甚至极而言之在体育竞赛中，都属于平等地位，决定性别特征的早期倾向必须加以钝化，有关的生物学差异不至于大到不可克服的程度。这样的控制极有利于整体（和个人）水平上的性偏见，它可能产生更为和谐和富有创造性的社会，然而由此需要的各种法规当然会危及个人自由，至少一小部分个体不可能充分发展他们的潜能。
仅仅提供平等的机会和门径，对于任何文化来说，当然还可以不作任何选择而听其自然，自由放任似乎最有利于个人自由和发展。然而，事情并非必然如此，即使有男女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男性也更倾向于选择政治、企业、科学等职业，而且多半不能正常参与同样重要的儿童抚育工作，其结果自然会限制个体复杂的情感发展，以色列的集体农庄是现代平权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实验之一，其中就发生了这样的分化和限制。
在40和50年代集体农庄运动的高潮中，它的领导人提出了一项完全的性平等政策，鼓励女性进入过去属于男性的角色，这项政策在最初几年差不多得到了实现，第一代女性由于意识形态的训练，纷纷改行从事政治、管理及体力劳动，她们的女儿一生下来就受到新文化的熏陶，然而后来，母亲和女儿都不同程度地退到传统的角色上去，女儿比母亲退得更远，她们现在要求每天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子女身上，这样的时间被特意称为“爱的时刻”，最有天赋的女性拒绝进入高层次的商业和政治领导集团，因而同时代人中，这些领域的女性角色人数远远低于男性，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反映了以色列社会成员强烈的宗族传统，这种观点尚未令人信服，尽管今天集体农庄内部的角色分工比外界更高。以色列的实验表明。要预测遗传或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行为变化结果和评价它们的意义，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关于性角色的这种困惑使人坚信，生物学因素并不能独立地描绘出理想的行为过程，然而，了解这些因素却有助于我们的选择，并对各种选择的代价作出估量，教育和强化所需要的额外能量投资，以及个人自由和潜能的冲突，提供了测量代价的标准。我们应该正视下面实质性的问题：由于选择必须付出代价，具体的伦理原则又很难得到普遍的承认，因而选择是困难的，这时我们应该仔细掂量汉斯·摩根索的明智建议：“政治眼光、道德勇气和道德判断的结合，可以使人达到政治本性和道德命运的和谐，这种和谐不过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舒适，不安全，甚至荒谬难言。这样的生活方式会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他们宁愿用表面一致的虚假逻辑，来掩盖和歪曲人类命运悲剧性的矛盾。”我认为，我们早期遗传史的遗留成分包含了这些矛盾的根源。在这些成分中，最麻烦最难认识又不容回避的，就是性角色差异的适度倾向。
家庭是社会生物学理论应该衡量和考虑的另一成分。核心家庭的基础是长期而稳固的性结合、地理上的流动性，以及女性管理家务。这种家庭目前在美国处于肃条时期。1967－1977年离婚率成倍增加，以至由妇女当家长的家庭增长了1／3。
1977年，超过1／3学龄儿童只有父亲或母亲，或由亲属代管；1／2以上学龄儿童的母亲离家工作。在许多父母都外出上班的家庭中，父母的位置被幼儿日托中心取代。年龄更大些的孩子们，在放学后到父母下班这段时间里，完全无人看管，以至形成一个庞大的“挂钥匙”的儿童群体，美国每个家庭的出生率从1957年的3．80急剧下降到1977年的2．04。如此的社会变化发生在高技术的国家里，又与女性解放及其对劳动部门的涌入相关联，当然会引起深远的后果。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家庭是一种文化产物，正面临着消亡的命运呢？
我认为并非如此。家庭被广泛定义为成人之间（包括其子女）的亲密结合体，它至今仍然是最普遍的人类社会组织。那些提倡家庭分裂的团体，如印度的“那亚”（Nayar）和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它们并不是真正自治的社会群体，而是较大型社团中特殊的亚群体，历史上许多社会中，无论是核心家庭还是扩张家庭，都经历了无数考验。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家庭常常被贩奴破坏，来自非洲的习惯遭到忽视和打击，婚姻和父母权利都没有法律保护。然而，亲缘关系却世世代代顽强延续下去，个人都被归入亲族网络，儿童都承继家族姓氏，乱伦禁忌得到忠实的遵守，非洲人的对家族深刻的感情依附仍然保存下来，在这方面有许多语言和书面资料提供证据，下面这封信写于1857年，来自佐治农场工人卡什和他的家庭，那时生活把他们和最亲近的亲族们拆散：
克莱莎，你的父母非常地想念你，深深地爱着你和你的丈夫，以及我的孙儿菲比、马格和克洛、约翰朱迪、苏，我们想念姨妈奥菲·辛妮拉，以及明顿、小普拉丝卡、查尔斯·妮格和菲利斯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卡什、普赖姆、拉斐特。请向卡什斯兄弟波特和他的妻子帕庭丝转达我们的爱。请代维多利娅向她的侄子贝克和米利转达她的爱。
根据历史学家赫伯特· G·古特曼的意见，这种亲族网络当时遍及南方各州，常常不为奴隶主所知，这样的网络今天依然存在于大多数城市贫民区中，几乎没有衰减的趋势，卡罗尔·斯塔克在她的名著《我们的亲族》中指出，对亲族的详细了解和不容置疑的相互忠诚，是美国底层黑人的生存基础。
六、七十年代美国一些群居组织中，主要由中产阶级白人提出了一种企图，希望组成男女平权的社会，孩子交给育儿所抚养。然而，J·科恩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传统的核心家庭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存在，结果在这些群居组织中，母亲们照看子女的愿望反而超过了一般家庭主妇，1／3的人把子女领回身边，在比较传统的社会阶层中，越来越多的男女选择同居，推迟生孩子的时间。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仍属于传统的婚姻，许多人实际上照常生儿育女。
人类这种家庭倾向，甚至在反常环境中也顽强表现出来，在西弗吉尼亚奥得森的联邦女犯教养所，罗丝·吉奥拉巴多发现，女犯们以夫妻似的结合为基础，自发组成家庭式的单元，一些女犯被指定为兄弟姐妹；父母、姨妈、舅舅，甚至祖母，均由年长的女性充当，角色分配跟监外正常情况一样，监狱中这种准家庭为它的成员提供稳定性和保护，从它那里可以得到忠告，在惩罚性禁闭期间还可得到食品和药物，极为有趣的是，男监狱中的成员则有较为松散的领导集团和等级社会，在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等级支配，性关系是相当普遍的，弱者充当女性，而且经常受到轻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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