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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顾顺章如何破案。但南京、上海非我工作范围，仍须慎为考虑，意思让我返回武汉。其时张冲（怀南）为调查科副科长，也来安慰我，说中央认为我捉了共党一首领，其功无比。我返武汉后，与他个人联络。但我年仅二十三岁，已在人生中体会得失利害，如果勉强遵蒋公之命留在南京，因顾顺章已被隔离，无法利用。陈立夫、徐恩曾为蒋公浙籍亲信，无能对抗，只好回武汉行营侦缉处机构。我即时飞武汉，照常主持反共任务，但无所事事。
顾顺章被捕后，李立三的城市路线解体。我辞去两湖特派员，撤销电台及经费。中央为了应付我，发表我为中央平汉铁路党务特派员，后正式组成党部。民国二十年冬季，蒋公以总司令名义下野。次年春，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旋又在武汉组织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蒋公兼总司令，又任我兼总部视察室主任，规定每周晋谒一次。
五、怕成“众矢之的”直接退出反共任务
前面提到二十年年底，蒋公一度下野，旋以委员长名义复出。约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二月间，蒋公忽然在中山陵园的一幢别墅内，秘密宣布要执掌铁卫组织（仿墨索里尼黑衫队）。蒋公新侍从武官邓文仪，奉命通知我参加。忆其在场人有陈立夫、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徐恩曾等高干参加。当时我坐在蒋公右手首席，陈立夫先生对坐。蒋公即席致词说：“我们近年失败，就是干部没有组织铁血秘密团体。这几年来，除蔡孟坚同志在武汉破获几个大案，值得奖励外，你们在各处有什么表现？”
当时在座出席人员静坐对我观望。蒋公即询我顾顺章事，因蒋公不知陈立夫、徐恩曾扣顾顺章在南京，并未照他的指示交我办理，当时我慌于答复，只有正目面视着陈立夫先生及徐恩曾二位，让蒋公直作估量（暗示）。其时正议题着眼在新组织，蒋公就新目标作出一些新指示。陈立夫、徐恩曾避而不作解答。最后蒋公指示：“自明日起，大家提出新秘密组织，由陈立夫秘书长作召集人，讨论一个结果报告我。”接着宣布随便坐。贺衷寒、康泽、戴笠等向我握手言贺。
蒋公又坐在沙发上指示陈立夫说：“闻蔡同志在武汉遭暗杀多次，非常危险，似应改调上海主持特别任务。”我不便回答。陈立夫先生当考虑决定。蒋公最后加一句：“胡汉民已离京赴香港，便中予以监视。”陈立夫先生宣布：“明晨八时起，中山路三○五号开会，希望全体按时出席。”
陈立夫先生届时致词说明：必须统一组织，以蒋公为最高领袖……。贺衷寒为军方代言人，认为党方、军方须分别成立组织。因军方出力战争，辩论三日后我认为无奈争辩，最终须蒋公决定。因各方自私，我无意参加终场会议，故提前数日离开，并未向立夫先生请假，即提前飞返武汉。
后来，中央秘密组织为“青白社”；军方黄埔同学组织“力行社”，另名“蓝衣社”（戴雨农成为特务处长，自此起家）。二十一年夏季，蒋公主持豫鄂皖三省剿。某日，蒋公忽然接见我，促我即日起草一全国性秘密调查组织，对象除共产党外，包括本党腐化贪污分子，不数日嘱我交卷。我经考虑后，当面报告：“我此时仅二十三、四岁，无阅历、无经验，无法担任此职。”蒋公当时责怪我：“有能力，不能做无名义的英雄。”及至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蒋公出席武汉联合纪念周，大骂武汉市政、警政腐败。散会后，即刻在三省剿匪总部召见我，嘱我出任湖北省会警察局长，从此直接退出反共组织，一心改良警政机构，与特工无缘。我将原有的一些共产党自首干部，转入各治安单位。我任职警局七年，经多位主席，迄至抗日时武汉弃守，警察成军，才告一段落。
结论
顾顺章曾向徐恩曾指认、捕捉共党驻沪办事处处长杨登瀛（双重间谍）。杨登瀛系张道藩的朋友，终于入狱后被释放。周恩来其时认为，工人出身、无文化的向忠发，终日沉溺于女色中，致使被捕杀。顾顺章本人在被困中，想入非非，妄想组织新党，藉国共合作、抗日期间，争取部分共党首领自立门户，发展势力，替国民党分化共党敌对力量。但顾顺章仍在徐恩曾掌握中。因徐恩曾恐顾顺章自由后，吐出徐恩曾与钱壮飞关系密切、徐恩曾女友寄居钱壮飞在沪寓中的种种丑闻，再度影响徐恩曾的前途，立意认定顾顺章另组共产党的罪名，借用中日战争开始时江苏省仍在陈果夫主席统辖下，由江苏省保安司令将顾顺章处死。此事系陈果夫的秘书长罗时实，向我亲口证实。
后徐恩曾的调查科扩大为中统局。徐恩曾本人一生非特务专长，好色又搞私人关系，终被军统戴笠揭发。蒋公批示，徐恩曾终生永不录用、不准出国。徐恩曾终于来台后去世（享年八十馀岁）。
但陈立夫先生在政府迁台后到美国，过养鸡生活。民国四十八年（一九四九年），我赴欧美考察，过纽约前往拜见。陈立夫待我以亲情、好友。我们数十年在台、美，永如至好。惜陈立夫先生本年百岁华诞，愧我亦九十四岁，无法远叩寿耳。
若谈周恩来在国共合作抗日时，在武汉我曾为他协助交通。那时周恩来兼任共党驻汉代表，又任陈诚的政治部副部长。每次周恩来来武昌谒蒋公、晤陈立夫时，要乘轮渡过江到武昌，在轮中，周恩来常遇好奇人与他攀谈，他来怕不安全。周恩来知我主持武汉警政，有十馀艘公用小轮，周恩来偕夫人特别到警局造访我。一见面他即说：“久仰你，＇ 相逢一笑泯恩仇 ＇ 。”请我给他用公务小轮过江。我令主持小轮人员，以后每遇周副部长要用小轮，随时接送往返武昌、汉口。周恩来驻汉期间，未曾延至抗战结束时，我即改任兰州市长。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每次来往中国，我成为中苏朋友。
当毛泽东到重庆谈国共合作时，彼得罗夫也在重庆，在重庆招待毛泽东。宾客有两、三千名。适时我亦在重庆，彼得罗夫大使发柬请我参加。其时我遇到陈立夫、熊式辉等先到场。张治中、周恩来二位成为酒会中活跃人物。张治中、周恩来发现我，争着拉我与毛泽东握手。周恩来与毛泽东耳语后，我即与毛泽东握手。我发现毛泽东的手软如绵，他对我笑笑未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