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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政治如果没有良好的警察工作加以确认，只是一种神话。
希特勒：卡尔登勃鲁纳不需要你的辩护。他很了解我对他的态度。难道我和朋友们谈话也要打官腔吗？朋友之间应该谈论他们所缺少的东西，而不是给他们带来荣誉和承认的东西。那么，你们的主意需要我花多少钱呢？
卡尔登勃鲁纳：元首，我对这个问题回答不上来。
希姆莱：我们需要用一、两天的时间和专家们一起进行计算和协商。
约德尔：元首，为了在克拉科夫、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实施这种行动，我们所需要的火药，将是帝国全部化学工业本年度所生成的全部产品。
希特勒：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希姆莱，你不这样认为吗？
约德尔：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没有一颗炮弹落在我们敌人的头上。
希特勒：我鼓掌赞成，希姆莱！我为你们的纲领感到狂喜。政治上的幼稚与出卖民族利益相差无几！我为什么要替你们考虑这些细节呢？！我为什么要为你们这种荒诞计划绞尽脑汁呢？！一切都有个限度！我以完全负责的态度宣布：在未来的帝国刑事法中，我将写进这样一个条款──对于幼稚罪可以判处预防性监禁。
（元首被叫去和凯特尔元帅通直线电话，遂离开办公室。）
卡尔登勃鲁纳：约德尔，是否有必要在这里谈你的计算？
希姆莱：约德尔做得对，可你却使我狼狈不堪。自尊心就象内衣一样，还是应该有的，但不一定拿给别人看。
（希姆莱随元首走出办公室。）
卡尔登勃鲁纳：对不起，约德尔，不过大家的神经都紧张到极点了。
约德尔：咳，算不了什么……
卡尔登勃鲁纳：如果我能找到火药呢？
约德尔：你相信奇迹吗？
卡尔登勃鲁纳：如果人人都相信奇迹的话。
约德尔：不过你还是把我从这个名单中勾掉吧。
卡尔登勃鲁纳：没有必要。我记得，一九三四年我们在维也纳监狱中宣布绝食，到了第七天我清楚地看到了奇迹：一条狗蹲在我的床沿上。它嘴里叼着一块面包。它把面包给了我，我就吃了。不久一切就结束了，士兵们敞开了监狱的大门，用担架把我从牢房抬了出去，这时人们纷纷向我抛来玫瑰花。
（元首和希姆莱走进来。）
希特勒：我一向认为，在苍天用来包围我们的所有伟人中间，希姆莱的智慧是最合理和最精确不过的了！
希姆莱：卡尔登勃鲁纳，我们的美元基金储备情况怎样？
卡尔登勃鲁纳：是实际基金还是我们自己发行的钞票？
希特勒：我感兴趣的是你们在自己家里印制的美元。
卡尔登勃鲁纳：美元储备并不多。我存有大量英镑，并经过我们的人在伦敦银行鉴定过。
希特勒：你能用这些英镑为我买来炸药吗？
卡尔登勃鲁纳：在阿根廷还是巴西？
希特勒：这倒无所谓哪怕是从美国犹太人那里买也行。
卡尔登勃鲁纳：我担心和美国犹太人是不容易成交的。
希特勒：我一贯相信丧失了幽默感的人！
卡尔登勃鲁纳：看来只有一种可能：通过西班牙或葡萄牙试探一下南美国家。
希姆莱：我们能否把炸药运到保加利亚？挂他们的旗帜。
卡尔登勃鲁纳：首脑，当初我谈到斯洛伐克和我们两国之间的条约时，你曾经取笑过我。我斗胆再表示一次更严重的担心：南美不是斯洛伐克。假如那里发现了我的英镑，假如引发了一场丑闻，我们就会丧失国家社会主义信徒的一个基地。
希特勒：我们有戈培尔。他会象证明二加二等于四一样，证明这一切都是扩张主义的英国和美国的阴谋诡计。你就不必为此操心了。让你的人去跟阿根廷或智利的人谈判吧……
2、一个环节
霍伊布特将军在私生活方面是个清心寡欲的人。而且这不是领袖那种装模作样的不近人情的禁欲主义。他作为一名骨干军人，一个在心灵深处具有严肃信仰的人，总想和自己的士兵分担一些战争带来的痛苦。因此，他每次来克拉科夫都不在有专门设施的政府官邸下榻，而是住在军官饭店里。这座饭店坐落在河岸上，差不多与古老的波兰国王城堡的入口处相对。
霍伊布特一般住在三层楼上。在将军到来之前，他的值勤副官冯·施特龙别格少校下令把房间里的乌木家具统统搬出去。这些家具是后方服务处的那些势利小人提前运来的。
“将军不喜欢豪华，”少校说，“这种风格更适合杂耍游艺场里那班老明星的口味；对士兵不合适。客厅里那张写字台留下。把沙发椅搬走，将军不喜欢软家具。留下这把高椅子就行了。把放电话的小柜搬到窗前。将军总是站着打电话。那个纸篓放到写字台下面。卧室里的东西全搬出去！壁橱够深吗？很好。在这块凹进去的地方放一张弹簧垫铁床。把鸭绒被子拿出去！将军盖一条绒毯就行了。”
冯·施特龙别格坐到窗台上，开始监督党卫军保安处的一名军官、一个楼道值勤兵和女仆卓夏重新布置房间里的家具。卓夏是一个老妇人，穿一条沙沙作响的白裙子，灰白头发上别着一枚白色的花边头饰。
“老太婆还过得去，”冯·施特龙别格一边看着卓夏太太，一边想道：“她眼下还多少有点风姿呢。”
“我们要是把床放到这块凹进去的地方，”卓夏太太说，“将军先生睡觉会不舒服的：光线正好射到他的眼睛上。”
“你的德国话讲得很好玩。谢谢你的忠告。女人到底是女人。那就挨着墙放吧。不，不，搬到这儿来，离橱稍远点。记住，千万别往水瓶里倒开水。只要生水，生水。”
霍伊布特飞到克拉科夫后，天已经黑了。他走进房间，久久地伫立在宽敞的窗户前，欣赏着那座庞大的、清晰地镶嵌在蒙蒙的天空中的瓦维尔城堡，然后放下遮光板，打开巨大而明亮的枝形吊灯，坐到桌前。他扫了一眼房间里的布置，向冯·施特龙别格感激地点了点头。少校仿佛正等着这个时刻似的，把一份厚猪皮封面的灰色文件夹放到了桌上：这是最新邮件和需要签署的文件。
“谢谢，”霍伊布特说，“我不再留你了，去休息吧。”
“晚安，将军先生。”
“谢谢，今天谁执勤？”
“绍尔弗中校。”
“好。告诉他只接大本营的电话，别的就不要接了，我要睡觉。飞机颠得很厉害。天气似乎出了问题──不是雷雨，就是高温。”
“大自然显然也在打仗呢。”
“跟谁打仗？”霍伊布特笑着说道。“它无人可打，它是统一的和不可战胜的。”
他打开文件夹，冯·施特龙别格立即走出了房间。霍伊布特迅速翻阅司令部值勤人员准备的文件。他把不重要的文件叠放到文件夹里，重要文件放到一旁，用一块红玉石压上。这块玉石是普莱德将军从克里米亚飞到这里停留一个星期时送给他的。他把特别重要的文件用夹具夹好。这副夹具的形状象恶魔的一只手，伸着巨大的、弯曲的、尖利的指甲。
将军工作到深夜一点。他签署的第一个文件是由他的秘书处协同反间谍机关起草的一项命令。
对于在被占领领土上从事反帝国活动的罪犯采取与目前不同的惩罚措施，乃是元首一个宿愿。元首认为，对于这类犯罪活动采取剥夺自由以及终身苦役的惩罚形式是软弱的表现。要达到有效和长期惩戒的目的，只有采取死刑或使其亲属和居民能够了解犯人的下场的措施。将犯人谴往德国就是以此为目的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关于打击犯罪活动的法令符合元首的观点，并得到了元首的赞同。
这份文件写得相当明确，没有那种叫霍伊布特恼火的空话，因此他看过第二遍之后便签了字，只改动了两个逗号。他不喜欢文件里有过多的标点符号。
“命令不是文学作品，”他常说，“逗号妨碍领会问题的实质。它们会转移士兵的注意力。”
至于别的文件，霍伊布特花费的时间就多了。他一一进行修改，有的地方还要整段改写。他工作的时间越长，进展也就越慢，不知是因为白天过分疲劳，还是因为文牍主义者们
劣的作品叫他恼火：满纸的华丽辞藻，虚假的微言大义，每一个人，就连一个小小的参谋，都自以为是一个大战略家。“这是对战略的错误理解，”霍伊布特想。“真正的战略是言简意赅，坦率朴实的。”
霍伊布特冲了个淋浴，用烤热的毛巾擦干全身，然后躺到床上。他闭上了眼睛。他总是一盖上被子就能入睡。可是今天已经过去了将近十五分钟，他第一次有点惊奇地发现自己无法入眠。霍伊布特把身子翻到右侧，立刻想起了母亲：母亲只让他用右侧睡觉，并把两只手放到脸颊下面。他想起苹果馅饼的味道，脸上不禁露出一丝笑容：每逢星期天母亲都做一个很大的苹果馅饼，馅里还放有香子兰和桔子。
“难道失眠了？”霍伊布特想道。“据说失眠非常耗费精力。为什么会失眠呢？真有点荒唐。”
他紧闭眼睑躺在床上。起初他看到一片绿色的虚空，随后在这绿色的虚空中看到了集中营那一排排黑色的木棚。
他们今天乘飞机飞过了战俘营的上空。党卫军的一名军官冲着他的耳朵喊道：“这是毒气集中营。炉子的生产率是每天一千余人。”
“什么炉子？”霍伊布特问。
“毒气炉，将军先生，毒气炉，”军官解释道。“这既卫生又合理──一些荒唐的谣言就不会到处扩散了。”
“看来是这件事，”霍伊布特想。“最近一段时间他们经常用这种丑恶的东西来刺激我们这些士兵。何苦呢？既然有必要，那就用毒气炉子好了，盖世太保要对我们的未来和自己的良心负责的。我是一名士兵。民族召唤我投入斗争，我也就投入了斗争。”
霍伊布特从床上起来，走到窗前，拉开遮光板，久久地看着将被消灭的城市。
“当我向他们询问消灭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计划时，他们记下了我的每一句话。”不知为什么将军想起了这件事。“啊，记载着我们一言一行的那些档案材料多么可怕，尽管我们早已把它们忘记了。那些象老鼠一样不声不响、幸灾乐祸的官员们正可靠地和牢固地守卫着我们的耻辱。许许多多的人大概都想钻入档案室和保险库，把与他们的命运、言论、号召、许诺有关的一切材料统统销毁！”
霍伊布特回到桌前，开始重新翻阅今天签署的文件。对于第一份文件，也就是关于死刑和把犯人遣送到德国的文件，他有了新的考虑。
“我是个老人了，”他委屈而痛苦地想道。“他们应该明白我是个老人和士兵。除了祖国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审判一个士兵。任何人都不能审判对于人民应尽的天职。”
霍伊布特站起身，在这份命令上又加了一句：“只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个象战争的产物一样严酷的命令。”
他在房间里走了一圈，又回到桌前，仔细地涂去了这句话。
“修正元首吗？”他想。“这未必会不被发现。加尔德和克劳希奇没有什么负担：他们早就成了反对派；他们过去做的一切将会得到宽恕。我要成为反对派为时已晚──结果会两面不是人。我忘记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原则：‘应及时撤退。’我相信了我们元首那震耳欲聋的逻辑，其实应该首先重视不声不响的、自己的逻辑思想。全民族的歇斯底里也压倒了我。这是显而易见的。”
霍伊布特叫来值勤的绍尔弗中校，对他说：
“把我召集的讨论克拉科夫命运的会议记录拿来。”
绍尔弗把他召集的讨论消灭斯拉夫文化发源地的会议记录放在将军面前。
霍伊布特身穿制服坐在写字台前，样子十分严厉；腰间系了一条黑色的宽皮带，长筒皮靴的两个后跟紧挨在一起，就象在阅兵式上似的。他认真地看了一遍会议记录，在自己下面这段话的前面打了一个勾：“不过，比尔戈夫，我曾为卢浮宫流下了狂喜的泪水。假如我不是意识到这个行动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军事措施，那我是会加以反对的。”
他把身子靠在椅背上，想道：“是的……照我看，这是公正的。我是作为一名士兵这样讲的。”
他把会议记录放到一边，伸了个懒腰，把两只手的手指叉在一起，便凝然不动了。接着他又苦笑了一下──就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