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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格鲁吉尼娅，伊丽莎白·罗季奥诺夫娜，俄罗斯族，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六日生于库尔斯克州维谢尔卡村。我的父母在一九二九年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流放到哈卡斯自治州的季夫诺耶夫定居。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念完九年级后，到库尔斯克的舅母家做客。舅母住在伏罗希洛夫大街４２号楼１７号住宅。这时战争爆发了。布尔什维克从该市撤走后，我在军官俱乐部当女招待。后在市医院当秘书兼打字员。后随舅母一家撤到基辅，在施丘梅尔副检查长家里当佣人。从基辅撤出时与舅母一家离散，来到乌日戈罗德，在那里遇到库尔斯克的老乡舍夫佐夫·格里戈里，他是俄罗斯解放军的军官。他说他从利沃夫撤出时看到过我的舅母，舅母打算途经克拉科夫前往德国。我的护照为７７７９号，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颁发的。
我叫布尔拉科夫，安德烈·费奥多罗维奇，红军少校，请将我的工资寄给我的父母，地址是：阿斯特拉罕市阿布哈兹大街５６号，布尔拉科夫，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和布尔拉科娃，塔玛拉·米哈伊拉夫娜。
我叫伊萨耶夫，亚力山大·马克西莫维奇，红军上尉，请将我的工资寄给我的母亲，加夫里琳娜，亚历山德拉·尼古拉耶夫娜，可按照我档案中的地址寄。
我叫列别杰娃，叶夫根尼娅·谢尔盖耶夫娜，红军少尉，请将我的工资存入银行，因父母去世后我已没有亲人。附存折一个。
还有最后一个文件：
今天，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四十五分，在５７号地区投下
三名伞兵。鉴于云层低，风速大，距预定地点可能稍有偏离。
罗季奥诺夫大尉
飞行员罗季奥诺夫说“云层低，风速大”是对的。不过他说的也不全对：不是稍有偏离，而是偏离甚大。三人小组是在偏离预定地点七十五公里处着陆的。大风把他们刮向不同方向。没有一个人对阿尼娅发出的手电白光信号作出回答。地面很冷，不象是夏天。水洼冒着雨泡。林中散发出秋天树叶的气息。远方传来阵阵狗吠声。阿尼娅埋掉降落伞、工作服和电台，理了理头发，在水洼中洗了洗手，便朝北走去。
4、波普科
旋风在拂晓前来到公路上。乳白色的露水犹如秋天的初霜，洒落在柏油路面上。云向高处升去，已不象夜间那样被树冠撕成碎片。四周笼罩在黎明时刻的寂静中，黑夜试图与白昼争个高低。
旋风顺着公路旁的树从走去。湿漉漉的树枝柔和地触动着他的脸。他微笑着，不知怎地想起了父亲在屋旁一块空地上种树的情景。父亲不知从哪儿弄来搭棵美丽的、叶子肥大的美洲核桃树苗。等那两棵树苗长大后，父亲每次回家都要停下来，就象对人似的和它们寒暄问好。要是被人看到了，父亲就假装是抚摸树叶，要是周围没人，他就小声地、温柔地、久久地与两棵树交谈。他把那棵长得比较矮的树当成女人，而把那棵长得比较细高并且朝一旁倾斜的树当成男人。旋风不止一次听到父亲与那两棵树窃窃私语，问长问短，向它们抱怨自己的生活，并久久地倾听它们的回话──树叶的沙沙声。
对往事的会议并没有影响旋风的思考。他会议起的那些情景是缓慢地浮现在他的眼前的，是逐渐与那座房子和往事建立起某种可见的联系的。此刻他也在考虑眼前的情景，考虑这天夜里同伴们发生的事情。他在盘算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起初是最坏的情况，然后是最有利的情况。
“显然，风把我们吹散了。”旋风想道，“我不应听到枪声的，因为风是朝我刮来的，他们比我先跳下去，所以是在风袭来的那个方向着陆的。旋风，”他不禁苦笑了一下，“旋风袭来……真是个愚蠢的代号，有点艾凡赫的味道，一点不假……代号叫风就好了，起码不那么张狂。”
他猛地停下来，呆然不动了：在他前面，柏油路被两排铁丝网拦住了。铁丝网一直通到条状界木，一个德国哨兵正在一旁巡逻。林边有一个哨所，哨所的烟囱冒出一股股青烟。显然，炉子刚刚点着。
旋风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全身被一种沉重的、逐渐觉醒的紧张感攫住了。接着他慢慢地蹲了下来。他熟悉树林。他从小就懂得，在林中没有比急剧的动作更引人注目了。一头野兽从密林中跑过时，会被人看到，可是一停下来，就无影无踪了，直到它重新动起来暴露自己为止。
旋风付在地上，躺了一会儿，然后朝林中悄悄地爬去。他爬进一片密林，翻身躺在地上，点燃一支烟，久久地望着头上方那奇妙地盘在一起的树枝。
“看来，我是到了德波边界。否则哪儿来的界标？显然，我们是在克拉科夫西边很远的地方跳伞的。这里的哨兵一定很多。真糟！”
旋风拿出地图，铺在草地上，用夹着香烟的手撑住脑袋，然后用小指尖沿着地图上的公路线滑动着。有四条公路从克拉科夫通出：一条向东，一条通往扎科帕涅，一条通往西里西亚，一条通往华沙。
“对，这是通往西里西亚的公路。离这儿一公里就是第三帝国的版图了，真够玄乎的……应该往回走。至少要走七十公里。”
旋风从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懒洋洋地嚼着。接着从军用水壶里喝了几口凉水，便朝密林深处继续爬去，时而停下来倾听那清晨的寂静。
（旋风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前面的确是边界。正如他所估计的，这里的哨兵也比其它地方多。然而他并不知道，昨天他们的飞机被定向仪测了出来。不仅如此，连飞机调头返航的地点也被准确地测了出来。因此，克拉科夫市盖世太保的头子指示三处处长对可能空投货物或红军伞兵的那片树林严密搜索。）
旋风沿着林间道路走去。这条路时而向上升到小山丘上，时而向下伸入幽暗阴冷的山谷。林中静悄悄的，这条路估计早已没人走了，可是特别好走，很瓷实，没有被雨水冲坏。旋风估计，如果用这种速度穿过树林，明天一早就能靠近雷布内镇和兹洛布努夫。他决定不到村子里去，尽管他的波兰话说得很不错。
“不值得，”他想，“弄不好还会留下痕迹。这里的环境我不大熟。即便多走十来里路也没关系。指南针总会把我带到目的地的。”
他走到一片林中草地时，就象在边界线上一样停了下来，一动不动，慢慢地蹲到地上，过一会儿才从草地上绕过去。有一次他在一小片桦树林的空地上站了很久，倾听着蜜蜂的嗡嗡声。他的嘴里甚至感到了初酿的蜂蜜的甜味。
傍晚时分，他感到非常疲劳。倒不是因为他走了四十多公里的路，而是因为他穿过森林时一直小心翼翼，沉默不语，每一根树干仿佛都是敌人，每一片空地仿佛都是埋伏，每一条河仿佛都是铁丝网。
“真够坏的，”他疲倦地想着这片静静地树林，“自由自在地生长着，战争跟它毫不相干。连树梢也没碰过炸弹。也没有被烧坏的树。燃烧的树林是可怜的。可这片寂静的树林却平安无事，我一点也不可怜它。”
天黑了，旋风从林中道路上走下来，踏着潮湿柔软的青苔朝低处发出哗哗流水声的一条小河走去。他决定在那里过夜。越往低处路越难走，因为下面是沼泽地。旋风想打亮手电朝四下照照，可是转念一想，不能这么做，在树林中很远就能看到亮光，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他又开始往回走。他摔了一跤，两条腿全湿了。他很生气，因为打算明天到雷布内镇，可是穿着脏裤子进村是危险的，人们一下子就会发现你是从林中出来的。他从德国猪皮夹子中取出手电，迅速照了一下自己摔倒的地方。青苔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呈现出一种非自然的碧绿色，就象驾驶舱里的磷光一样。
旋风来到路上，用白桦树叶把自己那双漂亮的宽头皮鞋擦了很长时间。这双皮鞋半新不旧，因为盖世太保对各种东西查看得非常仔细，他们在这方面很内行，新东西很容易引起怀疑。他又看了看地图，确定自己眼下的位置，然后顺着路的左方朝高处走去。夜晚的森林有一种特殊的、眼下很需要的寂静，这使他很高兴。陌生的，尤其是夜晚的森林是人人害怕的：无论是搜索者，还是在林中藏身的人。不过搜索者更害怕。
他没有点燃篝火。他在一棵给人带来暖意的大云杉树下坐下来，伸了个懒腰，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他睡得很沉，做了一些又慢又长的梦。
他仿佛被什么东西撞醒了。他听见旁边那人出粗气。他甚至清醒地意识到，出粗气的那人患了伤风──每次出气鼻子里都发出噗哧噗哧的声音。
科利亚，也就是格里尚奇科夫
他在着陆地点一带绕了很长时间，一开始绕着小圈子，随后绕的圈子越来越大，但毫无结果。他没有发现同伴们的任何痕迹。
黎明时分科利亚来到一条村道上。在岔口处有一座小小的教堂，在粉刷一新的白墙上钉着一副棕色的大十字架，上面钉着受难的耶酥。画家在耶酥的双手和双脚被钉子穿过的地方精心地画上了点点血迹。在教堂入口处的上端挂着圣母玛丽亚的画像：充满稚气的脸，大眼睛，纤细的手指紧贴在胸前，仿佛正在祈祷。
十字架下有个阁架，上面放着一个瓷杯，半截残烛正在杯中燃烧。烛光在黎明时刻的幽暗中摇曳闪烁，显得惊恐不安。
“这是外国！”科利亚突然想道。“我到了外国！当初瓦西卡跟父母从国外回来后，我们真是羡慕极了！他是一九三八年从波兰回来的。他瞎吹一气，我们信以为真，实在可笑。他说他在古塔胶海里游过泳，说不会游泳的人也能漂起来。‘海水能把人浮起来，’瓦西卡说，‘那是特别的美洲的海水。’我们从来没打过他，因为他到国外去过。”
科利亚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咳嗽了一声，不禁打了个寒颤。他转过身，只见一个老大娘站在门旁，正用手遮住一支刚刚点着的大蜡烛。
“早安，大娘。”科利亚说道。
“早安，先生。”
老大娘把十字架下面那只小杯里的残烛拿出来扔掉，把新烛放进去插牢。一阵风吹来，烛光摇晃了两下，熄灭了。科利亚取出打火机，把蜡重新点上。
“谢谢，先生。”
“不用谢。”
“先生不是波兰人吧？”
“我是俄国人。”
“从你的口音可以听出来。你是从安乐窝集中营来的吧？”
“不是。那是个什么样的集中营？”
“那儿住的是随德国人一起撤退的俄国人。每天都有很多人到那里去。”
“听说那座集中营在雷布内镇……”
“先生听错了。”
“你能不能指给我去那儿的路？”
“当然行。”老大娘答应了一句，便朝耶酥受难相跪了下去。她小声祈祷着，用嘴唇发出迅速而模糊的声音。她有时沉默下来，手扶地，磕起头来。
第二章 仅仅是开始
1、科利亚
科利亚看着老大娘，不禁想起了外婆。外婆信神，科利亚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一次，她去买东西，把装钱的旧红皮包掉在了地上，从皮包里掉出一个刻着耶酥受难相的正方形铜十字架。科利亚一边笑，一边从地上捡起来，还把外婆取笑了一番。然后把十字架扔到了房角衣柜的下边。外婆哭了。这时谢苗舅舅刚洗过澡，穿着没扎皮带的制服走了进来。他照科利亚的脖子打了一下，打得不重，可是叫人感到委屈。
舅舅沉下脸说：“不象话！不准捉弄人，懂吗？”
“她信上帝！”孩子哭了。那时他十二岁，是全家的宝贝，无论是母亲、舅舅，还是外婆，谁也没动过他一指头。“她信上帝！”他哭叫着，“是个教徒！可我是少先队员！她信上帝！”
“我也信上帝！”谢苗舅舅说，“我信我的上帝，她信她的上帝。”
又过了很长时间，舅舅给科利亚讲了一个故事。在革命后的头几年，他们弄了几只死猫，从窗口扔进寒冷的教堂里。一些老头、老太婆正在那里做祷告，祈求上帝把胜利赐给他们不信神的儿子们──红军战士。一只死猫落在一个老大娘身上，结果她得了心脏病死了，可她正照料着四个孩子：孩子们的母亲饿死了，父亲是布留赫尔手下的一名红军指挥员。
波兰老大娘站起来，说：“走，我告诉你去安乐窝的路。”
科利亚从衣袋里拿出一包德国饼干：“拿去吧，老妈妈。给孙子们吃。”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