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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向他们提出效劳，我们就能接触到红军有关方面更高一层的人物。根据他们可能向我提出的要求范围和问题，我们就能弄清楚他们的长远计划，而不是局部兴趣──一个团，最多是在前线某个地段与我顽抗的一个师。”
克吕格尔若有所思地坐着，不时地拨弄一把铅笔，咬着上嘴唇，眯缝起左眼。
贝格进逼道：“如果我们这次行动进行顺利的话，我想，卡尔登勃鲁纳会对我们非常满意的。”
这是请对手一起跳舞：贝格预付了一张共同享受荣誉的支票。
克吕格尔把铅笔搁到桌子上，摘下话筒。
“奥托，”他对Ａ－２处处长说，“我和贝格打算做一件有意思的工作。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一趟，我们讨论一下具体细节。”
下面是贝格的记录：
大约十点钟，我们坐下来吃晚饭。女电报员教我怎样沏茶。她坚持说，不能用电炉把茶煮沸，应当用热抹布把茶盖严。
我：你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她：妈妈是这样做的。在我们西伯利亚都会沏茶，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向我们家乡那样会喝茶。
我：你喜欢喝咖啡吗？
她：不太喜欢。它是苦的。
我：应当说‘他’才对。
她：这不符合语法规则。
我：你的俄语只能打二分。我准备搬出词典和教科书来证明我有理。
她：我投降。
我：我时刻铭记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一句名言：如果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之，我非把你弄得理屈词穷不可。
她：我对我们的谈话考虑了许多。
我：结果呢？
她：我不能相信你们。有一次我们曾听信了你们的承诺。
我：这个我们是指谁？
她：就是苏联。
我：你们相信了谁的承诺？
她：一九三九年，我们相信了德国人的承诺。
（有些话贝格没有记录下来，因为谈话涉及到下列内容：
贝格：是德国人的承诺吗？
阿尼娅：还会是谁的呢……
贝格：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你们党的一个文件中，具体地说，在斯大林的一个报告中曾说过：希特勒之流会上台，也会下台，但德国人们依然是德国人们……不应该把一个人和全体人民混为一谈。）
后半部分的谈话，贝格全部记载下来了：
她：如果您现在能把消息寄给我的上级……
我：怎么寄呢？在信封上写：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然后投到信箱里吗？
她：您是谍报人员，您就想办法寄吧。
我：那好，假定我让你们的一个俘虏送去。这有什么意义呢？
她：我将十二分地赞同。
我：相反。不会相信你的。
她：为什么？
我：因为德国情报机关的一位上校通过前线寄出一封建议合作的信，这是难以想象的事。
她：有可能跟指挥部取得联系和不通过前线发信。为什么要排除这种可能性呢？
我：也好……有意思……不过很危险。假如你们在这里失败了──你或者你在这里的领导──那么你多半会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在那里，你会被开了膛：盖世太保──这可不是军事情报处。
她：您错了。在这方面我可以向您提供任何保证。
我：我要你进一言：要学会分析。要让情感服从理智。一切都不象你现在想象得那么简单。一切都复杂得多。
她：您说得对。但是，把事情过于复杂化是与简单化同样危险的。与其说危险，不如说可笑。
我：我准备会见你们的人，把你提供的消息转给他。我可以──作为‘预支’──向他转告你感兴趣的文件，并把消息从你们这个人那里带回来，以此证明我是不是把文件交给了他。
她：您能够转交什么文件呢？
我：你瞧，随你选择：卫戌部队的部署、军队的调动计划。
她：这可能是您方的假情报。
我：当然，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有可能，如果不相信任何人的话。总之，只当我们没有进行这次谈话。我可以救你一命，把你送到俘虏营去。那就让我们再也不要提我的建议吧。
她：为什么要这样呢……顺便提一句，我可以把您的建议告诉您的上司。
我：你这样做不合适，原因有三：第一，不会相信你，第二，这将使你付出生命的代价；第三，我再也不可能对你们的斗争提供帮助了。
她：根本不可能让您同我们这里的人取得联系，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秘密接头点，并且我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
我：你是想让我把你送过前线吧？
她：当然。
我：那么你同意到发报中心去了？
她：我首先想要看看，我要向我们的人播发什么样的假情报。
我：好吧。你明天就会看到这些材料。我可以通过无线电报务员，说你原则上同意了吗？
她：首先要让我翻阅一下材料，并请您解释清楚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好吧。明天早晨我传你受审。
她：再见。
我：晚安。
次日，贝格通知盖世太保，说俄国女电报员接受了他的建议，并立刻跟维斯瓦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准备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的假情报。
真正的原因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英国驻奥斯陆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从固定在大门口墙壁上的蓝色大信箱里取走了信件。在分类整理信件时，他注意到一个白色的自制信封。地址是用德文打字机打出来的，发信人的姓名、邮戳、邮票或火漆印都没有。大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拆开了信封。因为他不懂德语，他就只限于浏览写满各种数字、平面图和对这些平面图简介的那几页纸。大使馆工作人员来到大不列颠海军武官赫克托尔、博伊斯海军少将那里。赫克托尔·博伊斯叫来了自己的翻译，于是他们两人开始研究这份文件。文件被译出之后，插着大使馆旗的象野兽似的‘罗斯－罗伊斯’直驱飞机场。机场上，一架马达启动的专机已经停在那里。当天晚上，文件交到了英国侦察机关首脑的手里。第二天，责成丘吉尔的军事技术顾问、阿伯丁大学的弹道学和天文学教授列吉纳尔德、维克托、琼斯先生弄清楚来自奥斯陆的文件。后来，阿尔图尔·乌·姆·埃利斯先生也参加了对这份文件的研究工作。
文件说，在佩内明德，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了一个第三帝国制造“Ｖ·Ｚ·Ｂ·Ｖ”──“特种复仇武器”的中心。文件表明，在二十七岁的学者维尔纳·冯·布劳恩的领导下，在这里，在佩内明德正在进行制造火箭和弹道导弹的绝密工作。
来自奥斯陆的文件对帝国的秘密如此了解，实在令人惊异。但是，从一个渠道得到的情报还不能算作情报，这也许是荒诞的呓语、假情报和臆测。在爱情或艺术中立即采取行动也许是好的。在政治和侦察中这只能带来危害。一个侦察人员就好比一个政治家，他只有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时间。
从奥斯陆得到的文件送到伦敦一年以后，从以安东尼·卡茨扬工程师为首的波兰抵抗小组传来报告：在佩内明德地区的乌泽多姆岛上，维尔涅尔·冯·布劳恩的秘密基地确实在工作，专事研究“特殊用途”的火箭技术问题。
一九四三年，法国地下小组进一步确定了来自波兰的材料。并且，通过法国波兰的情报来源了解到，一九四四年，希特勒分子曾企图向英国发射五千多枚带炸弹的火箭。法国、比利时、荷兰的爱国者，以及英国侦察机关的小组在法国和荷兰北部沿岸一带发现了一百三十八个发射场。
大不列颠军事情报局得到了佩内明德地区的航空摄影资料：在一条条混凝土跑道上，停放着一架架机翼极短的飞机，从上面看上去就象蜜蜂；有些地方看得见体积庞大的垂直安装的火箭的影子。
现在不可能有两种意见了。佩内明德不是狡猾的一步棋，不是盖世太保或卡纳里斯组织的可怕的“诱惑”演习。那里是一个绝密的军事中心。
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八日，对佩内明德进行了突然袭击。六百架“空中堡垒”轰炸了该岛。一百五十万公斤的炮弹投向了维尔涅尔·冯·布劳恩的目标。二分之一的实验室被摧毁，氧气厂和发电站被夷为平地，工程师之城化为一片灰烬。
八月十九日，埃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带着党卫军警卫队的随从人员抵达佩内明德。希姆莱于一九四三年秋天向维尔涅尔·冯·布劳恩提供了一个试验超功能的Ｖ－２火箭的靶场──海德拉格。靶场坐落在波兰总督管辖区的领土上，即克拉科夫以北的维斯瓦河、维斯瓦克河和维斯瓦卡河的河间地带。
这正是施蒂利茨飞抵克拉科夫的真正原因。对于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伊萨耶夫来说，来看文物古迹只是一个借口罢了。为了得到这次出差机会，他花费了九个月时间。他早已享有艺术珍品爱好者的盛名，但为了能够亲自得到这项任务，施蒂利茨不得不当着保安处的首领瓦尔特尔·舍伦贝格的面，在卡尔登勃鲁纳的接待室里，就法国复兴问题发表过几次意见。情报机关是记忆的汇聚之地。他的这几次谈话被希姆莱要求查明从克拉科夫、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运出什么东西的那个人想了起来。
于是，施蒂利茨被定为候选人。
第十六章 流泪的探戈
当精疲力尽的女招待把桌子上的蜡烛熄灭和喝醉酒的钢琴师轻轻弹奏你最喜欢的歌曲时，当你觉得坐在邻桌跟前的那个女人是最漂亮和唯一理解你的人时，夜间餐厅里笼罩着一片痛苦的寂静和孤独的忧愁的绝望柔情。当暗淡的、摇曳不定的、惊慌不安的晨光象雇佣的凶手偷偷闯进开着的窗户时，这就是黎明的希望。当你用蓝色的高脚杯喝着斯米尔诺沃的伏特加，你膝盖上的白餐巾沙沙作响的时候，一切不幸、战争、战壕、肿胀的灰色尸体都到哪里去了？！还有在这里发生的短促而无望的友谊，你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的那些歌曲，你觉得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也没有现在唱得更好……当你回到自己家里，望着早晨初升的淡蓝色太阳和一道黄色的朝霞时，那是一种多么轻快的幸福啊！
但是这一切以后再谈吧，现在应该坐着，应该惊愕、颤抖、兴奋、哭泣，应该去听安娜女士在两个聚光灯照耀下站在舞台上歌唱华沙古城──那里有幽静的小街道、轻烟一般的朝霞，情侣们好象中世纪城堡的玩具布景中的蜡像，只有那里的一声叫喊──绝望而孤独的叫喊，把你带到今天的夜晚。深夜叫喊的那些人到底在喊谁，指望谁呢？他们没有什么指望，他们一点指望都没有，他们能够指的也许只有维斯瓦河那梦中的喃喃声和永远伴随着恋人们的此时此刻的夜。
酒吧里有三十来个人：投机商人、几个空军军官和一群喝醉酒的年轻妓女，她们穿着故意制作得庸俗不堪的学生服：超短裙、领口开得很大，腰间束着宽大的腰带，以托住还未定型的胸部。
谢多伊和斯捷潘最先来到这家酒吧。他们在紧靠门口的第一张空桌子旁边坐了下来。这里很暗。斯捷潘非常兴奋，脸呈土色，眼睛射出兴奋的光，瞳孔张得特别大。谢多伊又含笑环视了一下大厅，慢悠悠地坐下来，象一位常客那样大大咧咧地打了个榧子，没看女招待便从她手里接过菜单，漫不经心地点了支香烟，连指头也没动一下。
紧跟着他们进来的是旋风。他挽着克雷霞的手臂。他正确地断定，应当带着女人参加这次行动──只有这样才能表明一直在酒吧间待到最后一个人的愿望是有道理的。
克雷霞和旋风走进酒吧之间，阿佩尔在汽车里曾久久地吻过她。
“把马达关上，”旋风说道，“我们要在那里待很长时间。”
“也许，我应该暂时离开？”
“不用。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等到夜间，克雷霞一出来，你就立即启动马达：几分钟后，我们就会赶到。”
克雷霞很引人注目。她长得很美，衣着整洁大方，与聚集在这里的那些女人不一样。旋风领着她穿过大厅，向老板坐的柜台走去。旋风穿着一身朴素的西服，也许太朴素了，如果不是在左边翻领的襻儿上别着一枚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党党徽的话。他的头发抹了发蜡，梳得溜光。一副眼镜使他显得老相──厚重的棕色角制镜框几乎遮住了脸部的四分之一。
老板上衣襻儿上别着一枚元首像章，他把旋风领到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