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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家里养了十三只母鸡。这被公认为一大笔财富。他为客人煎美味可口的鸡蛋饼。他做的鸡蛋饼不仅在克拉科夫很有名气，而且战前在华沙和巴黎也为人所称道，那时他曾代表一些公司的利益，常到那里去参加各种商务会议和贸易谈判。
“先生们，”特龙普琴斯基律师一面发牌一面说道，“我昨天读了西塞罗的杰作。真是一种享受。我读了一个小小的片断。”他扫了一眼自己的牌，耸了耸肩，简短地说道：“帕司。就这样，请出牌……”他半合上眼，凭记忆开始背诵：“‘假如帝王和统治者的英勇精神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一个样子的话，那么人的关系就会具有平稳和牢固的性质，也就不会看到一些政府推翻另一些政府的现象，也不会看到改变和摧毁一切的革命风暴。因为一个政权在维护它当初赖以创立的那些原则的情况下，就会很容易站稳脚跟。但是，一旦在社会中以懒散代替勤劳，以放任和傲慢代替坚忍和公正，那么生活的外部环境就会随着习俗一起发生根本变化……’”
尤素福皱了皱眉头，他不喜欢父亲卖弄他那律师的职业记忆力。
作家特劳布嘟哝道：“一派胡言。西塞罗不象个历史人物，倒象个当代人。我读他的这种宏论，就象读《黑色合唱》的社论一般。尤利乌斯·施特劳赫在定期呼吁反对讨厌的美国佬和血腥的布尔什维克之前，就喜欢这种古典式的插叙。”
特龙普琴斯基律师的脸上露出一丝微妙的笑容。他喜欢争论，自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用高雅的论据去击溃对手。
“我的朋友，”他正了正夹鼻眼镜，说，“西塞罗断言：成功甚至对智者也会产生腐化作用。”
“有什么成功？”特劳布吃惊地问。“到处挨打，你倒说什么成功。”
大家立即缄口不语了。只有德国人才能谈论德国人的失败。别人对此只能听而不闻。
“我起了一副次牌，”罗卡尔斯基说，搓了搓他那双长满雀斑的手，“一副地道的次牌，先生们，你们可以不必互相使颜色了。”
“可我要打九张黑桃，”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说。
“这样我就不补牌了。”
特劳布冷笑一声说：“斯拉夫人自相残杀，阿利安人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你怎么看，尤素福？”
“我看阿利安人会完全落空的，”尤素福答道。
“你总是发脾气，总是发脾气，”特劳布叹了口气说。“你说得对。我这个愚蠢的德国作家到了老年才明白，对艺术来讲，唯一有害的药剂就是民族主义。”
“先生们，”罗加尔斯基说，“你们的政治已经叫我头疼欲裂了。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畏避政治，因为我害怕用以确立政治的那种手段。”
“盖世太保的录音带已经不那么灵验了，”特劳布说，“再说这里也没有电源。即使你们中间有人去告密，上面也会相信我，而不会相信你们。我说得对吗，尤素福？”
“你更了解盖世太保，作家先生。”
“你这是怎么啦——正在出牙吗？”特劳布问。“想咬人吗？”他把自己的牌扔到桌上。“演员先生和出版商先生对阵吧？”他问道。“我真喜欢看书生打架。打架——总是一个故事的开端。当社会民主党人扭着屁股同共产党人打架的时候，法西斯主义就诞生了。当书生们打架的时候，秘密警察机器也就巩固了。”
“尤素福，”特龙普琴斯基说，“劳驾，你来替我打几圈儿，我得去看看鸡蛋和牛奶。先生们，再过半个小时就可以吃煎鸡蛋了。”
费奥克蒂斯托夫—尼迈尔与罗加尔斯基对阵。特劳布仰身靠在高背椅上，若有所思地朝尤素福一旁的墙上望去。那里挂着两幅特龙普琴斯基祖先们的古老图画。
“你怎么看，尤素福，未来属于谁？”特劳布问道。
“属于真理。”
“又瞎说了。我是向你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也是严肃地回答你，作家先生。”
“请不要再称呼我作家，我已经对你说过不下百次了。我可没有把你称为没有听众的钢琴家，或无兵之将……”
“为什么不可以呢？你可以这样称呼。”
“无兵之将——可真够光荣的！你们波兰人全是如此，是一些心甘情愿的疯子。”
“我们并不是这种疯子，”罗加尔斯基插嘴说，“这是一种误解。”
“是疯子，是疯子，”特劳布重复说，“但不是一般的疯子，而是心甘情愿的疯子。我这是恭维你们。而我们则是一些思想慎密的蠢货。我的是德国人。是说我自己和费奥克蒂斯托夫的德国母亲。伟大的民族，伟大的民族！一个民族是不可能伟大的。假如它借助于集中营强迫人们相信这一点的话。对伟大的承认应该是自愿的行为。这就象选举，就象在我们这个由伟大元首统帅的最幸福的国家中进行世界上最自由的选举一样。”
“特劳布先生，这对于被战胜者来说是不公正的，”罗加尔斯基说。“的确是不公正的。你们仅仅挨一顿骂，可我们却被绞死。”
“我说什么了？”特劳布吃惊地问。“我说我们是最伟大的民族，是最善良、最英明的元首领导下的最伟大的国家。”
“重要的是语气，”罗加尔斯基说。
“得了吧……眼下还没有因为语气而被关进监狱的。假如我们说我们是愚蠢的民族，落入一个白痴手中的不幸国家，那么我会第一个举手赞成逮捕我自己！可是我说得是恰恰相反的话。”
“跟你越来越难相处了，”尤素福说，“你是怎么啦，亲爱的作家？”
“我不是作家，我是个心甘情愿的走卒，有一颗阿 奉承的灵魂！”
特劳布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一张摆着几杯家酿白酒的小桌跟前。尤素福也跟着他站了起来。他站在特劳布身旁，对他说：
“随军记者先生，我需要为朋友搞一份护照。”
“傻瓜，”特劳布喝了点酒说，“即使我咒骂我的国家及其首领们，这并不表明我准备出卖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民。”
“每个民族都只配有它自己这样的政府。”
“蠢话。这么说，你们也只配有这样的处境。我对你确实不错，不过我也无力使你免遭绞刑：戈培尔现在不喜欢我。别找麻烦了。要想法活下来，这是你对自己祖国应尽的天职。为了报效祖国，就得善于活下来。只有活下来的人才会取得胜利。当人们停止互相射击之后，牺牲的英雄将被人忘却，活下来的懦夫倒可能成为活的英雄。”
“你说得很动听，特劳布，”尤素福沉思地说，“只不过我们为反对你们的政府而斗争，而你们的人民却支持你们那个邪恶的政府。”
“我在自己的散文中总是删去修饰语。‘邪恶的’是个修饰语。二十世纪把而人压垮了。现在决定一切的是一个伟大的未知数，它的名字就叫——时间。”
“尤素福！”特龙堡琴斯基从厨房喊道。“尤素福，劈柴用完了。”
“对不起，我就来，”尤素福说着就走出了客厅。
在厨房里，扎伊奥斯基正站在门口。对于老特龙普琴斯系来说，扎伊奥斯基不过是个钟表匠和酿酒商。对于小特龙普琴斯基来说，他则是谢多伊同志。他的真名叫兹比格涅夫·谢奇科夫斯基，是波兰共产党克拉科夫地下委员会情报组组长。
尤素福和谢多伊来到院子里。这是寒冷的夜晚。刮来阵阵寒风，与其说是六月的风，不如说是十一月的风。天上的星星又亮又低，就象秋天一样。
“尤素福，”谢多伊问道，“你是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到安德列的？”
“安德列？是前天。怎么啦？”
“别急。你是在哪儿看到他的？”
“在城里。”
“这我知道。具体在什么地方？”
“在阿洛兹先生的商店旁边。”
“几点？”
“三点。”
“他当时喝醉了吗？”
“看你说的……没醉……”
“你交给他多少钱？”
“我答应过的一千金币。”
“后来他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我当时只注意我身后是不是有人盯梢，没注意他。出什么事了？”
“别急。他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是不是穿一身没戴领章的德国军服？”
“不是。他穿的是灰色西服。”
“灰衬衣，红领带？”
“好象是……对，是这样？”
“原来如此……”
“出什么事了？”
“五点钟的时候有人看见他走进军事情报处。九点钟的时候他又从那儿出来了。”
“不可能……他是红军派来的……他是俄国情报员。”
“半夜一点前他在德国军官俱乐部与军事情报处的贝格上校一起喝过酒。”
“我怎么办——是不是该进入树林了？”
“你曾两次把钱转交给他吗？”
“是的。”
“你没告诉他，你是什么人吧？”
“没有。我说是从你这儿来的。”
“对你们家来说，我与其说是个钟表匠，不如说是个酿酒商。你没跟他谈过任何事情吧？”
“从来没有。”
“我恐怕得改换住的地方了……你是局外人，他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你把酒钱交给我的人——这很有说服力。唉，事情有点不妙……”
“你与红军联系过吗？”
“林中电台的能源用完了。你进去吧，输点钱给德国人。明天上午我来找你，也许事情会弄清楚。一定要记住：你是把酒钱交给了我的人。为了转移视线，我再留给你一封信，上面写着请你把余下的债款交给安德列先生。”
“好吧。”
谢多伊同尤素福握了握手，就朝路旁走去。他每次告别时，总是紧紧地握住尤素福的手，并把他的手往自己身边拉，就象一个斗士在开始搏斗前那样。
尤素福站在台阶上，一直等到摩托车在下面的路上传来嗒嗒的声音：这表明谢多伊走了。尤素福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他感到自己的两只手在发抖。
可是无论尤素福，还是谢多伊都不知道三个月前派到这儿来的‘红军侦察员’安德列的代号叫‘苍蝇’，旋风侦察组准备与之接头的也正是他。
第三章 一九四四年历险记
“我从亚琛附近的集中营逃跑过上百次，”斯捷潘·波格丹诺夫把后脑勺贴在营房的木板墙上，慢吞吞地说。科利亚闭着眼听他讲话，心里总摆脱不掉憎恶的感情。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他不相信斯捷潘。他不相信他的话，因为他们在这里，在波兰的相遇太突然，太蹊跷了，他必须提防任何偶然的巧合。“我一次次地跑到料车跟前，”斯捷潘继续慢吞吞地说道，“直挺挺地俯在煤上，爬到铁轨跟前，等待探照灯发出该死的白光，然后攀到料车上，开始用煤把自己的身子埋起来。我逃跑了上百次──在自己的想象中。而这一次我却要真的逃跑了。我在怀里藏了一块胶合板，准备用它往自己身上铲煤。是成功？还是被击毙？”
“站队！”卫兵喊道。“快！”
在矿井下一直干了十个小时的活儿之后，要迅速站好队是很困难的，所以卫兵们凶狠而单调地吼叫着。一般来说，德国人总是单调地吼叫着──即使在这方面他们也有自己特殊的德国人的规矩。
“到前面去！跑步！快！”
木制足枷的轧轧声响成一片。人们喘着粗气。卫兵们有说有笑。我跑上来看了看他们。有两个卫兵。队伍跑动着，而他们在我们的右边，在一条专为他们修的小道上不慌不忙地走着。他们用不着跑──队伍很长，他们从侧面就可以看到我们。我们的左面是电网和架着机枪的炮楼。因此卫兵只须看管右面──煤和料车。再往右去，在三堆煤的后面，也是电网和架着机枪的炮楼。我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爬上装满煤的料车，然后在上面沿着铁轨行驶一百米，其间要通过铁丝网和卫兵，来到运煤车跟前，然后在距运煤车三米高的料车里，随煤一起被倒进运煤车。
此刻我已经顾不上去考虑那随着煤块一起飞行的三米高度了。此刻我一边跑一边盯着那两个德国人。他们照例会停下来，把脸凑在一起，点上一支香烟。我需要的正是这一瞬间。他们点着了火柴或是打火机──正是在这一瞬间他们看不见周围的情况。要是你先朝亮灯看一眼，再去看傍晚的树林，就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树林就象一堵黑黝黝的墙。人也是这样。我曾专门点上火柴，然后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