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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跟他进行过无线电联系，他向总部，向博罗金报告过情报。如果说他在那次发报后立即被捕了，难道三天时间他就垮掉了？他的代号只有博罗金和我知道。也许是密电码出了问题？盖世太保未必能破译我们的电码，这种可能应该排除，或几乎可以排除，这样说更准确。苍蝇没有见过我。等等！他只知道应该有一个人身穿蓝色西服，一只手拿着帽子，另一只手拿着手帕的人和他接头。我穿的是蓝色西服。手帕他们大概会在我的手提包里找到。帽子……帽子呢？他们把我带来时我没有戴帽子。手提包里也没有。我躺下睡觉时，是不是把帽子放在脑袋下面了？没有。我脑袋下面枕的是雨衣。好好想想吧，”旋风命令自己，“要一分钟一分钟地回忆夜里的情景。我从路上走下来，打算在一个低处过夜。我陷到一个水洼里，接着是沼泽地。我爬起来，又往回走，决定往大路的另一边去，那里地势高，干燥，可以比较舒服的过夜。照我看，我来到那个地方，也就是后来被德国人抓住我的那个地方时，帽子已经没有了。显然，在我陷进一个水洼，又从那里爬出路时，我把帽子掉了。帽子我戴着有点大，所以没发现它掉了。是这样吧？看来是这样。我习惯戴军帽，它紧贴在脑门上随时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我住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时候是冬天，戴了一顶皮帽子，到了春天就把那顶帽子扔到了一边，戴上了德国船形帽。显然，我没有发现帽子从头上掉了下去。这是幸运……如果他们领来的那个人真的是苍蝇，我该怎么对付他呢？当然，如果他们没见过真正的苍蝇，他们不可能挑选一个相似的角色。我记得照片上的样子，是个漂亮的小伙子，黑脸膛，高颧骨，两道浓眉一直伸到鼻梁上……”
旋风没来得及把全部情况想好，因为不是象德国人说的过半小时，而是过了十五分钟就又把他叫去复审了。
“你认识这个人吗？”处长用眼睛指了指苍蝇，问道。
旋风一下子就清楚了，坐在他面前的正是苍蝇。高颧骨，高个子，两道浓眉，穿一身时兴的西服──镶边衣袋，人字花纹呢，高高的垫肩，扣带，在翻岭旁边的小衣袋里露出一角手帕。
“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呢。”处长问苍蝇。
“没见过面，”苍蝇迟疑片刻说。“照我看，我在那边没见过他。”
“什么样的人应该和你接头？在什么地方？”处长问苍蝇。
“在雷布内镇的教堂附近。”
“全明白了，”旋风平静地想道。“这个恶棍叛变了……”
“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谁？”
“博罗金派来的那个人。”
“全清楚了，”旋风又想道。“他既然把博罗金也供了出来，说明他彻底叛变了。这个恶棍，叛徒，卖身投靠的畜生……也许他过去就投敌了？”
“穿一身蓝色西服，戴一顶鸭舌帽，左手拿着白手帕。”
处长朝旋风丢了个眼色，说：“全部吻合，对吧？蓝色西服，手提包里有一块干净手帕……”
旋风冷笑道：“我跳伞时还有一顶帽子呢。褐色的，镶着红色条纹。顺便问一句，找你接头的人穿什么颜色的鞋？”
“鞋的颜色没通知我。”
“什么？”
“没通知我。”
“你是什么军衔？”旋风问。
他问得很快，苍蝇回答得也很快。
瘦高个子翻译时勉强能跟上。
“我没有军衔。”
“没有军衔？”
“我被派来，是因为我与利沃夫的地下组织有联系，完成过他们交给我的任务。”
“你在耍滑头吧，”旋风说，“我干间谍不是一天了，但据我所知，指挥部是不会把一个没有军衔的平民派往敌后的。这是一。第二，我不相信你说的什么蓝色西服、手帕和帽子。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我们在描述一个间谍的外表时是相当详细的。就拿我说吧，我知道跟我接头的人应该穿黑绒夹克，灰裤，裤腿扎在德国士兵穿的喇叭口形的充革布高筒靴里……”
处长打断他说：“你上次可没说高筒靴这个细节。”
“我认为，我决不会跟一个反间谍机关的预备生打交道……”
瘦高个子和处长交换了一下眼色。
“不过……”处长说，“你的接头人认识你吗？”
“大概认识。”
“你为什么这么看？既然苍蝇不认识自己的上司，难道‘绒布夹克’就该认识你？”
“因为‘绒布夹克’是红军军官，领导完全信任他。”
旋风尽量对这两个盖世太保分子散布对苍蝇的不信任感。他表演得很准确，尽管他并不了解在这场急速的、眼下唯一可行的角逐中给他以帮助的全部潜因：卡纳里斯的军事情报局和卡尔登勃鲁纳的秘密警察局由来已久的怨仇正在起作用。
苍蝇恰恰落进了这盘磨石：军事情报局的贝格上校通过自己的渠道对苍蝇进行工作，而苍蝇却不了解军事情报局和盖世太保之间存在着微妙的、由来已久的怨仇，认为德国人是一个统一的、协调的国家机构，因而在与贝格接头之余也向盖世太保尽忠效劳。他与贝格见面时，后者从来不穿军服，而且俄国话说得向俄国人一样地道，这是因为他一九三二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化学系。
盖世太保当然知道贝格对苍蝇所做的工作，因而千方百计败坏这位军事情报局上校的名声是盖世太保的一项远景计划：再过一段时间，选择适当机会，给贝格使个绊儿──就说他跟一个显然是伪造情报的人打交道，此人要么是出于被迫而伪造情报，要么是毫无油水可捞（从军事行动观点看）。
“领导也很信任我！”苍蝇委屈地说。“是博罗金亲自为我送行的。”
“博罗金叫什么？”旋风问。
“还能叫什么？当然叫博罗金。”
处长和瘦高个子又对视了一下。旋风放声大笑。
“亲爱的，”他说，“一个间谍不可能只有一个名字。”
“博罗金上校的真名叫什么？”处长问。
六天前，在一次空袭中，博罗金的副手瓦列耶夫牺牲了。他掌握的全部线索也因他的死而中断了，不过他没有领导过任何间谍组织，而只是负责培训和派遣任务。随便说一个名字是不行的。谁敢担保盖世太保没有掌握几个我方总部工作人员的确切姓名呢？把敌人看成笨蛋，势必导致自身的失败。
“博罗金叫瓦列耶夫，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上校，总参军事学院毕业。”
“你先去接待室等一会儿，”处长他苍蝇说。
苍蝇出去了。处长把香烟和打字机推到旋风跟前。
“这几天应该让苍蝇和我在一起，”旋风想道，“要是他在教堂附近溜达可就糟了。科利亚和阿尼娅会找他接头的……”
“最好让你们的苍蝇和我一道去集市和车站。”
“谁告诉你要去那两个地方？”处长问。
“你们对穿绒布夹克的接头人很感兴趣呀……”
“有理。不过你为什么以为我们离了你就不能抓住他呢？”
“你去过集市吗？”旋风问。
“去过。”
“那就请你再去一次，数数那里有多少人穿黑绒夹克、灰色裤子和喇叭口形的德国士兵高筒靴？我希望，你把你的人派到我们那里去的时候，不至于把他们打扮得象鹦鹉，而是让他们的传戴跟周围的人差不多。不对吗？”
“你为什么跟我们如此开诚布公？”
“因为我输了。”
“你们的人输了以后总是喊叫，咒骂，啐唾沫。”
“你是想用这个问题贬低我，还是想把我推走了事？”
“我不懂你的意思，”处长说，然后要求瘦高个子：“他想说什么？让他讲详细点。”
“事情很简单，”旋风说，“如果我闭口不语，我就会被拷打至死。如果我说话，就可能不经拷打而死去。如果我证明自己是一个有接头方法和地点的人，我对你们和你们的反间谍活动就是有用的。这就是原因所在。我需要苍蝇仅仅是为了让他保护我：说不定他已经跟那个穿绒布夹克的人接过头了。谁知道呢？”
“苍蝇有他自己的任务，”处长说，“他正在等他自己的客人。”
“这么说，他正在教堂附近溜达，等我们的人，”旋风明白了。“一切全看运气了。有人说不存在什么运气。这未免太蠢了。我眼下的唯一指望就是运气。当然，我指望运气也包含着我对他们心理的了解，但是要使我这种了解为我所用，只有靠运气了。显然，他们会放我到集市去。我们的人被他们策反是很少见的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欢欣鼓舞的事件。他无意中对我讲出了苍蝇有自己的任务，这是他内心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明证。他会马上跟我玩一场游戏的。而我已经赢了一着，现在只须做得明智些就行了。”
“现在咱们谈点别的吧，”处长说，“谈谈你的生活经历吧。从一九四一年起与你有关的一切情况，我都想知道。”
旋风掩埋过自己许多朋友和战友的尸体。他了解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克里沃伊罗格的地下活动，记得死于盖世太保之手的一些人的名字。因而，只要这个盖世太保的头目查阅一下档案，就可以验证他的话。旋风有许多从事前线侦察工作的战友牺牲了，但他们的代号和假履历却保存下来了。旋风决定求助于这些死去的朋友。朋友，即使已经死了，也应该挽救活着的人。
“悉听尊遍，”旋风答道。“我可以讲，不过写下来不是更好吗？”
“那就写吧，”处长说，“这将是一份对红军进行反宣传广播的好材料。”
“你这么做可就毁了我，而我可能充当你们的间谍。你这么做也会毁了我的亲人。”
“关于你的亲人──他们的地址、姓名、籍贯和出生年月──我们稍后再谈。这是纸和笔。我的同行会把你带到一个安静的房间，你不会受任何人的干扰。可惜我们的速记员不懂俄语，无法减轻你的劳动。晚上见。”
第五章 历险续篇
1、
保安局局长 国家绝密文件
收件人印章 共十三份
克拉科夫区保安局局长 第四份
外事局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东方战区党卫军和保安局最高领导人发布了下述命令。
总督管辖区的治安状况严重恶化，必须使用最坚决的手段和最严厉的措施，对非德意志民族的谋杀者和怠工者加以惩处，征得总督同意，我命令：凡对德国人进行或企图进行谋杀者，凡破坏重要建筑物的凶犯，不仅被抓获者本人要被枪决，而且其全部男性亲属也要被绞死，而女性亲属──妇女和十六周岁以上女子──则被送往集中营。男性亲属包括：父亲，儿子，（满十六周岁者），兄弟，夫兄弟，内兄弟，表兄弟，叔伯父和舅父。女性亲属照此统计。
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全体男人和妇女，即肇事者所有亲属的集体责任感。这样，政治犯在其中活动的那部分人将受到特别明显的触动。一九三九年期间，这项措施在新设置的东部各省，尤其在瓦尔塔省，产生了巨大效果。经验表明，一旦此项新的惩罚措施为异族居民所了解（可以通过口头宣传），抵抗运动参加者或匪徒在其中从事活动的那部分亲属中的妇女，就会起到防范作用。
我将上述内容通知你们，并建议在规定的情况下（不涉及原有规定），尽快确定住址，立即逮捕相应的家庭成员。
克吕格尔
2、历险续篇
“十天后我来到距柏林三十公里的地方，”斯捷潘手过例行的审讯回来后，对科利亚讲道。“我现在只有晚上到天亮这段时间走路，其余时间就躲在湖边的灌木从睡觉。我睡在湖边是为了防狗。尽管集中营的难友们说水并不能防狗，因为法西斯分子通常从两边岸上同时放出警犬，能够迅速测定你从水中走出的方位，但我还是在湖边树从中睡觉──这样似乎更踏实些。”
他沉默片刻，仿佛要审视一下自己。
“后来呢？”科利亚催他往下讲。
在十天内我走了一百六十公里。这是个好成绩，因为我不象运动员那样可以吃巧克力，而是靠啃土豆和大头菜充饥。我知道离波兰已经不太远了。那里有游击队，可以在那里找到自己人。
就在那个天色阴沉的早晨，我钻进一间孤零零的板棚里过夜。雨下个不停。我决定爬到顶棚干草堆里藏身，等到晚上再安安稳稳地继续赶路。
干草里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