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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微雨中跟在爸爸妈妈的伞下一路走回家。我又讲那棵花，爸爸说，他确定看见了。妈妈说：“那‘名人世界’就要出租了？”
寿美跟我说，他们的那幢新房子要等四月中旬才能搬过去，我能不能等呢？
是我的东西，当然能等，我欣欣然的等待，不敢再常常去，免得给人压力。
没敢跟“名人世界”的邻居讲起要搬家的事。相处太融洽了，如果早就说起搬家，大家要难过的。既然一定难过，不如晚些才伤心。
跟街头的朋友，我说了。卖水果的那位正在替顾客削水果，一听，就说：“那你以后就不会回来了。”我向他保证一定回来的。他说：“难罗！我会很想念你，我太太也会想念你。”说着他给了我一个苹果，一定不肯收钱。
卖画的朋友听我快要搬了，一定要请我去吃水饺，一定要吃。我去吃，他在街口做生意，向饺子店的老板娘减：“叫她多吃，切些卤菜，向我收钱。”
邻居们在我心里依依不舍，有时，听见他们的钥匙在开门，我会主动的跑出去，喊一声：“下班了吗？早些休息。”
如果他们没在做什么，我也会主动的跑去邻居家坐一会儿，不然请他们来家里坐坐。
相聚的时间一天一天短了，我心里悲伤，而他们不知道。
当寿美在四月份一个明媚的天气里，将那一串串钥匙交在我手中的时候，我看见她眼中好似闪过一层泪光。赖老师的那串，连钥匙圈都给了我。依伶、依缦没有看见，她们在拚命帮着搬家工人运东西。告别的时候，寿美回了一下头，她又回了一下头，在那一霎间，我怕她就要热泪奔流。一直说：“还是你们的家，随时回来，永远欢迎你们来的。”
小屋空了，我进去，发觉清洁公司的人在替我打扫，我吃了一惊。交给我的，是一幢完完全全干净的屋子。这种做法，在中国，可能不多，人走了，还替他人着想，先付了钱，要把地板擦得雪亮的给我。
清洁工人也走了。我一个人，在屋子里，一个衣柜一个抽屉的开开关关。进入依伶、依缦的睡房，看见抽屉上贴着一块块小纸片，上面，童稚的字迹，写着——制服、袜子、手帕……”这些字，是她们儿童时代一笔一划写下来，再用心贴在每一格抽屉上的。住了十一年的房子，不要说她们，注视着这些字，在安静的小房间里，我看得呆了过去。
想，就留下这间卧室吧，不去动它，也算是个纪念。可是我一个人要两间卧室三个床做什么？
家具走了，竹帘拆了，盆景走了，花瓶走了，鱼缸不在了，书籍不见了，而我的朋友，也走了。对着一帘窗外的花朵，感觉到的竟然是一份说不出的寂寥。这个房子，突然失去了生机。
“名人世界”的家一时还不能搬，我决定将家具、盆景、电话和一切的墙上饰物都留下来。这样妈妈出租的时候，别人看了悦目，就会很快租掉的。虽然，舍不得那个带着浓烈欧洲古老风味的大床。那本来就是一种古典欧风味道的布置，是我慢慢经营出来的。
于是，八德路上的那些家具店，就成了每天去走一遍的地方。那儿离新家很近。
看到一套米白色粗麻的沙发，忍不住跑进店里想去试坐一下。店里，出来了一个美得如同童话故事插图里的女孩，我们对笑了一下，问了价格，我没说什么，她哎呀一下的叫了起来，突然拉住我的双手，说：“是三毛吗？”我不好意思，谢了她，快快的走了。
第二天晚上，爸爸妈妈和我又一同散步去看那套沙发。我没敢进去，站在店外等，请父母进去看。没想到，父母很快的也出来了。
“怎么？”我说。
“他们店里正在讲三毛三毛的，我们不敢偷听，赶快出来。”
我们三个人，好老实的，就一路逃回家了。
不行，我还是想那套沙发。
厚着脸皮又去了，来接待我的还是那个美丽脱俗的女孩，我发现，她居然是那儿的老板娘。
这一回，没有跑，跟到店的里面，坐下来，一同喝起茶来。
另外一个开着门的办公室里，放着绘图桌，一个好英俊的青年有些着涩的走出来跟我打招呼，我发觉，原来他是老板。
说着说着，我指着墙上一张油画，说那张好，这个老板跳了起来，孩子似的叫：“是我画的！”
一问之下，文化大学美术系的毕业生——邹仁定。我的学弟嘛！
这种关系，一讲就亲多了。“文化人”向心力很重，再说，又是个美术系的，我喜欢画画的人。
“怎么样？学弟，去看我的新家吗？”
他说好，他的太太毓秀也想去，把店交给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走就由小巷子里走到了我的家。
“以前，这个家是四个人住的，现在我想把它改成一两个人用的，功能不同，房间就拆，你说呢？”我问学弟。“你要怎么做？”他问。
“你敢不敢替我做？如果我的要求跟一般人不同？”我盯着这个稚气未脱的学弟，知道他同时在做室内设计的。“这个房子本身的塑造性就高。以前住的人必然不俗，很可能是艺术家。”学弟说。
“就是。”我说。
那时，我立即想到寿美，她除了教书，替人画插画之外，一向兼做着室内设计。当初爱上了她的屋子，不是她一手弄成的作品吗？
可是，我不敢扰她。如果要求寿美将她自己的家、自己孩子的卧室连墙打掉，在心理上，她必然会痛。如果我要将她心爱的磁砖打掉，钉上木板，她可能打不下手；如果我说，屋顶小楼向着后院的那面窗要封掉，她可能习惯性的不能呼吸。不能找她，只为了联想到她对这幢房子的深情。请她做，太残忍了。
“我要，这幢房子的墙，除了两三面全白之外，其他全部钉上最不修饰、没有经过处理的杉木板，也就是说，要一幢小木屋。不要怕这种处理，放胆的去做。”
“想一想。”学弟说。我猜，他的脑筋里立即有了画面。“想要孩子的这一间，连墙打掉，成为客厅曲折的另一个角落，将地板做高，上面放大的座垫、小的靠垫，成为楼下再一个谈天的地方。”
“我看见了。”
“我要，每一个房间都有书架，走到哪里手边都有书籍。”“可以，除了楼上。”
“楼上大小七个窗，我们封上两个，做书架。”“好。”
“所有的家具，除了一套沙发之外，全部木工做，包括床和饭桌，也用杉木去做。不处理过的那种，粗犷的，乡土的，可是不能刺手。”
学弟喘了一口气，说：“你不后悔哦！没有人叫我这么做过，那种木头，太粗了。”
“不悔。”我笑着说。
“那么我回去画图样，给你看？”
“好。不要担心，我们一起来。”
天气开始慢慢的热起来，我的新家也开始大兴土木，为了屋顶花园的那些花，常常跑去浇水。碰见了木工师傅，他们一脸的茫然和惧怕。学弟说，师傅讲，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木工，很不自在，他们只想拚命做细活。
“把钉痕打出来，就是这样，钉子就打在木板上，不要怕人看见钉子，要勇敢。”
我拍拍师傅的肩，鼓励他。
“小姐不要后悔哦！”
“不会。放胆去做，假想，你在钉一幢森林里的小木屋，想，窗外都是杉木。你呼吸，窗外全是木头的香味。”师傅笑了，一个先笑，另外两个也笑了起来。“怪人小姐呢。”一个悄悄的说，用闽南语，我听见了。
天好热，我诚诚恳恳的对师傅说：“楼下就有间杂货店，请你们渴了就下去拿冰汽水喝，那位张太太人很好，她答应我每天晚上才结一次帐。不要客气，做工辛苦，一定要去拿水喝，不然我要难过的，好吗？好吗？让我请你们。”师傅们很久很久才肯点头，他们，很木讷的那种善良人。我喜欢木匠，耶稣基督在尘世上的父亲不就是个木匠吗？
当，学弟将我的冷气用一个活动木板包起来，在出气口打上了木头的格子架时，我知道，我们的默契越来越深，而他的太太，毓秀，正忙着我的沙发。我全然的将那份“信”，完全交托给这一对夫妇。而我，也不闲着，迪化街的布行里，一次又一次的去找花布，要最乡土的。
“那种，你们老祖母时代留下来的大花棉布，越土的越好。不，这太新了，我要更老的花色。”
最后，就在八德路的一家布行里，跌在桌子底下翻，翻出了的确是他们最老最不卖，也不存希望再卖的乡土棉布。“小姐要这种布做什么？都不流行了。”
我快乐的向店员女孩挤一下眼睛，说，“是个秘密，不能说的。”
这一块又一块花色不同的棉布，跑到毓秀的手中去，一次又一次。窗帘，除了百叶之外，就用米色粗胚布。毓秀要下水才肯做，我怕她累，不肯，结果是仁定，在深夜里，替我把布放在澡缸里浸水，夫妇两个三更半夜的，把个阳台晒成了林怀民的舞台一样。
我看见了，当一个人，信任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那个被信任的，受到了多大的鼓励。当然，这并不是全部的人都如此反应，而我的学弟，他就是这样。
灯，是家里的灵魂，对于一个夜生活者来说，它绝对是的。什么心情，什么样的灯光，要求学弟在每一盏灯的开关处，一定加上调光器。
客厅顶灯，用了一把锯掉了柄的美浓雨伞，撑开来，倒挂着。请伞铺少上一道桐油，光线透得出来。客厅大，用中伞。卧室，另一把美浓纸伞灯，极大的，小房间反过来用大伞，我，就睡在它下面。
妈妈来看，吓了一跳，觉得太美了，又有些不放心。“伞，散，同音，不好吧？”
“不，你看，伞字下面都是小人躲着，百子千孙的。再说，我一个人睡，跟谁去散呢？喂，妈妈，你要不要我百子千孙呢？”
“乱讲！乱讲！出去不要乱讲，什么生小孩子什么的——”
我笑倒在妈妈的肩上。我吓她：“万一我有了小孩呢？”“神经病！”“万一去了一趟欧洲回来有了个小孩呢？”我再整她。
妈妈平静的说：“我一样欢迎你回来。”
“好，你放心，不会有。”我大喊。
这一回，妈妈在伞灯下擦起眼睛来了。
这个家，一共装了二十盏灯，全不同，可是全配得上，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楼上楼下的。
植物在夜间也得打灯，跑去电器行，请我的朋友电工替我做了好多盏小灯。那时候，寿美，最爱植物的，也送来了一盏夹灯，用来照的，当然又是盆景。可是我还没有盆景。盆景是生命，等人搬过来的时候一同请进来吧。
我正由台南的一场演讲会上夜归。开车的是林蔚颖，他叫我陈姐姐。车子过了台中，我知道再往北上就是三义，那个木材之乡。
我怯怯的问着林蔚颖：“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晚上，去三义弯一下？只要十五分钟，你肯不肯呢？”他肯了，我一直向他说谢谢、谢谢。
店都打烊了，人没睡，透着灯火的店，我们就去打门。也说不出要什么，一看看到一组二十几张树桩做成的凳子，好好看的。那位客气的老板说：“明天再上一次亮光漆，就送出去了。”我赶紧说：“不要再亮了，就这种光度，拜托分两个给我好不好？”他肯了，我们立即搬上汽车后座怕他后悔。“那个大牛车轮，你卖给我好吗？”
“这个不行，太古老了，是我的收藏。”
我不说什么，站着不肯走。
旁边一位小姐，后来知道也是姓赖的，就指着对街说：“那边有卖好多牛车轮，我带你们过去，那个人大概睡了啦！让我来叫醒他。”
我就厚着脸皮催着她带路。
在蒙蒙的雾色里，用手电简照来照去——我又多了两只牛车轮。加上自己早有的，三个了。他们真好，答应给运到台北来。
那两只随车带来的树根凳子，成了进门处，给客人坐着换鞋的东西，衬极了。眼看这个家一点一点的成长，成形，我夜间梦着都在微笑。
四十五天以后的一个夜里，仁定、毓秀，交还给我新家的钥匙。木工师傅再巡一遍就要退了。我拦住两位师傅，不给他们走，拿出一支黑色水笔来，请求他们在衣柜的门上，给我写下他们的名字，算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