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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苏格拉底那句奇怪的最后遗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医 药之神，蔑视肉体的苏格拉底竟要克里托在他的肉体死去之后，替他向这个司肉体的病痛及 治疗的神灵献祭一只公鸡，这不会是一种讽刺吗？或者如尼采所说，这句话喻示生命是一种 疾病，因而暴露了苏格拉底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曾怀疑一切超脱的哲人胸怀中都藏 着悲观的底蕴，这怀疑在苏格拉底身上也应验了么？
19974
《李白与杜甫》内外
“文革”中，郭沫若接连失去了两个儿子，其中之一的世英是我的好友 。世英死后不久，我从北大毕业，被分配到洞庭湖区的一个军队农场劳动。农场的生活十分 单调，洞庭湖的汪洋把我们与外界隔绝，每天无非是挖渠、种田和听军队干部训话，加上我 始终沉浸在世英之死的哀痛中，心情是很压抑的。在那一年半里，与郭家的通信成了我的最 大安慰。
有一回，我给建英寄了一些我在农场写的诗，其中一首由李白诗句点化而来。诗写得并
不好 ，我当时的诗大多强作豪迈，意在使自己振作。但是，建英回信转述了郭老的鼓励，夸我很 有诗才，并说郭老又写给他一首李白的诗：“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 洞庭秋。”问我一个问题：君山那样的好，为什么要铲却它呢？我的回答是：就像“槌碎黄 鹤楼”、“倒却鹦鹉洲”一样，“铲却君山”也是李白的豪言，未必要有什么目的。建英在 下一封信中揭破谜底：铲平君山是为了造田种稻米，把米做成酒，就“醉杀洞庭秋”了。
后来我收到于立群寄给我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才知道郭老当时正在研究李白。在这部书 中，郭老不指名地把我对上述谜语的解答和他的反驳也写了进去。同一书中还第一次发表了 他写的一首词，正是他曾经抄录给我的《水调歌头·游采石矶》。离京前夕，我到他家告别 ，他拿出这幅大约四开大的墨迹，为我诵读了一遍，盖章后送给了我。“借问李夫子：愿否 与同舟？”我很喜欢这个意境。可惜的是，于立群顾忌到我所要去的军队农场的政治环境， 建议我不要带去，我便把这幅字留在郭家了。
《李白与杜甫》初版于一九七一年，我不知道郭老是从何时开始构思这部书的，有一点似乎 可以肯定：该书的大部分写作及完稿是在他连丧二子的一九六八年之后。可以想见，当时他 的心境是多么低郁，这种心境在他给我的信里也有曲折的表达。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非常 羡慕你，你现在走的路才是真正的路。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 。”接着提到了世英：“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了的一样，结果 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你是了解的。”世英原是北大学生，因“思想问题”而被安 排到一所农场劳动，两年后转学到北京农业大学，“文革”中被那里的造反派迫害致死。在 另一封信中，因为我曾叹息自己虽然出胎生骨的时间不长，脱胎换骨却难乎其难，郭老如此 写道：“用你的话来说，我是‘出胎生骨的时间’太长了，因而要脱胎换骨近乎不可能了。 在我，实在是遗憾。”这些因“文革”遭际而悔己一生之路的悲言是异常真实的，我从中读 出了郭老对当时中国政治的无奈和绝望。他在这样的心境下研究李白，很可能也是感情上的 一种寄托。他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 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 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的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 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姑且不论这种解 释是否牵强，或者说，正因为有些牵强，我们岂不更可以把它看做是作者自己的一种觉醒和 总结？联系到他给我的信中的话，我能体会出其中隐含着的愤懑：政治如此黑暗，善良的人 的惟一正路是远离政治，做一个地道的农民。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我理解了他写给我的这 句“豪言壮语”：“希望你在真正的道路上，全心全意地迈步前进。在泥巴中扎根越深越好 ，越久越好。扎穿地球扎到老！”
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诗词，《李白与杜甫》的确是郭老的封笔之作。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 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我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龄，在连遭丧子惨 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著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满活力。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 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我不否认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必有其弱点和失误，但我同时相信， 凡是把郭沫若仅仅当作一个政治性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性 立场上，他们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无法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
19975
读书的癖好
人的癖好五花八门，读书是其中之一。但凡人有了一种癖好，也就有了看世界的 一种特别眼光，甚至有了一个属于他的特别的世界。不过，和别的癖好相比，能 够使人获得一种更为开阔的眼光，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也许可以据此把人分为有 读书癖的人和没有读书癖的人，这两种人生活在很不相同的世界上。
比起嗜书如命的人来，我只能勉强算作一个有一点读书癖的人。根据我的经验，人之有
无读 书的癖好，在少年甚至童年时便已见端倪。那是一个求知欲汹涌勃发的年龄，不必名著佳篇 ，随便一本稍微有趣的读物就能点燃对书籍的强烈好奇。回想起来，使我发现书籍之可爱的 不过是上小学时读到的一本普通的儿童读物，那里面讲述了一个淘气孩子的种种恶作剧，逗 得我不停地捧腹大笑。从此以后，我对书不再是视若不见，而是刮目相看了，我眼中有了一 个书的世界，看得懂看不懂的书都会使我眼馋心痒，我相信其中一定藏着一些有趣的事情， 等待我去见识。随着年龄增长，所感兴趣的书的种类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书的兴趣则 始终不衰。现在我觉得，一个人读什么书诚然不是一件次要的事情，但前提还是要有读书的 爱好，而只要真正爱读书，就迟早会找到自己的书中知己的。
读书的癖好与所谓刻苦学习是两回事，它讲究的是趣味。所以，一个认真做功课和背教科书 的学生，一个埋头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都称不上是有读书癖的人。有读书癖的人所读之书 必不限于功课和专业，毋宁说更爱读课外和专业之外的书籍，也就是所谓闲书。当然，这并 不妨碍他对自己的专业发生浓厚的兴趣，做出伟大的成就。英国哲学家罗素便是一个在自己 的专业上做出了伟大的成就的人，然而，正是他最热烈地提倡青年人多读“无用的书”。其 实，读“有用的书”即教科书和专业书固然有其用途，可以获得立足于社会的职业技能，但 是读“无用的书”也并非真的无用，那恰恰是一个人精神生长的领域。从中学到大学到研究 生，我从来不是一个很用功的学生，上课偷读课外书乃至逃课是常事。我相信许多人在回首 往事时会和我有同感：一个人的成长基本上得益于自己读书，相比之下，课堂上的收获显得 微不足道。我不想号召现在的学生也逃课，但我国的教育现状确实令人担忧。中小学本是培 养对读书的爱好的关键时期，而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却以升学率为惟一追求目标，为此不惜将 超负荷的功课加于学生，剥夺其课外阅读的时间，不知扼杀了多少孩子现在和将来对读书的 爱好。
那么，一个人怎样才算养成了读书的癖好呢？我觉得倒不在于读书破万卷，一头扎进书堆， 成为一个书呆子。重要的是一种感觉，即读书已经成为生活的基本需要，不读书就会感到欠 缺和不安。宋朝诗人黄山谷有一句名言：“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林语 堂解释为：你三日不读书，别人就会觉得你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当然也说得通，一个不 爱读书的人往往是乏味的因而不让人喜欢的。不过，我认为这句话主要还是说自己的感觉： 你三日不读书，你就会自惭形秽，羞于对人说话，觉得没脸见人。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你 就必定是个有读书癖的人了。
有一些爱读书的人，读到后来，有一天自己会拿起笔来写书，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现 在成了一个作家，也就是以写作为生的人。我承认我从写作中也获得了许多快乐，但是，这 种快乐并不能代替读书的快乐。有时候我还觉得，写作侵占了我的读书的时间，使我蒙受了 损失。写作毕竟是一种劳动和支出，而读书纯粹是享受和收入。我向自己发愿，今后要少写 多读，人生几何，我不该亏待了自己。
19976
回到世界名著
我“发现”了一套好书：中国商务印书馆和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一九九五 年合作出版的《西方名著人门》。之所以说“发现”，是因为不曾看见大小报刊宣传它，而 它比绝大多数被宣传得很热闹的书有价值多了。事实上它一直默默无闻，初印三千册，迄今 没有重印。全书共九卷，收入了西方自古至今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哲学各门类的中 短篇名作，其中有相当部分是首次译介的。
这套书原是为西方读者准备的，编者在书首写有篇幅甚长的序和导言，交代编书的意图。读 后觉得，其意图对于我们亦非无的放矢。
现代社会是一个娱乐社会。随着工作时间的缩短和闲暇的增加，现代人把越来越多的时间用 于娱乐。所谓娱乐，又无非是一种用钱买来、由时髦产品提供、由广告逼迫人们享用的东西 。如果不包含这些因素，人们便会觉得自己不是在娱乐。在娱乐中，人们但求无所用心，彻 底放松。花费昂贵和无所用心成了衡量娱乐之品级的尺度，进而又成了衡量生活之质量的尺 度，如果一个人把许多时间耗在豪华的俱乐部或度假村里，他就会被承认是一个体面的人士 。当然，这样的人是不读书的，至少是不读世界名著的，因为那不太费钱却需要用心。
如果闲暇的时间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工作的时间，那么，我们确实可以认为，一个人的生 活质量将越来越取决于他如何消度闲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书的编者提出教育目标发生 了变化的命题。过去，教育的目标是为职业作准备。现在，教育应该为人们能够有意义地利 用闲暇时间作准备。也就是说，应该使人们有能力在闲暇时间过一种有头脑的生活，而不是 无所用心的生活。在编者看来，阅读名著无疑最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
名著之为名著，就因为其作者如同圣伯夫形容苏格拉底和蒙田的那样，是“拥抱所有国家和 所有时代”的，他们的作品触及了某些人类共同感兴趣的重大问题，表达了某些最根本的思 想。正由于此，它们不会是普通人所无法理解的。有了这一点基本的信心，编者便劝告读者 在阅读时尽量把注意力放在读懂的内容上，而不要受阻于不懂的地方。我很赞赏编者的这一 劝告。我相信，越是读伟大的作品，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原则就越是适用。读名 著原是为了获得享受，在享受中自然而然地得到熏陶和教益，而刻意求解的读法往往把享受 破坏无遗，也就消解了在整体上受熏陶的心理氛围。
从前的时代，由于印刷的困难，一个人毕生只能读到不多的几本书，于是反复阅读，终身受 用不尽。现在不同了，出版物如汪洋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