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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 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 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例如，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慰藉》，莫尔的《纾解忧愁之 对话》，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内写作的。班扬的《天路历 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另一种情形是疾病。斯托尔举 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激发了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像力。在疾病促进创 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普鲁斯特在内的长长的名单。太史公所说“左丘失明 ，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狱和疾病之灾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他 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的发愤。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 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因此获得 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重要条件。
不过，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之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制，而是由于自身的气质。 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的写 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说：“我写忧郁，是为了使自己无暇忧郁。” 只是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 。创作过程无疑能够抵御忧郁，所以，据精神科医生们说，只有那些创作力衰竭的作家才会 找他们去治病。但是，据我所知，这时候的忧郁往往是不治的，这类作家的结局不是
潦倒便 是自杀。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牛顿、康德、维特根斯坦，则相当自觉地选 择了孤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内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这种 专注和气功状态有类似之处，所以，包括这三人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长寿，也许不是偶然的 。
让我回到前面所引的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一方面，孤独的精神创造者的确是野兽，也就是说 ，他们在社会交往的领域里明显地低于一般人的水平，不但相当无能，甚至有着难以克服的 精神障碍。在社交场合，他们往往笨拙而且不安。有趣的是，人们观察到，他们倒比较容易 与小孩或者动物相处，那时候他们会感到轻松自在。另一方面，他们却同时又是神灵，也就 是说，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和不很需要通常的人际交往了，对于他们来说，创造而不 是亲密的依恋关系成了生活意义的主要源泉。所以，还是尼采说得贴切，他在引用了“离群 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一语之后指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第三种情形：必须同时是 二者——哲学家……”
四
孤独之为人生的重要体验，不仅是因为惟有在孤独中，人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遇，而且是因 为惟有在孤独中，人的灵魂才能与上帝、与神秘、与宇宙的无限之谜相遇。正如托尔斯泰所 说，在交往中，人面对的是部分和人群，而在独处时，人面对的是整体和万物之源。这种面 对整体和万物之源的体验，便是一种广义的宗教体验。
在世界三大宗教的创立过程中，孤独的经验都起了关键作用。释迦牟尼的成佛，不但是在出 家以后，而且是在离开林中的那些苦行者以后，他是独自在雅那河畔的菩提树下连日冥思， 而后豁然彻悟的。耶稣也是在旷野度过了四十天，然后才向人宣示救世的消息。穆罕默德在 每年的斋月期间，都要到希拉山的洞窟里隐居。
我相信这些宗教领袖决非故弄玄虚。斯托尔所举的例子表明，在自愿的或被迫的长久独居中 ，一些普通人同样会产生一种与宇宙融合的“忘形的一体感”，一种“与存在本身交谈”的 体验。而且，曾经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表示，那些时刻是一生中最美妙的，对于他们的生活 观念发生着永久的影响。一个人未必因此就要归依某一宗教，其实今日的许多教徒并没有真 正的宗教体验，一个确凿的证据是，他们不是在孤独中、而必须是在寺庙和教堂里，在一种 实质上是公众场合的仪式中，方能领会一点宗教的感觉。然而，这种所谓的宗教感，与始祖 们在孤独中感悟的境界已经风马牛不相及了。
真正的宗教体验把人超拔出俗世琐事，倘若一个人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体验，他的精神 视野就未免狭隘。尤其是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精神上的缺陷。一个恰当的例 子是弗洛伊德。在与他的通信中，罗曼·罗兰指出：宗教感情的真正来源是“对永恒的一种 感动，也就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大洋似的感觉”。弗洛伊德承认他毫无此种体验，而按照他的 解释，所谓与世界合为一体的感觉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欺，犹如婴儿在母怀中寻求安全感 一样，属于精神退化现象。这位目光锐利的医生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精神现象还原成心理现象 ，所以，他诚然是一位心理分析大师，却终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思想家。
五
在斯托尔的书中，孤独的最后一种价值好像是留给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的。他写道：“虽然 疾病和伤残使老年人在肉体上必须依赖他人，但是感情上的依赖却逐渐减少。老年人对人际 关系经常不大感兴趣，较喜欢独处，而且渐渐地较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作者显然是赞赏这 一变化的，因为它有助于老年人摆脱对人世的依恋，为死亡做好准备。
中国的读者也许会提出异议。我们目睹的事实是，今天中国的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喜欢集体活 动，他们聚在一起扭秧歌，跳交谊舞，活得十分热闹，成为中国街头一大景观。然而，凡是 到过欧美的人都知道，斯托尔的描述至少对于西方人是准确的，那里的老年人都很安静，绝 无扎堆喧闹的癖好。他们或老夫老妻作伴，或单独一人，坐在公园里晒太阳，或者作为旅游 者去看某处的自然风光。当然，我们不必在中西养老方式之间进行褒贬。老年人害怕孤独或 许是情有可原的，孤独使他们清醒地面对死亡的前景，而热闹则可使他们获得暂时的忘却和 逃避。问题在于，死亡终究不可逃避，而有尊严地正视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项光荣。所以， 我个人比较欣赏西方人那种平静度过晚年的方式。
对于精神创造者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独心境就不但有助于他们与死亡和 解，而且会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斯托尔举了贝多芬、李斯特、巴赫、勃拉姆斯 等一系列作曲家的例子，证明他们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入自己的精神领域、不太关心听 众的接受的特点。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更超脱、更形而上的，那时候他们 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人间的好恶和批评与他们无关了。歌德从三十八岁开始创作《 浮士德》，直到临死前夕即他八十二岁时才完成，应该不是偶然的。
199710
现代技术的危险何在？
现代技术正在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发展，不断创造出令人瞠目的奇迹。人们奔走 相告：数字化生存来了，克隆来了……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东西来了？尽管难以预料，但一切 都是可能的，现代技术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它办不到的。面对这个无所不能的怪兽，人们兴 奋而又不安，欢呼声和谴责声此起彼伏，而它对这一切置若罔闻，依然迈着它的目空一切的 有力步伐。
按照通常的看法，技术无非是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改变事物的手段，手段本身无所谓好坏， 它之造福还是为祸，取决于人出于什么目的来发明和运用它。乐观论者相信，人有能力用道 德约束自己的目的，控制技术的后果，使之造福人类，悲观论者则对人的道德能力不抱信心 。仿佛全部问题在于人性的善恶，由此而导致技术服务于善的目的还是恶的目的。然而，有 一位哲学家，他越出了这一通常的思路，在五十年代初便从现代技术的早期演进中看到了真 正的危险所在，向技术的本质发出了追问。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更是一种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构造方式。在技术的视野 里，一切事物都只是材料，都缩减为某种可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技术从来就是这样的东 西，不过，在过去的时代，技术的方式只占据非常次要的地位，人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一种 非技术的、自然的关系。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大地是化育万物的母亲，他们怀着感激的心 情接受土地的赠礼，守护存在的秘密。现代的特点在于技术几乎成了惟一的方式，实现了“ 对整个地球的无条件统治”，因而可以用技术来命名时代，例如原子能时代、电子时代等等 。现代人用技术的眼光看一切，神话、艺术、历史、宗教和朴素自然主义的视野趋于消失。 在现代技术的统治下，自然万物都失去了自身的丰富性和本源性，仅仅成了能量的提供者。 譬如说，大地不复是母亲，而只是任人开发的矿床和地产。畜禽不复是独立的生命和人类的 伙伴，而只是食品厂的原料。河流不复是自然的风景和民族的摇篮，而只是水压的供应者。 海德格尔曾经为莱茵河鸣不平，因为当人们在河上建造发电厂之时，事实上是把莱茵河建造 到了发电厂里，使它成了发电厂的一个部件。那么，想一想我们的长江和黄河吧，在现代技 术的视野中，它们岂不也只是发电厂的巨大部件，它们的自然本性和悠久历史何尝有一席位 置？
现代技术的真正危险并不在于诸如原子弹爆炸之类可见的后果，而在于它的本质中业已包含 着的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它剥夺了一切事物的真实存在和自身价值，使之只剩下功能化的 虚假存在。这种方式必定在人身上实行报复，在技术过程中，人的个性差别和价值也不复存 在，一切人都变成了执行某种功能的技术人员。事情不止于此，人甚至还成了有朝一日可以 按计划制造的“人力物质”。不管幸运还是不幸，海德格尔活着时赶上了人工授精之类的发 明，化学家们已经预言人工合成生命的时代即将来临，他对此评论道：“对人的生命和本质 的进攻已在准备之中，与之相比较，氢弹的爆炸也算不了什么了。”现代技术“早在原子弹 爆炸之前就毁灭了事物本身”。总之，人和自然事物两方面都丧失了自身的本质，如同里尔 克在一封信中所说的，事物成了“虚假的事物”，人的生活只剩下了“生活的假象”。
技术本质在现代的统治是全面的，它占领了一切存在领域，也包括文化领域。在过去的时代 ，学者都是博学通才，有着自己的个性和广泛兴趣，现在这样的学者消失了，被分工严密的 专家即技术人员所取代。在文学史专家的眼里，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文学作品都只是有待从语 法、词源学、比较语言史、文体学、诗学等角度去解释的对象，即所谓文学，失去了自身的 实质。艺术作品也不复是它们本身所是的作品，而成了收藏、展览、销售、评论、研究等各 种活动的对象。海德格尔问道：“然而，在这种种活动中，我们遇到作品本身了吗？”海德 格尔还注意到了当时已经出现的信息理论和电脑技术，并且尖锐地指出，把语言对象化为信 息工具的结果将是语言机器对人的控制。
既然现代技术的危险在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错误建构，那么，如果不改变这种建构，仅仅克 服技术的某些不良后果，真正的危险就仍未消除。出路在哪里呢？有一个事实看来是毋庸置 疑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现代技术发展的步伐，人类也决不可能放弃已经获得的技术文 明而复归田园生活。其实，被讥为“黑森林的浪漫主义者”的海德格尔也不存此种幻想。综 观他的思路，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现代技术的危险包含在技术的本质之中，但是，技术的方 式之成为人类主导的乃至惟一的生存方式却好像并不具有必然性。也许出路就在这里。我们 是否可以在保留技术的视野的同时，再度找回其他的视野呢？如果说技术的方式根源于传统 的形而上学，在计算性思维中遗忘了存在，那么，我们能否从那些歌吟家园的诗人那里受到 启示，在冥想性思维中重新感悟存在？当然，这条出路未免抽象而渺茫，人类的命运仍在未 定之中。于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