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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教化启蒙民众、领导动员民众的重要平台，他们在构建新秩序过程中，打破了街头文化的渐进性。除非像“讲圣谕”、“劝向善”等得到官方鼓励的活动外，精英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占领往往是短暂的，追求体面的精英人士把出现肮脏混乱的街头当成一件并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很难深入下去，也就无从掌握街头话语以及街头生存的奥妙，从而加深了对街头文化的误解。王笛发现：“现存的文献大多经由精英之手，这些文献都把重点放在了江湖人士的道德缺陷上，却忽略了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其对大众文化的贡献。”（第123页）偏见是与傲慢共生的，而精英人士的傲慢则是建立在对底层生活的无知之上的。底层民众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精英阶层的傲慢，“下层民众饶舌的主要对象是当地名人或富人，他们议论富人的奢侈生活和豪华婚丧礼，以此来发泄他们对不公平社会的不满；关于某某通奸的谣传让人们觉得富人‘不道德’；有权有势者突然的灾祸降临，使人们为‘因果报应’而幸灾乐祸。”（第136页）弱者的日常反抗方式是生动活泼的。王笛认为，精英人士所倡导的社会价值和习俗的变革以及对民众公共行为的改造反映出他们对街头控制的一种权力之争。警察与流氓、赌棍、乞丐、妓女、游民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成为街头博弈的主要内容。街头改良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民众总是从个人利益角度去拒绝或接受外在的变化。“下层民众形成并运用一些独特的策略，来保持他们在不平等社会里对公共空间的使用权。”（第239页）
王笛将成都的街头划分为三个空间，即商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节日庆典空间。商业空间由店铺和地摊组成，商家之间既有激烈竞争的一面，又有相互协作的一面，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共同带动了街头的繁华。正是街头巨大的包容性才使得游商浮贩拥有得以活跃的场所，每一个方寸之地乃至每一个角落，都滋生着生机，也给市民以发现和交易的乐趣。街头如果失去了商业空间，就会使人们失去了逛街的理由，也会使街头有一种一览无余的贫瘠。每一家店铺都是街市环境、街市话语和街市魂灵的延伸。街头因为店铺的存在而显得深不可测。日常空间由家与邻组成，一个有故事的城市总是有着浓厚的生活氛围，下层民众的生活故事很容易越过门槛，从大杂院传播到街头。“如果哪位居民感到无聊，他只要走出门就可以与邻居们闲聊。在街边的住户基本不存在隐私，为了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入简陋的房屋，面朝街道的门总是开着，好奇的路人也可以瞥一眼屋里的风光。哪家哪户有任何事情发生，无论好坏喜忧，瞬间便可以传遍整个街区。”（第53页）
底层民众在城市生活内部保持着一种独有的自由度，即使是在政治动荡的时代环境中，也照旧延续着自己的生活逻辑，凝聚着城市的文化特质。下层生活是坦然的，无须遮掩，更不用粉饰。街头承载着他们的喜与悲，愤怒与牢骚，脾气与性情。根据王笛的考证，成都茶馆的兴起也不是出于休闲娱乐的理由，而是由特殊的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井水味苦需挑河水饮用、燃料较贵需节约柴火等生存算计所推动的，说到底还是老百姓过日子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城市的文化。从精打细算地算经济账到“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且喝一杯茶去”，体现了成都人生活智慧的两面。节日庆典空间，既满足了大众狂欢、情绪宣泄的需要，又为社区自治提供了契机。像晚清时期土地会、善堂、行会、会馆这样的非官方组织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以街头为单位形成的社会共同体通过民间仪式建构了丰富的精神生活，而如此美好的生活图景却因为政府的强行介入，而土崩瓦解。“在清明节期间，土地会组织居民清理阴沟，掏挖水塘……然而在民国时期，地方政府控制了社区的公共生活，并剥夺了土地会的组织之权，这项事务便无人理睬，许多阴沟池塘年久淤积、坏损，逐渐废弛。再加之人口增长，城市生态的恶化导致灾害频仍。”（第81页）在王笛看来，僵硬的官方控制扼杀了民间的多样性，是导致城市街头失去蓬勃活力的根源。
辛亥革命前后所兴起街头政治，把民众当成革命者与国家权力进行斗争的工具，城市在动乱和谣言、炮火和巷战中经历了痛苦和灾难，民众生存环境恶化，城市街头风雨飘摇。公共空间的萎缩不断切断了人们与传统生活方式的联系，而且也损害了民众的生存利益。王笛的观点是深刻而锐利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重建，经常并非是以民众利益为考虑的，也并不容许他们对此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对大多数下层民众来讲，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第359页）。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王笛著，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3。80元）
网页与故乡
叶子南
1991年夏季的某日，朋友帮我去商场买电脑，回家的路上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我们用身体护着新买来的电脑，情愿自己着凉，也不能让电脑淋湿。这台风雨中到来的高科技产品开启了我使用因特网的生活。但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在不远的将来，网络上也将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彻底改变人的生活。那是一台即将淘汰的手提型电脑，没有视窗，没有硬盘，但有插装网络解调器的插口。我以校友的身份在一所大学申请了一个电子邮件信箱，数码网络的人生就这么起程了。
起先网路的作用主要是传递个人的信息，能收到一封网上传来的信件已相当让人激动。那时我常将电邮比作电报，感到自己俨然成了电报局。传统的电报得到邮局去拍，很不方便，所以不是急事一般不会拍电报，我一生中收到电报只有一次，传递了父亲去世的噩耗。现在电报局可以做的事我在家里都能做，无疑是巨大的进步。这以后，我逐渐扩大了网络的使用范围，不仅用它传递邮件，也收集信息，目前我做的这份工作就是靠网络找到的。不过此时网络呈现给我的仍然是无色彩的画面，加上一切指令都得自己敲入键盘，效率并不高。
后来听人说，有视窗的电脑能看彩色的网页，还不必敲打指令，只要按一下超链接就能访问、浏览。记得第一次见到网页是在一个社区大学的图书馆里。一张网页足足用了一分多钟才慢慢由上到下“挤”出来。我当时和朋友说，网页出得慢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但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以后，我居然不愿在电子高速公路上多等几秒钟。
五颜六色的网页果然不凡，新界面改变了观看世界的方式，小视窗提供了了解社会的渠道，网络似乎拉近了人之间的距离。弹指间你可以遨游地球的另一端，看到久别却未重逢的旧交。我仍然记得初用视窗浏览网页时的兴奋。这以后的发展更令我震撼，多媒体的广泛应用，拓宽了网络的用武之地，听相声，看电影，与朋友聊天，向亲人倾诉胸中的郁闷，与同仁探讨学术的奥妙，真没有几件网络做不成的事。于是我们离不开网络了，整日徘徊于网页之间，流连在聊天室里。年轻人在网上谈情说爱，中年人在网上寻找快乐，老年人也试图从网页中重拾逝去的年光，虚拟的网络给我们的似乎比真实的世界还多。网络成了新的家园，我们似乎深信今日浏览的网页将会是未来频频回顾的家乡，怪不得网页也称作“家页”。乍一看，隐喻的天地与真实的世界好像并无二致，你不必身临其境就能体验别人的生活，重拾过去的经历，打造未来的家园。
这就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科技是否真能减少面对面交流的必要，浏览网页是否真能启人情思，重返浏览过的网页是否真能让你旧梦重温，医治无尽的乡愁？简单地说，网页是否真能取代故乡？
其实，人们一直希望用科技的进步来安抚人内心的彷徨。十九世纪时，人们就普遍认为，火车的发明使得返回家乡的坎坷路途变得通达顺畅，乡愁定会随之消散，但这并没有发生。相反，乡愁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反而与日俱增。尽管今日的高技术在效率上远超出了火车轮船，但它抚慰人心的作用却仍然微乎其微。
网页很难引发情思，重返网页也不能消解乡愁，因为乡愁的酿造需要漫长的岁月，网页却只能把两个相距千山万水，远隔悠悠岁月的事件同时呈现给你，省略了时空两点间繁复细腻的过程。在网页上你只消轻轻地一按鼠标，就能从今天的硅谷飞越时空的深渊，来到五十年前小桥流水的江南，五十年的喜怒哀乐，辛苦遭逢都消失在两个网页之间。频繁不断地点击链接，周而复始地浏览网页，并不能在你的脑海中沉淀出厚实的记忆，酿制出醇厚的乡愁。魂牵梦绕的记忆是酿制乡愁的“酒曲”，而记忆却奠基在所有感官同时参与的基础上。父亲的背影，母亲的教诲，门前的流水，邻里的笑容，街市的繁忙，都借助感官神奇地复活了，在大脑神秘的协调下，故乡又出现在眼前，哪怕已经远离家乡千万里，纵使早已离开故园数十年。你不必回家，家却能进入你的脑海，跃入你的眼帘，因为你曾经在真实的故乡“访问”、“浏览”过。
这是由超链接带来的“家页”所做不到的。超链接的致命伤是它只有共时性，但缺乏历史感。网页与你的关系可以在一刻之间建立，故乡和你的情缘却需要日日夜夜的编织，朝朝暮暮的熔炼。在这里，网络技术在速度上的优势恰是它在构筑人文情怀上的弱点。“速度与忘却共进退，缓慢和记忆齐消长”，进步得越快，忘却得也越彻底，而缓慢的步伐才留得住深沉的记忆。高速发展的社会容易失去连续性，而缓慢前进的文化才容得下历史感。速度与历史，经济和人文，这之间的悖论正是社会人文学的大课题。
网络当红的日子里，像我这样的“唱衰之音”不是主流，不过也并非仅有。前些日子，香港中文大学的童元方教授寄来了她的近作《为彼此的乡愁》。牛津大学出版的这本小小的散文集收集了元方的几十篇短文，写故乡，谈父子，更叹人生何似。其中一篇写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短文引起了我的兴趣。莱特曼是该校物理系的教授，居然拒绝用电邮，也不用网络。他认为电邮的致命处是它的“即时性”，电邮太快，不给人斟酌的余地，一切都在仓促中决定。这种极端的态度也许很难让人接受，但正如元方所说，这可能是莱特曼的偏见或成见，也可能是他的洞见与睿智。
因此，我刻意涉“网”不深，不想让网络过多地侵入我的生活。我大部分的网上活动都带有实用目的，聊天室之类的虚拟空间偶尔也光顾，但多是传达信息，不会借它来培养情感。用符号表达出来的“握手”，借键盘敲击出来的“拥抱”和真实世界里的举手投足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离开了聊天室，大多是人一走茶就凉。
确实，科技还会进步，网络也会发展得能以假乱真，但它终究取代不了那个并不完美的故乡。网络上忙碌的现代人是否也应在电子高速公路上偶尔停一次车，离开一下网页，到人群中去，到闹市中去，去看看那已被你冷落多时的故乡？
新书过眼
特约栏目主持：黄 湘
《弱者的武器》，＇美＇斯科特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29。50元
说到资本主义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破坏，马克思曾在《资本论》里做过如下论断：“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人人类编年史的。”可以说，本书和作者的另一部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7月版），既是对上述论断前半句话的绝佳注脚，又包含了对后半句话的深刻修正。
关于“旧封建制度给予的生存保障”，作者指出，传统乡村社会首要的生存伦理是：“在村民们所控制的资源允许的范围内，将保证所有的村民家庭都得到起码的生存条件。”（《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第51页）“乡村的再分配是不均匀的，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平均主义乌托邦。我们可以设想，村里希望尽量减少义务的富人和从公有社会保障中得益最大的穷人之间总会存在某种紧张关系。穷人方面得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