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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诗人们的作品中幻化成一个瑰丽无比、美妙奇异的“诗国”。笔者认为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中国形象的代表如“瓷瓶”和“雏菊”，虽然精美，但经不住摔打，经不起风雨，恰恰是晚清命运的写照，折射了作家对中国命运的忧虑与哀悼。另外，这一形象也和当时法国上层社会向往精致、闲适的生活，但同时又感到政治幻灭、精神迷惘不无关联。
中国形象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历史文献中，当下海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应该进入研究的视野。曾经有媒体报道说顾彬（wolfgang Kubin）认为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大会组织者、发起者之一杨恒达教授认为，中国媒体对顾彬的报道和大众的接受可能存在误听、误解与误读，这也是文化交流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中国文学研究需要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也需要了解他者的眼光，因此加强沟通与理解就非常重要。在“汉学视野下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圆桌会议上，顾彬认为中国1949年以前的文学是五粮液，之后的文学是几块钱的二锅头。他从七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问题：第一、如果一个学者只掌握中文的话，他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作家和学者看外文原著有困难，而1949以前的很多中国作家可以用外语写作。所以如果一个中国学者不会外语，那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会有局限性。第二、中国作家在玩文学，不严肃，也没有固定的标准，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没有地位。第三、中国作家、中国出版社出的书和版本不可靠，因为他们可能会隐瞒很多东西。第四、中国作家开始迎合西方媒体对中国固定、死板的形象预期。第五、真正代表中国文坛的作家少之又少，因为有的人写作生涯短暂，有的人加入了他国国籍。第六、中国作家和学者老喜欢说什么国家、民族、爱国主义等，而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应该考虑的是他的语言，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题目有时候太大了，难以在德国找到读者。第七、中国不够重视自己的文化，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因此能够帮助德国汉学家、德国翻译家和德国作家了解中国文学的人太少。
针对顾彬的观点，回应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语言问题。陈平原教授认为，外语水平不应该作为评价作家的绝对标准，作家有其本身的特性，应该尊重作家的个性；有嘉宾指出，顾彬是在汉学、翻译和中国文学三个领域的交叉点上谈中国当代文学的，因此顾彬强调外语和翻译有其特定的背景；杨恒达教授认为语言包含着对一种文化、思维方式的理解，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翻译和日常生活交流层次上的语言问题，掌握一门语言可以比较快地进入一种文化。二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王家新认为媒体能够炒作顾彬的言论也表明大众对当代文学的普遍不满；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当代文学存在问题但并不是一无是处，二锅头不等于垃圾。三是关于顾彬的批评。高利克（Marián Gálik）教授认为，顾彬的批评有其存在的意义，就像上帝需要天使的表扬也需要魔鬼的批评一样；也有学者认为，批评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弱者心态在作怪；但与会者普遍认为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全称判断不合适，作为学者和作家应该严谨。
三、中国形象研究的地图
作为文化他者的集体想象，异国形象不能仅限于文学，在目前已经有了初步学术积累的情况下，其理论前提、研究对象和学科归属问题就不能推延了。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周宁教授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问题与领域》试图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提供一份地图。文章阐述了七个世纪（以1250年为起点，以1750年为重要转折点）以来的中国形象的变迁，即从早期资本主义世俗精神背景下契丹传奇，到文艺复兴绝对主义王权期待中的大中华帝国神话，再到启蒙理想中的孔教乌托邦，以此为基础分析中国形象的思维方式、话语体制、权力结构及其乌托邦意义。作者指出中国形象史研究的基本前提是社会想象基础上的中国形象；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涉及不同时代流行的特定的中国形象如何表述，如何构成意义，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的方式，揭示西方中国形象叙事中那种普遍性的、稳定的、延续性的特征；学科领域属于观念史或知识社会学研究，试图从历史中不断变化的，往往是非连续性的观念与想象中，寻找某种逻辑与文化策略。周宁认为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系统，最终来自西方文化本身。笔者以为中国形象产生于西方的意义系统，但其根源来自中西交流过程中的理解与解读，来自中西交往中的力量对比、权力较量。如果没有中国的盛世气象和西方的暂时未发展状态，就没有中华帝国形象；如果没有中国的积贫积弱、连连战败和西方的日益强大，就没有东亚病夫或“花瓶”中国的形象了。无论是西方审视中国，还是相反，都是自我与他者的对话，在此基础上才会形成形象建构，也可以说是互构，中国何尝不在建构西方形象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中国形象研究应该避免用西方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来表述。我们从西方视角出发，了解到自己在技术、制度等方面都比较滞后，进而产生了现代化建设的诉求。而在这一进程中的政治与文化困境的解决，最终应该超越中西对立，截然二分的思维模式，在和谐对话、文明共生的过程中进行互构。另外，“西方”概念本身就有争议，其地理界线和文化界限的分野，其价值系统的内涵和外延都值得商讨，因此在谈到异国建构中国形象时，似乎可以斟酌更自洽的表述方式。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么以西方的中国形象为镜，对当下中国之和谐发展必然有益。
汉学何为？
傅｛
“世界汉学大会2007”业已圆满落下帷幕，作为三个圆桌会议中压轴戏，该以“汉学的自我定位”为主题的讨论最为激烈，而且就此议题来说，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广，专家们对于论题的理解也大相径庭。一位学者以“反读法”揣摩主办者设此主题的意图：大家谈“汉学的自我定位”，是否因为汉学研究已经迷失j，方向我们是不是要给汉学指明方向
其实，在汉学研究中，从来不存在所谓“迷失方向”的问题。即使单就所谓的方向而言，从“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到“学院汉学”（或曰“专业汉学”）到当代的“中国研究”，“汉学”，有很多个方向，用德国汉学家福兰阁的话来说，“汉学是一门研究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科”，天文、地理、语言、文学、历史等等，每位汉学家各有侧重，而作为总体的“汉学”，它无所不包。但是，进一步说，汉学的方向其实一直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而“无中心”或者“多中心”之类迷失状况，或可用来形容汉学的现状，但这样的“迷失”显然无须对之过于担心。
现在谈论汉学的自我定位，笔者以为探讨的是什么因素刺激了汉学的产生与发展，汉学有什么样的功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而全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大陆的国学研究重整旗鼓的当下，汉学又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此外，汉学也要明确在当代学科体系中的位置。自我定位既需要充分考虑历史，直面现状，更需要前瞻未来。
汉学与主体意识的建构及主体间和谐
汉学是域外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研究，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一种径路。所以，汉学的自我定位，本身也包含了域外学者与研究机构在汉学研究中对本身文化的定位的问题，它甚至还包括了其他文明对于自身历史与未来发展的省思。
德国哥廷根大学施寒微教授（Schmidt…Glintzer，Helwig）对于汉学史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汉学研究的主题随着中国的身份变化而变化。中国始终处在发展变化中，汉学研究可以有一部分沉浸于古典，但是，对当前的中国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他还认为，欧洲的中国研究只能在欧洲确定自身身份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今后什么样的中国将会成为欧洲汉学的主题和什么样的欧洲身份将在未来时代中提供汉学研究的知识概念基础的问题。
总体上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诠释，到“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中的变迁，我们同样需要理解其他文明，减少误读。既然在所有知道中国的人的脑海中存在着“中国形象”，那么，中国人的脑海中同样也有其他文明的形象。“中国形象”有种种变迁，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同样也有，而哪个更接近真实，是需要我们审慎对待的。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教授（Loden，Torbjorn）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大着，这既加深了相互了解，同时也可能导致冲突的产生。中国的传统有可能在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中发挥作用。一种普世的价值观应该得到发展，将人的尊严作为核心价值，向着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前讲。
汉学的使命
中国人对汉学的研究是对汉学史和汉学家的研究。中国人面对汉学，其实面对的是种种不同的中国形象。
香港中文大学温伟耀教授回顾汉学的发展历程，总结汉学历史任务主要有功能性的需要、好奇、欣赏、自我反思性这样几个方面，动机主要是政治力量的扩张的硬征服、传教的救世情怀的软征服。对于汉学的当代意义和展望，他设想汉学有作为一种修养的人生哲学和一种突破本土文化的普世文化研究的可能。他希望汉学家们在研究汉学的时候，应该有一种反向的过程，即透过汉学来理解自己或者改变自己。而他最为关心的一点是汉学与汉学家的责任问题。在历史上，对中国的乌托邦化和妖魔化都屡见不鲜。他认为如果国外的人们把中国描述得过于美丽或过于丑陋，那么，汉学家们就有责任让外国的民众可以听到一个正确的声音，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这也可以说是他从求真与纠偏的角度对汉学做的基本定位。
作知识学的汉学，它的首要功能和作用就是“求真”。比如对于中国天文历法的研究，对于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风土人情的观察与记载，都与“真”相关。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指出，汉学史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中国文明的。起着参照系作用的汉学著述十分重要，一方面它可以印证我们自己已有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可以补充我们载籍的不足。除此之外，汉学著述还有一种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反映出我们不自知或不自觉的现象。因此汉学史研究应该成为另外一部通鉴，用它来映照我们自己，使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有更全面的认识。
汉学融入中国价值意识的省思
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则强调海外汉学研究中的“文化自觉”问题。他认为“文化自觉”的根本意义在于海外汉学的发展和存在标志着中国学术和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事业，这说明中国文化固有的魅力。没有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和珍视是很难做好海外汉学研究的；其次，通过对海外汉学的研究，将其作为“他者”可以更好的反思自己的文化和学术。最后，有文化的自觉才能具备清醒的学术意识，客观、平等地同海外汉学展开对话。
谈及汉学，国学就是绕不开的话题。单从时间维度说，汉学的概念要早于国学，在西方文明将触角探到东方之前，中国学术中并无国学的概念。汉学是域外对于中国的观察，国学则是以西方为参照，对自身的追寻和反思。当国学的领域确定之后，它也就按照西方的学科建设呈现出来。
学者们都指出了在中国近代，汉学与中国学术有一段配合极为良好时期，而现在这样的良性互动可正再一次得到强化。中国人民大学杨煦生教授认为，汉学史就其实质而言，是欧洲近代精神史的一个重要维度，因之也是世界精神史的一个重要维度。汉学和汉学史的精神历程和成果能否纳入中国思想和学术的视野，正是国学能否获得自觉的价值意识、而同时又成为一个当代学科的重要先决条件。中国文化的自我解释，已经无法在现代学术语境中发展下去。在全球化时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