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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作为“战功”已有明确记载。
攻陷雨花台后的第6师团步兵第45联队绕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谷寿夫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复盖。”（引自《大屠杀》第26页）
这里谷寿夫扯了弥天大谎，把“上述三方面的难民”说成是“从南边逃出来的敌人”，这“敌人”无疑是指中国“难民”。须知，我们从前面 “芮芳缘等在花神庙附近掩埋国军尸体2000多具”便可知道，守卫雨花台的部队牺牲重大，撤退下来的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部队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撤退，水路撤退者手上控制有船只，陆路突围者有明确路线，方向和目的地。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们决不会指挥自己的部下钻进水网地区的死角——上新河一带待毙。把难民说成是敌人，这本身就是军国主义意识的反映。
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中国方面也有证人，主动掩埋尸体者清点了尸体的数目，证据确凿无疑。
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就上新河这一带市民被大屠杀的问题，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提供事实说：
这里集中大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兵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个方面一齐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洪水吞没。”（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5页）
第二部分第17节 铁证如山（9）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的江东门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桥上的人全部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兵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4页）
以上两点转引自《大屠杀》第27至28页。需要澄清的是：后一点在文字表述上存在问题。比如“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没有说清楚从断桥上落水的到底是多少人？这种文字上表述不准确，后来被田中之流等人钻了空子，强词夺理地说“从断桥上落水三千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考证历史时只能从事实出发，而不是在文字上做游戏。侵华日军第6师团步兵45联队在江东门一带屠杀市民3000人左右，谷寿夫作为“功绩”已载入《军情报告》。日军陆军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对第6师团此次军事行动也有明确叙述，任何别有用心者都推翻不了。
关于江东门的集体屠杀，幸存者刘世海也可以证实：刘世海原是守卫雨花台部队的士兵，退到下关后，想过江又没有船，一行50余人沿江到上游找船。12月16日，从三汊河转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逃命，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横陈，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他们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他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并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明知他们已放下了武器，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他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个日本，其中有十几个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他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立即昏死过去。等他苏醍过来时，天已经黑了，而他身上却压着两个死人，便使劲推开尸体，站立起来。幸亏脖子上的伤口还不很深，而且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有亮，他忍痛离开那块菜地，经历艰险，辗转逃出生命。
他现在脖子上仍有约10厘米长的伤疤作证。
盛世徽捐资埋尸28730具更是铁的证据。他就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一案，在1946年1月9日的《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文》中说：
事由：为日寇残害我军民二万八千七百三十人于上新河附近，被俘毙命由。
窃民等籍隶湖南，以木业行商，旅居上新河历有年所，家业财产全在，为财未离。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冬间，日寇沦陷南京时，惟上新河区甚险。东方城墙，西方大江，北方下关，敌在追射南方雨花台大军，退下兵多混乱，四方无处措身，被俘遭敌戳杀。就江东门、汉西门、凤凰街、广播电台、自来水厂、皇木厂、新河口、拖板桥、菩提阁、菜市口、荷花池、螺丝桥、江滩、棉花堤、双闸、东狱庙各地，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凄惨万状，而人民被害者多系别地逃难来此，本地居民早已逃避。民等在死尸丛中躲出，耳闻目视日寇杀害我国军民。……民等被拉扛掳物，心惊胆跳，可怜死者抛尸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将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此系安慰死者聊表衷心……
（9）在蒋王庙附近诱杀虏500余人
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附近，由大汉奸高冠吾出面，诱骗散兵约500余人就地放下武器，当场集体屠杀。
当时有1000多名教导总队和83军官兵，由于12日夜间慌忙撤退，或掉队或与部队失掉联络，躲藏在紫金山北坡和蒋王庙附近的丘陵深草丛中，处境相当危险。
中午时分，日伪督办高冠吾皆同其爪牙10余人，分乘三辆打着美国星条旗的小轿车从太平门开出来到蒋王庙，冒充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招来散兵代表“谈判”，诈称“只要散兵们放下武器，美国使馆将出面和日军交涉，保证安全，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将来再出去报效祖国”。散兵被集体屠杀，只有吴炳生等几个人死里逃生。
（10）在下关南通路的集体屠杀。
胡春庭证实：1937年12月18日，日本兵将我这放下武器的军人和难民300余人，集中在南通路之北的麦地里，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将尸体弃在麦地里而去。胡春庭联合有劳动力的难民，就地掘土掩埋了。但后来日本人在此挖土填垫海运码头，至将所埋尸骨痕迹毁尽无余。
（11）在姜家园南首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下午2时，日军在挹江门姜家园南首，将居民300余人集中起来，用机枪射杀，或纵火烧毙，无一生还。
（12）在鼓楼四条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鼓楼四巷难民区，将张义魁等50余人，集体屠杀。
（13）在下关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亭等4000余人，押至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4）在北圩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北圩将熊桂弟等30余人，集体用机枪射杀。
（15）在四条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10时，日军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将平民吕发林、吕启云、张德智、张德亮、张务海等100余人，拖至四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6）在大方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搜捕徐静森等10余人，押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扫射。
（17）在龙江桥口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9日上午，日军在龙江桥口，将我军民500百余人绑扎后，全体推于马路空地旁，以机枪射杀后，纵火烧尸，尚有气息者，更以刺刀连续戳毙。
（18）在大方巷广场上的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难民区内，将平民王岩、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村等数百人，驱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射杀。
（19）在大方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傅佐巷12号，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边枪杀，罹难者200余人。
（20）在石观音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4日，在石观音17号，日军将居民柯大才、柯徐氏、柯荣贵、柯方氏、柯荣春、柯根荣、小巧子、赵雪美等8人集体枪杀。
（21）在煤炭港的集体屠杀。
陆法曾陈述《日军集体屠杀首都电厂职工》一文说：南京首都电厂于南京沦陷之前，奉命维持供电业务，留有由副工程师徐士英率领的工人50人。12月13日首都沦陷后，乃退至煤炭港英商和记冷藏厂内避难。后日军到下关且到和记厂内检查，除有文件证明身分确为和记雇员外，余均被拘捕围禁于煤炭港下游之江边。是处被拘禁者约3000之众。徐士英得到和记友人之介绍，为敌军配制汽车电钥匙而得免难。另有赵阿劳稍懂日语被释出。正在赵和另一名被释放的工人设法营救同仁时，江边围禁之众忽被全部杀害：其初以机枪扫射；继将临近茅屋的驱进屋禁闭，再集薪油之类堆积茅屋四周，放火燃烧，致被害人一部分系被烧死。
幸存者陈德贵是日军煤炭港大屠杀的见证人，亲身经历了那场集体大屠杀。
1937年12月12日，陈德贵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13日，日军侵占下关，发现了他们这批难民。第二天早晨，200多名日本兵从几千名难民中抓出2800多名年轻人，要大家排成4人一排的队伍，并要难民们交出手表和银元等贵重物品，又进行搜身。下午，日本兵把这批难民从和记押到煤炭港一个仓库里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上去干活，每10个人一组出去。”站在仓库门里的10个人马上被推出去，不久，陈德贵听到一阵枪声。不一会，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是一阵枪响。他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本人要第3批人出去时，陈德贵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8点多钟，一走出仓库，他看到日本兵列队两旁，斜举着步枪上的刺刀，后面的日本兵押着他们。当走到长江边时，陈德贵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持枪的日本兵，他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他站到水里，就在日本兵举枪射击时，陈德贵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河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厢肚里，亲眼看到10人一批地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未被杀害，日本兵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以后，日本兵走了，陈德贵摸到岸边，偷偷地爬上岸来。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拣起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死人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兵从栈桥头经过，发现他在抖动，便向他打了一枪。子弹头从他大腿上穿过，左手无名指也被打伤，至今还留下伤疤。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就走了。到第三天，掩埋尸体的人见他还活着，把他救上来，才幸免一死。
第二部分第18节 铁证如山（10）
（22）在宝塔桥、上元门和鱼雷营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被俘军民30000以上。
1945年10月1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职员陈万禄陈述《日军在宝塔桥惨杀军民》一文说：
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一、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余人。
二、奸害妇女暴尸于市者约一万人。
单就宝塔桥一地而言，日军“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人以上”显然有些夸张。但宝塔桥与鱼雷营、上元门很近，日军在这一带进行多次集体屠杀，说其“总数在三万以上”未必不是事实。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在宝塔桥、鱼雷营和上元门说日军集体屠杀我国军民在三万人以上，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目睹者何守江证实：他家住在宝塔桥桥东。日本兵侵占南京时，宝塔桥一带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难民，大约有四五千人，十字会把难民分男女两边集中。日本兵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从女难民中拉走了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去奸污。第二天，把700多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由于桥很高，先跳下桥的人，大部分都摔死了。后跳下桥的人，没有摔死的，日本兵就用机枪扫射，无一幸存。
下关警察局《调查日军在宝塔桥集体屠杀军民的公函》（1946年1月8日）中说：
关于敌人在下关有组织之大屠杀，及大批军民在机枪扫射之下殉难，或堕江溺死之情形，……调查结果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