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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东京审判很不彻底，该处死的几个甲级战犯未被判处死刑，大批乙、丙级战犯都未绳之以法，放纵了他们。而他们对战败很不服气，随时都想东山再起，潜藏下了在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美国不甘心中国和朝鲜在战火中所获得的人民民主政权。当50年代刚掀开一页的时候，美国便在朝鲜挑起战争，妄图一口吞灭朝鲜，与此同时派出第7舰队侵占我台湾省，并派飞机多次轰炸我东北城市。到此，美帝国主义重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老路，已经全部暴露在中国人民的面前。美国从它霸占全球的战略出发，积极扶持日本右翼势力，起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计划重新武装日本，把日本建成反苏反共的桥头堡，进而成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基地。美国的此举遭到苏联和亚洲有关国家的坚持反对。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对此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扶持下的日本右翼势力还是逐步发展起来了。
由于当时为美国生产侵朝战争中的军火军需品，日本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60年代一开始便大有好转，到了70年代便取得伟大成就，羽毛也随之丰满起来。右翼势力随着经济增长得势而发展，从此势头再没有减弱。1972年中日建交时，为了减轻日本人民的负担，中国政府慷慨地放弃了日本国战争损失赔偿的要求，更未要求日本用政府名义通过对华战争损失赔偿，把侵略战争中所犯暴行罪恶用文字固定下来，防止别有用心的他人赖帐。日本右翼势力钻空子趁机兴风作浪，不以我为友，反认我软弱；不以我为善，反认我可欺，窥视中国在经济上必将有求于日本，便出现了一连串为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翻案文章，竭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右翼势力否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主要有：1972年铃木明在《诸君》月刊上发表《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等文章，否认历史事实，不遗余力的狡辩。第2年3月汇集成《南京大屠杀的虚伪性》一书出版。右翼势力认为铃木明已经为南京大屠杀翻案打开了缺口，大肆为该书喝彩、捧场，哄动日本，并引起共鸣。接着山本七平继铃木明之后，在《诸君》从1972年至1974年连续三年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文章，并汇集成单行本出版，书名为《我方的日本军》，比铃木明更加露骨地说：“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当时中国未能及时反击、批判，日本右翼势力逐步汇成一股翻案逆流，来势越猛，大有“武士道”一往直前的趋势。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修改教科书的机会，用官方名义企图把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一笔勾销，彻底赖掉日军暴行的罪帐，为日本右翼势力张目打气。因遭到中国方面的严厉批判，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但此举并不意味着扭转了日本右翼势力翻案的逆流，潜在侵略史观随时都有可能冒出头来，更加露骨地表演一番。须知，右翼势力从民间到官方已经成为日本的社会基础，要他们“安分守已”，放弃“往日辉煌”已不可能。1983年3月，原战犯——南京大屠杀的主凶松井石根的随从兼秘书，自称是拓殖大学讲师的田中正明蓄谋已久，挖空心思写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公开为他的主子战犯招魂叫屈，以虚构写《虚构》，大放厥词，不仅否认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而且还为日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推御责任，诬蔑性地诿过于中国。就在这一年，他又趁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馆之际，在日本发表了《九问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文，把有论成无，把无论成有，无理取闹，不可一世，成为右翼势力翻案逆流的急先锋。
第一部分 虎口余生记第2节 问题的缘起（2）（图）
1937年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
日本社会上许多教授、学者和有识之士主持正义，坚持实事求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高举日中友好和反战旗帜，纷纷起来批判日本日益膨胀的翻案逆流。他们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前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洞富雄先生。1973年7月，他针对逆流的要害，在《历史评论》上发表了《南京事件和史料批》一文，批判了随意取舍史料的错误观点和做法，并于1975年8月，出版了《驳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批判了铃木明、山本歪曲历史的错误论调。1973年9月，《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编写的《笔杆子的阴谋》一书出版，尖锐地批判了铃木明等人奇谈怪论，与洞富雄先生所发表的文章一样。同样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
洞富雄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学者，学问渊博，造谐极高，处理学术问题态度极为严肃。他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惨案极端关注，并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为中心，收集了战争期间和战后报刊上大量有关的报道文件、档案、书籍、回忆录及散落在民间当事人的日记，把它们分类为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认真地进行对比，鉴别，批判和筛选，去伪存真，于1967年写成《近代战争之谜》一书。后半部为《南京事件》，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敬重。1982年，日本文部省借审定教科书的机会纂改历史，美化军国主义，洞富雄出于对日本人民和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逆流而进，又于12月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定本（1982年日本现代史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毛良鸿，朱阿根译。以下简称《大屠杀》），侧重批判铃木明和山本的错误谬论，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就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而言，该著作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值得史学工作者去深入研究，从中定会受益匪浅。
但是，从中国角度来看，田中的《虚构》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出自日本的社会基础，迎合了长期存在的侵略史观和旧军人复活军国主义的思潮，所散布的谬论纂改历史，毒害日本青年一代。田中比日本右翼势力中任何一个人都更加恶毒，他不仅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而且还嫁祸于人，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责任强加在被侵略者——中国人民的头上，干涉我国内政，用军国主义口气剥夺我国人民保卫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还进行了人身攻击，诽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肯定和对日本战犯的定罪，妄想从根本上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翻案，为复活军国主义鸣锣开道。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日本依仗强大的财力，已暗中出动相当数量的人员，四出搜集对东京审判和南京大屠杀有利翻案的材料，等待时机，一举推翻历史的定案。此可忍，敦不可忍。在沉默中任其倒行逆施，必将留下无穷的后患。
我国报刊杂志揭发批判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文章很多，持续时间之长，数量之大是惊人的。每有日本右翼势力翻案，引起我国人民的愤慨，必有文章回击。或逢周年祭日，亦发表相应的文章，或怀念，或谴责，难忘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事件。50年代初，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激起我国人民的新仇旧恨，《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罪孽。个人署名发表的批判文章亦有相当的数量。它们涓聚成行，对扼制日本右翼势力翻案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众多的文章都较为短小，或属片段，或只是一个横切，或是仅停留在揭露而未加批判和论证，未能形成南京大屠杀的整体资料。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编撰成《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一书，共八章，前后有导言和结论，并向外界提供了油印本。1963年经修改将该书稿交付给江苏人民出版社，并打出清样，但因故未能出版。即便如此，油印本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人们用它向国内学者和日本友人作了多次介绍，都引起了强烈反响。1979年，该书限制铅印2000册，未能公开发表，仅供内部参考。总之，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方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工作欠缺考虑，成绩甚微，难以令人满意。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成立史志机构，广大史学工作者广泛征集历史资料，成绩是空前的。在档案工作者积极配合下，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以下简称《史料》）。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以下简称《暴行》）1987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紧接着又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以下简称《档案》）。90年代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又翻译出版了《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魏特琳日记》等。这些书籍资料齐全，涉及面广，非常系统，大大地推动了史学工作者进一步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深入研究。
从1954年起，我在南京大屠杀史料中遨游30多个春秋。1986年出版了以反映南京大屠杀为内容的长篇纪实小说《千古浩劫》，用许许多多事实揭露侵略军的野蛮和极端残忍，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并再版。由于当时我还未能见到《虚构》一书，也就不了解其虚构的内容，更谈不上对其批判一事。后来，我看了一遍，觉得谬论连篇，气愤难忍；看了两遍，认定连篇谎言，怒火中烧。我认为《虚构》在日本流毒很大，对日本青年一代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在我国虽然见到《虚构》的很少，但我们决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默认其谬论。针逢相对地批判《虚构》的谬论，一一进行驳斥，深入地剖析它产生的根源，应该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前面已经提到，洞富雄先生的《南京大屠杀》（简称《大屠杀》）以翔实资料叙事立论，批判的侧重点是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的虚狂性》和山本的《我方的日本军》。拙作将把更多中国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文件、档案、人证等等集中起来，组成合力，矛头对准日本右翼势力，作一次大胆的尝试，也许更能再现南京大屠杀原貌。侵华华中方面军罪恶深重，遍及华中华南好几个省份。因此，凡涉到该方面等有关罪行，我们也不能轻易放过。关于《大屠杀》中提供的日本方面资料，拙作将部分引用，以便全方位的批判《虚构》。同时，《铁证》所提供的中国方面资料，也可作为批判铃木明和山本谬论的补充，使得他们的错误观点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把他们和战争罪犯僵尸一起通通扔进垃圾坑，永远不再在社会上任意泛滥，毒害人民。此外，进入70年代以后，日本右翼势力左右着日本的政局，特别猖狂，无时无刻不想东山再起，复活军国主义，重温“大东亚共荣”的美梦。拙作也将就日本的现行社会基础作些探索，以便引起世人高度警惕，时刻注意日本国内的动向，防止在慷慨言词的背后和“鞠躬社”面前吃亏上当。
中国人民一贯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恶，而与日本人民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人民同样遭到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灾祸，众多的人家破人亡，生活极苦。所以这笔罪帐应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而与日本人民无关。这些年来，日本在经济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已经取得了经济大国的地位。正是东京审判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中枢神经和惩治了战犯，在日本土地表面上已刮去一层战争土壤。同时，也是日本人民通过斗争，赢得一部和平宪法，使日本有可能由战争转向经济建设的结果。然而，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及其继承人却混淆视听，歪曲事实，胡说日本所取得的成就不是日本人民不懈努力的结果，而是借助军国主义精神的支持；同时，又把他们当年的罪恶说成是他们的“功劳”，把耻辱说成是他们的“荣誉”，企图从中捞到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资本。他们很敏感，特别抵赖南京大屠杀的罪恶。
知道历史事实的人们都很明确，南京大屠杀不是有无之争，仅仅是在大屠杀某些细节上有异议。就某些细节作学术性探索，弄清的情况是完全应该、也是允许的。但是，我们和日本右翼势力不是学术之争，而是水火不能相容。是承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还是否认历史罪恶，严肃的政治斗争关系到维护民族尊严。敢于痛斥侵略者，决不能容忍加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