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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恢潞好瘢恢滤锟疲邓延昂肌�17日，蒋介石派贺耀祖为代表，陪同陈璧君、顾孟余、褚民谊等人去上海，欢迎汪精卫去南京。接着汪精卫又赶到杭州，同蒋介石、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在杭州西湖风景优美的烟霞洞举行会议，“相见甚欢”，“甚为融洽”。蒋、汪实现合作。次日蒋、汪合电致孙科，说他们将候胡来后，即联袂入京，并要孙电胡速驾。同时，蒋、汪又合电致胡，请他北来，“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及诸同志。”胡汉民复汪精卫电，除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并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必能发展开一新局。”胡汉民被蒋介石抛弃了。17日，张继、张静江由京乘汽车赴杭，当晚与蒋介石、宋子文密谈。次日上午，蒋派毛邦初亲驾蒋自备飞机到京，直入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去，当日下午一时许抵杭，即赴烟霞洞。当时张继、张静江正宴请在杭的各中央委员，蒋、汪均在座。宴毕即在别室密谈，参加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答：“圆满，圆满。”又问：“何时回京？”孙答：
“就去。”孙在杭呆了两天，20日同汪一起由沪入京，21日蒋直接由杭入京。此时蒋、汪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拍一合，俨似表演双簧。
自蒋、汪先后入京，22日在南京的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先由何应钦报告关于接到朱绍良、熊式辉电报前方“剿赤”军事及军事问题，然后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本人发动暴乱情形，再次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状况。报告完毕，到会的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起立发言说：“关于对日问题，无论和与战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
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23日蒋、汪、孙等在宋子文家密谈，达三小时，对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反对者居多。24日开特务委员会，讨论对日问题，其他各委均未发表任何意见。惟蒋、汪二人发言最多，论调完全一致，都认为：”已往既不能战，又不能和，今后将为国家百年大计打算。“并说：”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徒作孤注之一掷。“继又表示：”决将以忍辱负重、脚踏实地之精神，为有效之努力。“其余中委未发表任何意见，会上否决了陈的对日方针。当日陈提出辞呈，与孙科一同赴沪，旋孙亦辞职。以后中执会、中常会均有电致孙，请打销辞意，并派居正、张继、张静江赴沪挽留。后又派何应钦、吴铁城前往，孙行踪秘密，终日寻找不获。
27日，蒋、汪召开中政会议，到会委员60人，汪精卫任主席，决议要案：“（一）函中央执行委员会，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选出委员人选，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余、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干为常务委员。”
28日，蒋、汪召开中常会，蒋介石任主席，会议决议：（一）行政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孙科未到职以前，由覃振代理。
就在当天晚上开会后的数小时以后，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体人民的推动下，在淞沪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
3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决议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此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的蒋、汪合作的新局面。汪、蒋合流，共同统治中国的时期开始了。
和汪精卫接近的人，提起陈璧君来，不是握拳愤恨，就是摇头叹息。至于汪精卫左右的人，无论卑鄙到什么程度，对陈来说也不能感到满意。陈璧君是一个行为乖张、性情怪僻的妖妇，在历史上，在小说里，实在找不出一个女性来比拟。她的性情与行为，有时像小姐，有时似泼妇，有时像西方贵妇，有时似三家村里的婆娘。总之，中国妇女所有的美德，她没有；外国妇女所有的风雅她不配。“不能以感情，不能以理喻者，妄人也。”她的妄行妄言，即使“一千零一夜”，也不可胜述。谁要想在汪氏宫廷立足，非受过无耻的严格训练不可，非有奴才和狗才的修养不可。
陈璧君横行霸道，还有一怪癖，就是有时要吐痰，让秘书给捧着痰盂；有时忘了形，对来宾也同样对待。
提起她这一恶习，还有一段何香凝怒斥“泼妇”的趣闻。
何香凝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爱妻，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当陈璧君随汪精卫到日本东京时，何香凝已是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她们与秋瑾、方君瑛等同住一室，陈璧君跟随宋庆龄、何香凝等成为同盟会重要女会员。当时，陈璧君表现积极，同盟会经济拮据，她慷慨解囊，把母亲给的钱物全部交给组织。这一行动，博得了大家的赞赏。
但时过境迁，随着汪精卫成为一投机政客，擢升行政院长，陈璧君也渐渐忘了早年的艰苦斗争生活。而汪精卫的叛变革命，使他们与宋庆龄、何香凝的关系也日趋变化。有一天，何香凝去汪公馆，汪精卫不在，陈璧君出来待客，谈话间，她忽然怪癖发作，忘乎所以，对何香凝说：“捧痰盂来，我要吐痰。”何香凝听了一愕，她根本没想到陈璧君会这样无耻，气愤地拍案而起，对陈璧君怒斥道：“你是什么东西，要我为你捧痰盂？”接着，手指陈璧君说：“陈璧君，我要吐痰了，你为我捧痰盂来。”陈璧君满脸通红，狼狈不堪。何香凝又命令道：“快些。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都有资格要你做这事。”陈璧君气急败坏，哭哭啼啼地走了，她做梦也没想到还会有人敢训斥她。
汪精卫回来后，陈璧君恶人先告状，说何香凝羞辱了她，哭闹不已。汪精卫只好耐心相劝，又说了何得凝几句坏话，来讨陈璧君的喜欢。实际上，汪精卫心里明白，何香凝就连蒋介石都惧她三分，何况他了。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时，何香凝就指责蒋介石说：“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内部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七一五”汪精卫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在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中，何香凝只身闯入蒋介石宅邸，要求见蒋介石，蒋怕遭到责骂，避而不见。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要结婚，邀请何香凝去做“证婚人”。何香凝“为表示羞与民贼为伍，断然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证婚人，拒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为表示与蒋、汪彻底决裂，她愤然辞去在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她以“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有傲雪心”
的高洁梅花自励，表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何香凝从巴黎日夜兼程返回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二八”抗战，她多方筹捐筹饷，曾创办一所“国民伤兵医院”，鼓励前沿将士杀敌。蒋介石曾设家宴请何香凝，却对抗日之事闭口不谈，何香凝罢宴而去。后拿出自己的一条裙子，附上一首诗，打成小包，寄到蒋介石那里。那首诗是：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以女服有感而作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对何香凝的豪语壮行，汪精卫记忆犹新，面对这位巾帼英雄，一身奴骨的汪精卫怎敢发作。
实际上，陈璧君是健忘了。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陈炯明又诱捕了廖仲恺，囚禁在石井兵工厂。在香港的国民党要人想利用会党把廖从狱中营救出来。陈璧君、伍朝枢等人打算实施这一计划，但他们既不了解石井兵工厂的情况，又不知道卫兵守卫的底细，只想蛮干，因此被何香凝拒绝了。
接着，陈璧君来到广州，住在当时外国租界沙面的维多利亚酒店，并通知何香凝说：“我们一定要劫狱，你一个人留在广州十分危险，务必来酒店一谈。”何香凝到酒店后，见到当天报纸报道：邓仲元部下的梁鸿楷率领的第一师叛变，她忧心忡忡地说：“这样子，北伐一定要失败！”当时，何认为如北伐军能胜利，对孙中山就会有帮助，所以对北伐抱有希望。陈璧君却说：“你是想北伐如失败，廖仲恺就自由了。”何听后，非常愤怒，当时掌掴了陈璧君的脸颊，说：
“我再怎么自私，决不至于要牺牲中山先生来搭救仲恺。”陈璧君自知理亏，受到斥责，不但没有发怒，还向何香凝认了错。这事发生两三小时之后，她就回香港了。所谓劫狱，不过是诺言而已。
陈璧君竟忘了那一记耳光，又得到了一顿怒斥。
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民怨沸腾，蒋介石处于内外夹攻之下，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汹涌澎湃。汪见蒋处境艰危，就趁机向蒋介石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反对独裁，求和平统一”；蒋也利用汪精卫见利忘义、变化无常的特点，派人与汪联络。经过多次讨价还价，蒋、汪终于携手合流，1932年1月，汪精卫率领一行人马来到南京，实行与蒋介石合作，袍笏登场。当时改组派在南京党政机关分赃所得的重要位置是：汪精卫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顾孟余铁道部长陈公博实业部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褚民谊行政院秘书长唐有壬外交部次长曾仲鸣铁道部次长郭春涛实业部次长谷正纲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萧忠贞中央民训部副部长陈树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披斗篷者）率军政要员赴洛阳。
汪精卫主持政务，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负责军事。蒋、汪虽已实现合作，但两人的关系依然微妙。汪、蒋合作时候，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对日外交成为重要课题。说也凑巧，汪精卫1月28日在南京登基，日本帝国主义当天深夜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入侵上海。十九路军官兵目睹日寇的无理挑衅，愤于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违背国民党中央的意旨，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奋起抗击日寇的野蛮侵略。他们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英勇奋战，迫使日寇三易主帅，给日寇以迎头痛击，使之难越雷池一步。淞沪抗战的炮声一响，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汪精卫就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联名发表了一通《国府迁洛宣言》，赶紧卷起铺盖，“迁都”洛阳了。汪精卫同时下令其他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国民党要员以为洛阳有牡丹名花可赏，名胜古迹可游，黄河鲤鱼可食，又远离枪炮之声，这样可以安然“保持其牺牲精神”。
在这中原古城，汪精卫连续发表对日主张，声称：“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倘使不幸而终至发生冲突，亦必使衅自彼开，为天下万国公见之事实。”还说什么“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汪精卫、陈公博一度都是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汪精卫提出了“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八字方针，使南京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推行的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外交有所变化。陈公博还曾在蒋介石面前为十九路军缓颊。一次，他和蒋、汪一起在浦镇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谈话，蒋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陈公博对蒋解释说，十九路军也是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最后更指出：“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蒋介石则态度强硬地表示：“内战我是不怕的”，坚持自己的意见。汪精卫恐怕陈公博直言犯忌，赶紧用别的话岔开了。其间，陈公博和李济深曾奉汪精卫之命北上搬请救兵，企图说服张学良实行军事动员，以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