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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39年10月，为顺利出逃，高宗武就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的亲信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
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愣一愣，便问：“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几个字：“高决反正速向渝洽。”“高———是否高宗武？”“是的。”“这张字条是谁写的？”“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写的。”“黄溯初是哪一位？”
“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你是认得这位黄先生？”“不，黄先生是徐寄的同乡友好。”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地说了，此次他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便登门拜访，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为种种缘故，高宗武方始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地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大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调解，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一口答应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要比二十一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的父执黄溯初，向他讨教。”“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他也到了上海。徐寄和黄溯初是同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只有杜月笙。'黄溯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插嘴问道：“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地说：“当然没有问题。”于是，杜月笙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高声说道：“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11月5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杜月笙由张群负责联络，陪同面见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应该如何处理？他得到指示后，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香港。此后，杜月笙又冒险二度飞渝，蒋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既毕，蒋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杜月笙得了蒋的亲笔函件，第二天便飞回香港，把蒋的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便是等高宗武安然南来。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1939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夫妇当时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戕之一法。”
元旦那天，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拜年，当时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高宗武便说：“走了吧。”
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1940年1月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径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车，直奔黄浦滩码头与高宗武会合，两人顺利成行到达香港。陶希圣离沪往港后，其愚园路的住宅门口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家中厨子被调走了，工役不能出门，家中没有饭菜吃，只是将日前剩下的饭菜烧热吃。陶希圣的夫人陶冰如带着女儿和小孩子躲到公园里，她整日不吃亦不喝，在那里枯坐流泪。大孩子们仍然各自上学。
后来，陶希圣的夫人陶冰如决计到愚园路去看陈璧君。6月1日早，她打电话请见，陈璧君允见面一谈。陈璧君一见陶冰如就说道：“我派人到你家里去，你总说你是陶家的亲戚，不承认是陶太太。你是做什么政治工作的？”陶冰如坦然解答说：“我是乡下人，在陶家是洗衣服、做饭、养孩子，不知道什么政治。希圣在外边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跟随汪先生十五年，为什么要走，事前也没有商量。”她又说：“我们家眷从香港搬到上海，只有两星期。若是他有走的打算，他不会接家眷来到上海。”她接着说：“香港为是非之地。他这一去，难免不说话。等到他一篇文字发表了，那就迟了。”“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发表什么。我决定自己到香港去，连劝带拉，要他回上海。”
陈璧君不肯答应陶冰如的要求，推托说：“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陶冰如再三说：“我这回去，只带两个小的孩子；三个大孩子仍在这里上学。”说到这里，陈才有允意。她去请汪精卫到客厅来。汪起先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林柏生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他将信递给冰如看。冰如说不会读信。原来这是陶希圣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汪精卫保障他的家属的安全。如果汪精卫陷害其家属，他只有走极端。至此，汪精卫、陈璧君才答应派陶冰如到香港去。只要陶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并且要她在一星期之内先回一个确信。陶冰如到港后与陶希圣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陶冰如先打电报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们也逃到香港。1月22日，高宗武、陶希圣致香港《大公报》信称：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去年之夏，武承汪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嘱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及其他诸人，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更有附件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二，关系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两条，日文原件内未列；此因当时该两条原文，汪方认应修改后，由板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隆庠君记录，今照所记录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略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书不尽意。敬颂撰祺！
高宗武、陶希圣谨启廿一日高、陶揭露密约后，当时在沪的人只有陈璧君和陈春圃。陈璧君叫陈春圃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名义发表谈话辟谣。陈春圃很迟疑，原因是汪精卫本人从没有给他这个名义，只有曾仲鸣生前用过这个名义，陈春圃怎好自封秘书长？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汪如怪责有她承担。随即叫胡兰成代陈春圃拟谈话稿，谓：“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断记录，对于我方同志数月以来之折冲争持，及日方最近让步所作成之和平方案基础，只字未曾道及，显为抹煞事实。”又谓：“汪先生本于国民之需要与期望，不避艰险，毅然决然以领导和平运动；凡非中国国民所能接受者，凡有损害中国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和平条件终有公布之一日，幸勿听信受渝方运动而蓄意破坏和平运动者之谣言也。”
当时担任汪精卫的秘书、兼主宣传方针的《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自承：“那天陈璧君叫我到愚园路汪公馆看春圃拟就的声明稿，我把它改了几个字，还有英译稿是陈璧君自己改正，我因向陈璧君道：希圣的三个学生，鞠清远、武仙卿、沈志远，怕七十六号也要逮捕，请夫人吩咐他们可以安心。”陈璧君怒道：人家要我们的命，你还顾到他的学生安心不安心？“高、陶事件对于汪记集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在青岛的汪精卫闻知这一消息，汪的热血沸腾了。他说：”脱党的事件，还可以忍耐，不过，这卑劣的背叛行为是不可恕的。前日某氏所讲的日本武士道并不是我的同志。
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这样的不德来计议国是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商谈建立东亚和平也不能自信了，惟一洁身的方法，只有置政治于度外。“1月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道：”晚赴汪先生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希圣为人阴险，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与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及代表内政部长王揖唐、司法部长朱深、治安部长齐燮元和伪维新政府梁鸿志及代表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及伪蒙疆联合政府的李守信等，在青岛举行分赃谈判。李守信于1月23日上午在青岛迎宾馆与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于谈笑声中举行了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达成下述两点协议：一、汪精卫方面承认在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二、“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