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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平凡的人，就可以这样理解他： 棉裤是母亲叫夫人做的，不穿棉裤就是不满意这桩包办婚姻。然而鲁迅没有这样平凡，他把不穿棉裤视为独身生活的最佳方式，有利于革命工作，这当然就很不平庸了，还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意思，甚至颇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意味，鲁迅在《伤逝》中曾说： “我们总算度过了极难忍受的冬天，这北京的冬天；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鲁迅的肺病久久不愈，后来又被日本庸医治坏，本打算去日本疗养，但已经太迟了。鲁迅的病显然与他曾在北京熬过了二十多个孤寂寒冷的冬天有关。
加拿大人李天明说： “现在已无法探究孙伏园回忆的准确程度，但这根本不像鲁迅的语气。孙伏园文中最言不由衷的是‘独身生活’的话，艰苦工作的人不愿太安逸以免消磨意志，人所共之，与独身不独身有何干系。孙伏园简直是正话反说地在重复郁达夫的话，或他就是郁达夫说的那位学生也未可知。然而他和郁达夫一样，也道出了鲁迅在京期间身心压抑的苦衷。”
第一部分婚姻与自由（2）
孙伏园对鲁迅耐寒的过客生活所做的超现实主义的解释得到了许广平的赞同：
孙伏园先生在《哭鲁迅先生》里，曾经这样写过： “鲁迅先生的书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在北京时代鲁迅先生的生活，上面几句话真可以概括无余了。“永远在奋斗的途中”，这是我们孙师兄最的确的评语。惟其如此，对于家庭多少较一般人冷淡，奋斗的结果难免牺牲，豫料到会牺牲了，还有什么看不透，忍不住，舍不掉的么？一个社会的战士，对于家庭的注意自然相当淡薄，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各方面周到是很难得的。（《欣慰的纪念》）
“永远在奋斗的途中”这一前提，自然可以导出“独身者”这一结论，这样就有力地证明了许广平与鲁迅结合的合法性。在孙伏园的笔下，鲁迅在北京生活时做“独身者”是“从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又因为“难于直说”（《〈野草〉英文本译序》）的“万一什么时候”，而时时刻刻地准备着“出走”去做“登程的旅客”。后来鲁迅登程去了南方，由厦门而广州而上海，许广平也就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
孙伏园与许广平的话里都有许多潜台词，无非是要证明一件事，即鲁迅在与许广平结合之前，“在家庭中”是一个“独身者”，等于没有结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我至少将得到虚无”（《野草？求乞者》）。对于家庭来说，鲁迅只是“一个社会的战士”，鲁迅为反抗封建礼教、包办婚姻而“奋斗”，家庭观念淡薄，都大有利于与许广平的自由恋爱，为此就“难免牺牲”自己的名誉，看透了这些，人们的流言蜚语有什么“忍不住”？北平冬天的寒冷有什么“舍不掉”？
孙伏园、许广平对于鲁迅家庭生活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评语”，不禁使人想起“邹忌谏齐威王”的故事，又使人想起许广平在另一件因对鲁迅“爱得过分”而犯糊涂的事。郁达夫说：
爱护他，关心他的健康无微不至的景宋女士，有一次问我： “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我当然答以黄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却说，他喝黄酒时，老要量喝得很多，所以近来她在给他喝五加皮酒。并且说，因为五加皮酒性太烈，她所以老把瓶塞在平时拔开，好教消散一点酒气，变得淡些。
在这些地方，本可看出景宋女士的一心为鲁迅牺牲的伟大精神来；仔细一想，真要教人感激得下眼泪的，但我当时却笑了，笑她的太没有对于酒的知识。当然她原也晓得酒精成分多少的科学常识，可是爱人爱得过分时，常识也往往会被热挚的真情，掩蔽下去。……郁达夫《回忆鲁迅》： 《大先生鲁迅》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孙伏园与许广平对于鲁迅生活的描述，都有意忽视朱安，总使人觉得有些遗憾，好像朱安不存在似的，可是，朱安不但存在，而且有其存在的权利。这使人想起萨特的著名观点： “非存在的客观存在”，在鲁迅的包办婚姻生活中，不仅鲁迅是萨特所谓的“非存在的客观存在”，鲁迅的发妻朱安尤其是一个“非存在的客观存在”。外国书《存在与虚无》曾经是一本时髦书，现在不大有人读了。可惜，在鲁迅读过的外国书中，没有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萨特出此书的时候，鲁迅已经逝世多年了。另一本外国书英国人莱斯利？史蒂文森的《人性七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2月版，90~91页。说：
（读者也可以不读下面这些枯燥的外国书，跳过这一段，去读后面的文字）
萨特以神秘化的词句玩弄他的“虚无”概念，有时竟荒唐成这样： “非存在的客观存在”（如果这句话表示了什么意思的话，那只能是指存在着真正的否定命题）。有时他则含糊其词： “虚无盘踞在存在的心中——就象一条驱虫”，然而据我看来，虚无的关键作用，是在意识和自由之间起一种概念上的联系。因为形成不是某种情况的想法的能力，就是那种想象其它可能性的自由，就是暂时终止判断的自由。我们绝不可能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其中任何可能性都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无论我们处于什么状况中，我们总能设想其他的事情。（萨特认为我们总是试图达到这种状况，去变成客体而不是成为有意识的存在，因此他把人生描述为“一种不能超越其不幸状态的不幸意识”，“一种无用的激情”。）同有意识行动的概念一样，愿望概念必须包括承认缺少某种东西，因为如果我相信我所想要的已不是那种情况，那么我只能努力去达到一个结果。这种否定的力量与自由——既是精神的自由（想象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也是行动的自由（努力去实现它们）——是一回事。由此得出去获得意识也就是获得自由的结论。
然而笔者以为，萨特所说的“非存在的客观存在”并不荒唐，鲁迅与朱安都是如此。鲁迅正是萨特所谓“注定自由的”人，但是鲁迅又在为自己的自由忏悔，这是鲁迅真正的伟大之处，几乎没有被人们认识到。让我们接着上面的话继续读下去：
第一部分婚姻与自由（3）
让我们注意，萨特的这一部分与弗洛依德的两个命题是怎样针锋相对的。显然这与弗洛依德的彻底的精神决定论的假定是完全不相容的。它也与无意识精神状态的假定相冲突，因为萨特主张意识必然是自明的。我们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有意向的、经过选择的，并且是我们的责任。例如，情绪通常被认为是不受我们意志控制的，但是萨特坚持认为，如果我是悲哀的，这只能是因为我做了使我自己悲哀的选择。他在《情绪论大纲》中更全面地概述了这一观点，即并非是情绪“支配我们”，情绪只是我们理解外界的一种方式。情绪与其它对客体的意识方式的区别，是它试图通过魔法改变世界——当我们伸手摘不到一串葡萄时，我们就说它们“太生了”而不予问津，虽然我们完全清楚葡萄的成熟与否并不取决于它们能否被摘到，但是我们还是把太生的性质归咎于它们。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责任，因为它们是我们选择对世界的反应的一些方式。同样我们对自己个性中的习惯性也要负责任。我们不能把“我是害羞的”当作象“我是一个黑鬼”那种不可改变的事实一样说出，因为害羞是我们行为的方式，并且我们可以通过选择尝试采取不同的行为方式。甚至说： “我丑陋”或者“我愚蠢”，那也并没有断定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而只是期望将来妇女或者社会对我的行为如何做出反应，而且这也只有通过尝试才能有所发现。
鲁迅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包办婚姻，鲁迅接受包办婚姻，也是一种选择，他选择了安慰母亲，而拒绝朱安，这种既接受又反抗的方式。显然是矛盾的，造成了“一生的失计”。鲁迅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走出包办婚姻，比第一个问题更难办。人的一生都有自由选择的问题。许多自由恋爱一样有走出婚姻的问题，也是破除从一而终的问题。包办婚姻与从一而终是一体。破除了包办婚姻，也就破除了从一而终。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事情上的困难又远远比不上精神上的困难。尴尬的事实还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来自良心的压力使鲁迅万分痛苦。从本质上讲，包办婚姻也好，自由恋爱也好，都是感情上的事情，而感情与身体有关，所谓“郎才女貌”。而许多论者却忽视了感情，过分从理性的角度评论，那么朱安的贤惠就为什么不能吸引人呢？可见是情的问题更重要。当没有情的时候，贤惠也会被忽视。比如周作人的日本老婆既有神经病又不贤惠，为什么周作人却很爱她？因为爱她的身体，情由此而生。
当我们不想去摘葡萄的时候，可以说它是生的；当我们摘到一串葡萄的时候，也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把生说成熟，或把熟说成生。总之，客观离不开主观意志。情绪的魔法可以改变世界，婚姻尤其是如此。
所以，即使我们常常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自由和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扩展到我们所思考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经常有这样的时刻，这种绝对的自由清楚地向我们表现出来。在受到诱惑或者犹豫不决的瞬间——例如，一个已经决心不再赌博的人，又再次面对赌桌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动机和过去的决心都决定不了我们现在做什么。在每一瞬间都需要一个新的或者重新的选择。继克尔凯郭尔之后，萨特用“苦恼”这一术语描述人的自我自由这种意识。苦恼不是对外在客体的畏惧，而是意识到了人的自我行为的结果是不可预料的。士兵畏惧受伤或者阵亡，但是当他想知道自己能否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继续“支持住”的时候，他就感到苦恼。同样，人走在悬崖上，害怕掉进深渊时也感到苦恼，因为他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可拦住他坠下悬崖。
即使是鲁迅笔下的“这样的战士”，他也会“苦恼”。鲁迅的“战士”面对的是“无物之阵”，在“虚无”中，谁都不会阵亡，也无可战胜。不过，鲁迅绝对是自由的，他苦恼，正来源于他的自由，在包办婚姻中，鲁迅有一种自由——“拒绝敦伦的自由”，这种萨特式的自由具有讽刺意味，在悬崖边上的自由会使人苦恼至极，当年胡适要与老婆离婚，老婆就要自杀，并杀死孩子，胡适只好作罢。鲁迅不知道自己一旦摆脱了包办婚姻，事情会怎样。
关于这种“非存在的客观存在”和“拒绝敦伦的自由”，再抄几段中国书，萧文邦的《鲁迅新传》：
鲁迅和朱安自一九○六年七月二十六日结婚至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鲁迅离开北京去厦门，整整二十年的夫妻，大概没有发生过性生活，新婚的第一天……，鲁迅哭了一夜，印花被单被鲁迅的眼泪漫湿，鲁迅脸上染了一大块青，……。第二天他就逃出了洞房，移到自己的书房里去住了。
婚后的第四天他就和二弟周作人去日本了。到了砖塔胡同，他们夫妻住在相通的两室，鲁迅的房内虽然有一个单人铺位，但朱安的卧室，却是一张双人床，到西三条居住的情况也差不多，本来夫妻同房不受外界条件限制的，但他们之间，竟没有过性关系，正如朱安对俞芳所说： “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造成这种态势，原因是两方面造成的。
在鲁迅一方认为，性生活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竭力反对“少的老的”，用姘娼嫖妓来发泄性欲，他认为这是对妇女的摧残，是不道德的行为，性交必须以爱情为前提，以婚姻为基础。他既然与朱安女士没有爱情，就不应该与她发生性行为，否则是不道德的。从自身讲，既然与对方没有感情，“没有爱”，又“无所可爱”，也激发不出性的欲念；从朱安方面说，由于朱安受着严重的封建道德的束缚，又自身存在着严重的自卑心理，失去对异性追求的勇气，也是一方面的原因。性生活是调节夫妻感情的一个有效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