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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1）
鲁迅没有明确说出自己对母亲的不满，但是从鲁迅的发出第一声“呐喊”的小说《狂人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 狂人的“大哥”即是影射鲁迅的母亲，“字缝”里隐藏着鲁迅对母亲的强烈不满，满纸全都是控诉包办婚姻“吃人”。封建礼教在家庭中的表现之一是包办婚姻，鲁迅的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的关系仍可以用冰山的形象作比喻： 礼教、家族制度都只是冰山的一角，海水下的大部分冰山则是包办婚姻。下面试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据周作人说，狂人的模特是鲁迅的表兄，认为同事要谋害他，乃逃到北京来避难。鲁迅留他住在绍兴会馆，他一清早就来敲门，说今天就要被杀，声音十分凄惨。鲁迅带他去医院，路上他看见背枪站岗的警察，吓得面无人色。据说他的眼神十分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地显出狂人的特色。后来鲁迅找人把他送回家乡，病也就好了。周作人又说，鲁迅很喜欢果戈里的《狂人日记》，大概也有意思要学他，如说赵贵翁家的狗看了他两眼，这与果戈里小说里所说小姐的叭儿狗有点相近，后来又拉出古久先生来，也想弄点热闹，可是写下去时要点都集中于礼教，写的就单纯起来了。这篇文章虽然说是狂人的日记，其实思路清彻，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所能写的出来的，这里迫害狂的名字原不过是作为一个楔子罢了。鲁迅说是受益于读了一百多篇外国小说。周作人说： “这许多作家中，豫才最喜欢的是安特莱夫。”有论者说，《狂人日记》借鉴了鲁迅非常欣赏的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小说的《墙》，里面的“我”是一位觉醒的麻风病人，并有庸众吃觉醒之人的描写。周音、李克臣《试论鲁迅从〈狂人日记〉与安特莱夫的小说的〈墙〉》： 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4期。两者“在许多地方都很相似”。除了艺术形式上的相似之外，主要是思想的相似。“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小说对鲁迅创作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讳莫如深，近年来，人们开始突破禁区。”安特莱夫离鲁迅的潜意识还远得很，竟然也讳莫如深！这里要强调的不是鲁迅与安特莱夫的相似之处，而是不同之处，也是鲁迅的更深刻之处，有两点： 一是亲人互吃；二是我也吃人。
虽然《狂人日记》是在谴责四千年中国文化吃人，但是“我”对于某一种吃人者却颇有几分宽恕。这最积极的吃人者不是外人，而是我的大哥和我的母亲，甚至我自己也是吃人者。为什么强调吃人主要是亲人之间互吃？鲁迅特别痛恨的是自己的包办婚姻，而包办婚姻既然是尊父母之命，吃人者当然是家中的长辈。鲁迅把怒火集中射向他们：
……原来也有你！这一件大发见，虽似意外，也在意中： 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
“大哥”，很明显是影射鲁迅的母亲。她吃人的方式就是为鲁迅包办了一场无爱的婚姻。吃人者与被吃者的关系竟是如此亲密，所以特别可悲，可怕。封建礼教是意识形态，不能直接吃人，必须借助于家族中的长者进行。被吃的晚辈，或浑然不觉，或觉醒了也无法摆脱，即所谓“无路可走”。否则醒了而无路可走，在逻辑上就有困难——不限于包办婚姻，在许多事上都有——除非是没有完全醒，否则怎么会既醒了又无路可走呢？于理上讲不通。从事上看就可以发现，所谓“梦醒了”就是欲摆脱包办婚姻而不可得，鲁迅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门婚事，可谓“醒了”，他要求退婚，然而母亲却坚持不能退婚，对于鲁迅来说，岂非“梦醒了无路可走”？所以这种状态是“人生最苦痛的”。
“布满了罗网”，即包办婚姻的利害关系网。人一旦进入其中，连制造鲁迅的包办婚姻的母亲自己也无法摆脱，只能用亲情逼鲁迅就犯。鲁迅为了照顾各方面的情面、情理，只轻微反抗，而后就自动放弃了，所以称为“自戕”。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正因为吃人者是自己的母亲，为了孝敬母亲，鲁迅也就只好“自戕”——硬着头皮拜天地，进洞房，然后就是长期的爱的寂寞和痛苦。后来鲁迅对中国的孝文化发起猛攻，由此及彼，由个别而普遍，进而全面否定中国文化。潜意识的反作用力巨大而不可估量。
最可怜的是我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狂人认识到“大哥”（母亲）就是吃人者，当然是了不起的“一大发现”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一大觉醒”。但是能拿她怎么办呢？除了在《新青年》上“诅咒”之外，也还要在家中“劝转”她，才有实际意义。母亲只是糊涂，面对“从来如此”的习惯势力，她也“无法可想”，无论醒与不醒，她都是要坚持以包办婚姻“吃人”，所以“最可怜”。鲁母看过《呐喊》与《彷徨》却没有被“劝转”，这是鲁迅的一大悲哀。
第二部分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2）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早已懂得，……这是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么？
不用劝，母亲（大哥）也能理解包办婚姻不合理的道理，却又不想改变，因为“从来如此”。
中国人对于“从来如此”的东西，明知不对，也不想改，鲁母就是如此。为了“救救孩子”，鲁迅遂提出“不读中国书主义”以对抗中国人的“从来如此主义”。鲁迅因此对于凡是中国的“从来如此”的一切东西都要加以反对，鲁迅对许广平曾说过： “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灭亡。”（《两地书》）鲁迅在北京居住时大抵如此，定居于上海之后，有时候又不完全如此，如1934年写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
这场包办婚姻虽然关系到许多人，如果不是顾忌到母亲，鲁迅的都不在乎的，完全可以毁约。偏偏母亲是毁约的最大障碍，你何必亲手将自己的亲人推入包办婚姻的火坑？退一步说，虽然鲁迅的包办婚姻已经订下，但未必是生米做成了熟饭，仍然可以改变，只要是愿意，就可以毁约——“立刻改了”。在这里，鲁迅对“大哥”（母亲）充满了期望，“诅咒”的分量大大减轻了。
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的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
鲁迅把“吃人的人”分为两类，母亲当然是坚持“从来如此主义”的一类，还有一种人是明知不该吃仍然要吃，两种人都不愿意改革。
我捏起筷子，便想起我大哥；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也全在他。……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亲知道没有，我可不得而知。……母亲想也知道；不过哭的时候，却并没有说明，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
“大哥”与“母亲”，都是暗喻鲁迅自己的母亲。她安排了鲁迅的婚姻，鲁迅不满意，她却以为从来如此，故对鲁迅的痛苦视而不见，婚姻一旦说定就不予改正。
“妹子”，借喻朱安。鲁迅不爱朱安，视同路人，被迫做了伤害朱安的事情。这些潜台词都暗含在狂人所说的中国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观之中。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家务，妹子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几片肉，现在轮到我自己，……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看来还有第三类吃人者，是无意中吃的。包办婚姻制造了无数的怨偶，而鲁迅与朱安的结合显得特别矛盾。鲁迅是彻底地反传统，没有一丝一毫地妥协余地；朱安却是典型的旧式妇女，没有一丝一毫的改革愿望。两个人都陷于极度痛苦之中。鲁迅以他独特的方式反抗包办婚姻，深深伤害到朱安。鲁迅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所谓“无意之中”就是“无可奈何之中”的委婉语。既然自己也是吃人者，就非“真的人”。
……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救救孩子……
鲁迅那时只以解放社会为己任，对于“解放了自己”好像并不太抱奢望，以为自己只有“陪着做一世牺牲”的份，所以只是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孩子们不被吃就好。过了五年，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把这一思想做了修正：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再过十年鲁迅又说出了“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的话。其时，鲁迅已经“解放了自己”。
在《狂人日记》中，“大哥”的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妙，是安特莱夫所不及的，就是：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这当然也是一种形式的吃人。如今，对于鲁迅通过包办婚姻给自己身体造成的切肤之痛，从而觉悟，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旧地狱”和“民元以后”的“好地狱”都必须毁灭，而毕生为之战斗及其意义这一禁区的探讨，也可能受到“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的同样对待。下面再看看伊藤虎丸的外国书是如何说的，摘抄几段：
把被压迫的民众作为批判对象
然而，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却把批判的着眼点指向了民众。当然也有代表家长制的“大哥”和代表有钱人的“赵贵翁”的出现，但被批判的，则主要还是受虐待、受压迫的民众。鲁迅为什么不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压迫者（地主或高利贷者等），而反倒指向了被压迫的民众呢？如果用他还没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解释，恐怕是没有意义的罢。我在前面谈过，他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基础体验”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对古老的乡村社会生活的美好回忆，一方面又是强烈的厌恶和憎恨。可以指出的是，这种经验，再加上尼采的影响，就使鲁迅对奴性民众的庸俗性怀有深深的厌恶。不过，问题是对民众的这种厌恶感意味着什么。
第二部分狂人无意间吃了谁的肉？（3）
在这一点上，鲁迅提出的问题是，揭示出制造“吃人的社会”的整体构造，比攻击压制者的暴虐更为重要。他把问题的着眼点尤其放在理应推翻这种旧社会的被压迫者的主体性上。也就是说，他是把民众能否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作为问题的。我认为，这里存在着我们今天应该向鲁迅学习的一个问题。
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剔抉被压迫者的民众方面的卑怯和残忍，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承当变革旧社会任务的主体只能是民众，因此才把目光首先投向了这种主体的状态上。这也是被称做“改造国民性”的鲁迅文学的核心主题。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这也正是讲他所一贯重视的问题的。
那么，为使民众得以真正成为变革的主体，应该去做哪些事呢？我想，在鲁迅看来，民众仅仅把自己当做被害者恐怕是不行的。如果把民众只是作为被害者来看待，就会永远把民众当做历史的客体，他们也因此而决不会成为变革历史的主体。“村人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