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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来的习惯”，犹《狂人日记》中大哥所说的“从来如此”。
老鼠的大敌其实并不是猫。春后，你听到它“咋！咋咋咋咋！”地叫着，大家称为“老鼠数铜钱”的，便知道它的可怕的屠伯已经光降了。这声音是表现绝望的惊恐的，虽然遇见猫，还不至于这样叫。猫自然也可怕，但老鼠只要窜进一个小洞去，它也就奈何不得，逃命的机会还很多。独有那可怕的屠伯——蛇，身体是细长的，圆径和鼠子差不多，凡鼠子能到的地方，它也能到，追逐的时间也格外长，而且万难倖免，当“数钱”的时候，大概是已经没有第二步办法的了。
“老鼠的大敌其实并不是猫”，犹妨碍自己与琴表妹包办婚姻的其实并不是朱安，因为“在女的一方，本来也没有罪”。
“蛇”，借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封建礼教。真正吃人的是封建礼教。
这一段的意思是，朱安本来不一定会取代琴表妹，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愚昧落后，琴表妹就难逃劫运了。
有一回，我就听得一间空屋里有着这种“数钱”的声音，推门进去，一条蛇伏在横梁上，看地上，躺着一匹隐鼠，口角流血，但两胁还是一起一落的。取来给躺在一个纸盒子里，大半天，竟醒过来了，渐渐地能够饮食，行走，到第二日，似乎就复了原，但是不逃走。放在地上，也时时跑到人面前来，而且缘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髁。给放在饭桌上，便捡吃些菜渣，舔舔碗沿；放在我的书桌上，则从容地游行，看见砚台便舔吃了研着的墨汁。这使我非常惊喜了。……这隐鼠总可以算是我的墨猴了罢，虽然它舔吃墨汁，并不一定肯等到我写完字。
隐鼠舔食墨汁这一段文字又是在隐喻琴表妹很爱读书，很有才华，并且与鲁迅的关系十份亲近。鲁迅曾经在舅舅家居住过，双方相互的印象都很好，双方父母的意见也都一致，这将是一段很完美的包办婚姻。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
“这使我非常惊喜了”，这正是鲁迅“爱才”的表现。鲁迅喜欢琴表妹，喜欢许广平都是出于爱才。朱安没有文化，许羡苏不如许广平有才学（许广平除了才学略胜一筹，直率是更重要的原因）。
现在已经记不分明，这样地大约有一两月；有一天，我忽然感到寂寞了，真所谓“若有所失”。我的隐鼠，是常在眼前游行的，或桌上，或地上。而这一日却大半天没有见，大家吃午饭了，也不见它走出来，平时，是一定出现的。我再等着，再等它一半天，然而仍然没有见。
第二部分鲁迅为何仇猫？（3）
鲁迅离开了舅舅家，从此不再见琴表妹。这场流产的包办婚姻，当初鲁迅虽然并不知道，但1926年写《朝花夕拾》的时候，必定是知道了的。
长妈妈，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也许是以为我等得太苦了罢，轻轻地来告诉我一句话。这即刻使我愤怒而且悲哀，决心和猫们为敌。她说： 隐鼠是昨天晚上被猫吃去了！
再引用一次前面已经摘录过的周建人的话： “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感情都很好，也很喜爱她的侄女、甥女们，她们对她也是既亲热又孝敬，但是，竟没有一个选作长媳，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母亲极爱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为什么不给他找一个好媳妇呢，为什么要使他终身不幸呢？又为什么要使我的表姊，特别是琴表姊，如此不幸呢？那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她相信谦婶的话，认为朱安一定胜过她所有的侄女、甥女。”朱安顶替了表妹们，犹“隐鼠被猫吃去了！”
当我失掉了所爱的，心中有着空虚时，我要充填以报仇的恶念！
除了前面萧文邦提到的一处，这里是鲁迅又一次以曲笔哀悼琴表妹，并表示愤慨，于是无意之中吃了妹子——朱安的肉。
鲁迅的仇猫（朱安）由痛失琴表妹而来；鲁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痛恨，亦由于包办婚姻造成的身心痛苦而来。这样发掘鲁迅的思想绝非是亵渎鲁迅，从哲学角度看，出于任何一种原因投身于革命，其价值都是相等的，不能说革命的因缘必须是出于直接地对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报仇的恶念”，某一种革命精神从另一种革命精神而来也许可能，但是问到底，“报仇的恶念”总要有个第一原因，否则就成了无缘无故的“报仇的恶念”，就讲不通了。如果认为这样看问题就是对鲁迅的不恭，鲁迅研究就只能是空洞的陈词。确实，许多鲁迅研究都不能建立在严密地逻辑推理之上。你推理便是你错！
我的报仇，就从家里饲养着的一匹花猫起手，逐渐推广，至于凡所遇见的诸猫。……
鲁迅在家中，对的朱安恕道，报之以冷峻的沉默；在社会上对于某些正人君子的中庸之道，或进行激烈的攻击，或捎带讥讽几句。
但许多天之后，也许是已经经过了大半年，我竟偶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 那隐鼠其实并非被猫所害，倒是它缘着长妈妈的腿要爬上去，被她一脚踏死了。
真正造成了鲁迅包办婚姻悲剧的人物是长妈妈。当鲁母鲁迅与琴表妹的包办婚姻之事说给长妈妈听得时候，长妈妈就说“犯冲的呢”。因为琴表妹比鲁迅小两岁，生肖属羊，绍兴地区有俗语说： “男子属羊闹堂堂，女子属羊守空房”，所以不能娶过来做媳妇。原来是长妈妈破坏了鲁迅好的包办婚姻，犹隐鼠“被她一脚踏死了。”鲁迅后来在《阿长与山海经》中也提到她踩死隐鼠的事，还讲到她精通其他一些迷信的习俗和落后观念。
这确是先前所没有料想到的。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样一个感想，但和猫的感情却终于没有融和；到了北京，还因为它伤害了兔的儿女们，便旧隙夹新嫌，使出更辣的辣手。“仇猫”的话柄，也从此传扬开来。然而在现在，这些早已是过去的事了，我已经改变态度，对猫颇为客气，倘其万不得已，则赶走而已，决不打伤它们，更何况杀害。这是我近几年的进步。经验既多，一旦大悟，知道猫的偷鱼肉，拖小鸡，深夜大叫，人们自然十之九是憎恶的，而这憎恶是在猫身上。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
鲁迅痛恨猫——“恕道”和“中庸之道”的化身。在社会上，遭到了许多名人的攻击。在家中，母亲也很不满意。鲁迅的《兔和猫》说：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虐待猫为然的……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我觉得母亲太修善，于是不由的就说出模棱的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这些都是暗喻母亲的包办婚姻，所谓“太修善”就是不忍心退婚，以免伤害朱安。在北京，母亲对于鲁迅以性冷淡“虐待”朱安自然也不以为然。
“假如我出而为人们驱除这憎恶，打伤或杀害了它，它便立刻变为可怜，那憎恶倒移在我身上了”，本来人们“十之九是憎恶”包办婚姻的，鲁迅要抛弃自己的包办婚姻，也等于是打猫（朱安）。人们又会同情朱安，憎恶鲁迅的打猫（朱安）。
鲁迅除了写文章骂猫之外，在生活中见到猫就打。未与许广平
同居以前，周作人帮着他打，以后就与许广平合力痛打之。许广平在《欣慰的纪念》一文中说： “有时我先睡熟了，听到楼下客堂冲击的声响，莫名其妙地赶紧跑下去一看，原来关起门窗，他拿着棒在打猫，猫南北地跳，朝着两头的窗，是困兽，却不善斗。他则追奔逐北地两头跟着去打，见到我来了，也招呼加入战线，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给它得间脱逃，准会死在乱棒之下的。”
鲁迅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仇恨都迁怒于猫，鲁迅对朱安的态度与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鲁迅所见到和所忌恨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世俗文化，对于中国的纯文化，鲁迅不曾从学理上批判过它，总是把纯文化解读为世俗文化之后再批判之。鲁迅这样理解中国文化很有代表性，绝大多数中国人也都是如此。世界上的一切文化观念都可以有多种解读。读中国书是如此，读外国书也一样。外国书古希腊人常说，两个人说同一句话，不是同一个意思。中国的世俗文化与纯文化也不是同一个意思，但往往混淆不清。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个人婚姻状况是密切关联的。由于包办婚姻而成怨偶，没有爱，互相就不能理解，如鲁迅对于朱安所持的儒家恕道精神就深恶痛绝，视为猫的性格；对于纯文化也有这个问题，首先是不能爱，当然就不能理解。既然不爱，永远别指望能从学理上理解。这是许多现代学人的一大特征——这种现象在鲁迅身上表现得很典型，这也是鲁迅极受我们欢迎的一个原因。
第二部分绝望中的希望（1）
《野草》这本小书一向被视为难于索解，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的文艺理论太政治化了，太革命化了，戴了有色眼镜，自然看不清本色。另外就是禁区的障碍——伟人的性压抑是不可以曝光的，现在禁区稍稍解禁，谈一谈鲁迅的性压抑也许不要紧。其实，比起禅宗的公案，《野草》并不难解，如果稍能理解禅宗公案，理解《野草》就不那么困难，又无可悟之处，只须猜一猜迷而已。悟公案须要抓住根本处，一切都迎刃而解，理解《野草》，也是如此。西方人有一句谚语说得好： “谁有什么病，就老说什么病。”鲁迅在《野草》中老谈什么病？就是包办婚姻导致的性压抑。只要承认“病”是事实，就不难理解鲁迅，试想，文人既然不满意自己的包办婚姻，又无法解决，以文字宣泄性压抑的苦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鲁迅在写作《野草》初期同时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厨川用“人间苦”来阐明人的生活与创作的关系，化用了弗洛伊德潜意识的观点（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源于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厨川白村认识到“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抵，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苦闷的象征）引言》： 《鲁迅全集》第10卷，232页。鲁迅颇赞同厨川白村关于文学艺术根源与表现形式的这一观点，将它视作厨川文艺理论的核心。鲁迅的《野草》也可以说是对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的诠释，象征性地、曲折地表现了自己受包办婚姻压抑的苦闷。呐喊出“无所可爱”，彷徨于“无所可爱”。林贤治说： “精神分析学者认为，人类具有两种本能： 一作爱欲，一作攻击；一作生存，一作死亡。各种本能冲突的结果，每每体现为单一的倾向，于是成就了世上的许多宗教家、艺术家、伟大的统帅、铁血宰相、强盗、刽子手、书报检查官、裁缝匠等各种类型的人。对他来说，两种本能冲动却都是同样的激烈，相生相克，缠斗不已。当此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他不能不呐喊且彷徨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间。”
章衣萍回忆说： “鲁迅先生自己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了”，（章衣萍《古庙杂谈（五）》）外国书也称《野草》是鲁迅最伟大的作品，因此读懂《野草》，是了解鲁迅思想的钥匙。
《野草？题辞》是一首很成功的新体诗，比胡适的新体诗强得多，胡适的新体诗只是“我手写我口”，没有文化的传承，所以不堪卒读。鲁迅也写过几首类似胡适体的新诗，显然是不满意，以后就只写旧体诗了。由此可见，新生事物如果在一片废墟上凭空产生，决不会美妙。新的好东西必须由旧的好东西改革而来，鲁迅的新体诗明显的借用了佛道的思想形式和表达方式。像中国近代史上许多志士仁人一样，鲁迅也花了大量时间研究佛经。近代史上那些为中国的富强寻找出路的人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陈独秀（在他的晚年）等人，都是想从佛教中找到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的根据。鲁迅则不同于他们，可能只是为了寻求消解性欲的方法。冬天不穿棉裤，是西医的办法，还是佛道的办法？肯定不是佛道的办法，大概是日本西医的办法。鲁迅虽然没有接受佛教的思想，但是道教的思想鲁迅可是吸收了不少。鲁迅说自己“思想上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后面》）郭沫若说： “鲁迅爱用庄子所独用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词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有多少庄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