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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我是希望你了解我思想的根本，我思想的根本就是儒家跟佛家。如果能够对佛家和儒家多了解，比什么都好，比了解我过去的一些事情都重要。我愿意把我所懂得的儒家跟佛家说给你听。我的意思是把我们的谈话重点放在这个地方，而不是重在我个人的事情。……
艾： 梁先生，你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你对佛家佛学的兴趣有没有恢复了，或者增加了，或者就是说“五四”时代，你就放弃了佛学而转入儒学了。
梁： 说放弃，也没有放弃，不过是原来想出家做和尚，把这个“出家当和尚”放弃了．在思想上还是那样。
艾： 啊，现在明白一点。其实我书里也是这么写的，就是说你不是完全放弃，不过觉得目前问题不太需要佛学，比较需要儒学。
梁： 我是年纪很小，比如说十六七岁就想出家为僧。
艾： 这我弄错了。是真正要做和尚，而不是要做居士。
梁： 嗯，不是。真正要出家为僧。这个志愿到了二十九岁才放弃，假定真是从自己当初的那个志愿，很早就出家到庙里当和尚去了。不过没有很早出家，就被蔡元培先生拉去，在北京大学要我讲哲学。走上这样一步，就起了变化。这一步是怎么样子呢？就是不是去到庙里当和尚，而跑到知识界，跟知识分子在一起。同知识分子在一起，难免就有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彼此较量。好胜之心是从身体来。如果是像当初所想，很早出家到庙里去，可以也很相安，很平稳，走一种很冷静的路子吧。可是一到大学，同许多知识分子在一起，彼此容易有辩论，就引起了好胜之心。好胜之心是身体的，是身体的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
我的失恋艾： 真可惜我在写书以前，没有机会向你当面请教。
梁： ……一定能够解决自己思想上的问题才算是了解，没有解决思想上的问题，还是等于没有听。
艾： 把思想当作为主体，当然是应该的，不过有时候思想也牵涉到你个人的事。……我当然同意思想是要紧的题目，不过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思想也离不开他个人的生活。
梁： 就是，完全离不开。……《梁漱溟全集》： 第八卷附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外国书的特点就是如此，研究一个人的思想总也离不开他“个人的事”。梁漱溟“个人的事”也离不开“两性”和“结婚”。梁漱溟由想出家到放弃出家，到结婚，就是因为身体的存在方式不同。在北京大学与知识分子们“彼此较量”一番，身体上就发生了“好胜之心”，也就产生了性欲，于是乎结婚。
鲁迅则不然，由本打算“陪着做一世牺牲”，放弃性欲，到“由她去吧”这两者之间，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鲁迅是不太清楚的。鲁迅对佛学的研究与梁漱溟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完全不一样。鲁迅能明确意识到的是在“由她去吧”与和许广平结合之间有一个明显的困难，就是朱安这个“第三者”的存在。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鲁迅的“由她去吧”是否由于“好胜心”导致的？这个问题似乎不必再列举论据，我们就能够同意鲁迅确实具有很强烈的“好胜心”，他与一些知识分子——他称之为“绅士”、“名流”、“名教授”、“正人君子也者”之间的辩论，有时候到了“好胜心”旺盛得如火如荼的程度。此时“身体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梁漱溟与知识分子的争论毕竟没有鲁迅那样达到“刻毒”的程度，尚且如此，何况鲁迅处于种种的矛盾之中，身心都疲惫不堪，痛苦万分。鲁迅在与友人的通信中，也曾坦承自己在没有爱人状态下的苦恼，鲁迅与许广平恋爱后，来到了广州，但是暂时依然是“一卷行李一个人”，所以常常是“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冒火，而无人浇一杯冷水”，“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鲁迅致川岛信，1926。11。12）可见，同人争论与没有爱人都能相互作用，使人深深地陷入苦闷之中。如果真的要“陪着做一世牺牲”，永远处在“一卷行李一个人”的“寂寞”状态中，又常常与人争论，处于好胜的亢奋之中，确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会大大地损害一个人的身体，这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总要有一个出路，有一个方法解决它才好。
现在，鲁迅虽然没有完全确定的恋爱对象，但是要“失掉”“坏地狱”的决心则是确定无疑的。鲁迅仍然是不愿意直说，就以打油诗的形式虚晃一枪，也确实起到了自我保护的作用。
第三部分与软刀子的对峙（1）
《复仇》有多重含义，本质上是向封建文化和包办婚姻复仇，而朱安、看客则不过是封建文化的载体。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所谓“生命”乃是“肉体”的委婉语。古时相爱的男女互称为“欢”。如乐府诗《莫愁乐》曰：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此处的“大欢喜”是指夫妻本来应有的两性之爱，有实际的性快感，故称之为“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也是鲁迅所渴望的爱情状态。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而其自身，则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
“尖锐的利刃”，喻包办婚姻和封建礼教。
“一击……”，即制造出不能“偎倚，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的包办婚姻，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悲剧，恰如利刃穿透了菲薄的皮肤。
“杀戮者”，指包办婚姻和封建礼教，它是青春的杀戮者。
“鲜红的热血……灌溉杀戮者”，意谓包办婚姻的牺牲者往往以悲惨的死来反抗封建礼教。鲁迅对死的问题也有所考虑。有一段时间，鲁迅曾想过自杀，许广平曾发现鲁迅藏于被褥下的两把钢刀。许广平对此很不理解，她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 “褥子下明晃晃的钢刀，用以杀敌是妙的，用以……似乎……小鬼不乐闻了！”《两地书》： 1925年6月1日致鲁迅。在鲁迅写《影的告别》的同一天，他在给李秉中的信中写道： “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却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虽然是“却不实行”，但是，常年枕刀待旦，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鲁迅如果不是陷入极度悲观，绝不会想到自杀或杀人的。何以不实行？其实，鲁迅不过是以此来排遣苦闷和无奈而已，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激励，有点古人“灯下看吴钩”的意思。这刀无论用与不用，它必然是与“鲜红的热血”有关，夜里枕着“明晃晃的钢刀”不睡觉或入梦中，都能使人产生某种联想。
“给以冰冷的呼吸”，指自己与朱安的婚姻关系，不能以激烈的手段破除包办婚姻，就只能漠然处之。
“人性茫然”，暗指性生活茫然，鲁迅与朱安之间没有夫妇敦伦之谊。
“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欢喜”二字是佛家常用的形容词，如“欢喜心”、“欢喜佛”。此处的“大欢喜”，是仿照佛家的用语，其意境也是仿照佛家所提倡那种超脱尘世的状态。在这种状况中自然没有性欲的快感可言，超越爱的性欲的欢喜，则无须依靠敦伦这种爱情的“相当的刺戟和运用”（《坟？寡妇主义》）去达到。这种“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有别于自由恋爱的“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是生命本质意义上的欢喜。如鲁迅在《寡妇主义》一文中所说的“特殊的独身的女性……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大概鲁迅认为这种人就有这种“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自己也应如此。而朱安则正是鲁迅所说的“所谓‘拟寡妇’，是指和丈夫生离以及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鲁迅自己似乎暂时也是“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因此这种“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也只能是一种期望、一种情绪，而非一种状态；是幻想的，而非实际的。鲁迅与朱安之间如何能由“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如果是这样，又何来“孤独的悲哀”（《写在〈坟〉后面》）？。
鲁迅已经懂得，“一则欲望转了向，一则思想已经透澈”的人就可以没有性欲了。所谓“欲望转了向”颇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所谓的“升华”；所谓“思想已经透澈”，则是佛教对治性欲的方法，是根本的解决问题，比“升华”更难。可见，鲁迅对于克制性欲的问题，是理论研究（研究佛经）与实践经验（冬天不穿棉裤）并进，但又都不能很有效地解决问题。
这样，所以，有他们俩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之上。
“裸着全身”，喻性爱，夫妻之间本应有肉体上感官的“相互蛊惑”、“接吻、拥抱”，现在是持刀对立。
“捏着利刃”，象征杀戮，夫妻之间成为怨偶。
“广漠的旷野”，喻中国四千年历史。“广漠”即久远的历史；“旷野”即人性的荒漠。
他们俩将要拥抱，将要杀戮……
包办婚姻制造了两种后果： 拥抱或杀戮。
“拥抱”，喻性爱，一般的人都在包办婚姻当中完成，未必有爱情，既使是没有爱情也要“拥抱”，这是最普遍的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则是“杀戮”，喻包办婚姻造成的夫妇之间激烈的对抗，各种各样的惨痛的悲剧常有发生。即使不流血也未必不是“杀戮”，只要是无爱的婚姻，就可视同于相互“杀戮”。
路人们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马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拚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预觉着事后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
第三部分与软刀子的对峙（2）
包办婚姻不可避免得要造成悲剧，这就给看客们提供了机会。鲁迅一向憎恶看客，这里顺便对看客加以嘲弄和“复仇”，包办婚姻无论是“拥抱”还是“杀戮”都是剧，他们都要看。包办婚姻主要是做给别人看的，当事人只是表演悲喜剧的演员而已。看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悲剧的本身。从哲学角度而言，若无看客则无悲剧，两者不可分离。
然而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鲁迅与朱安的婚姻超出了拥抱与杀戮两种模式，既没有性爱也没有杀戮，虽然双方都赤裸着，手握利刃，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模式，却什么也不做。
他们俩这样地至于永久，圆活的身体，已将干枯，然而毫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
鲁迅对朱安既不想爱，也没有杀，这是对包办婚姻的复仇，这使鲁迅感到了生命的干枯。朱安与鲁迅的生命就这样“暗暗的消去了。”（《呐喊？自序》）而《求乞者》中的“干枯的叶子”，也是借喻朱安或世俗文化的。在《希望》中鲁迅感慨道： “我大概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么？我的手颤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么？那么，我的魂灵的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这些话都可以与“干枯”互训。对此，鲁迅未必也有“大欢喜”吧。
路人们于是乎无聊；觉得有无聊钻进他们的毛孔，觉得有无聊从他们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钻出，爬满旷野，又钻进别人的毛孔中。他们于是觉得喉舌干燥，脖子也乏了；终至于面面相觑，慢慢走散；甚而至于居然觉得干枯到失了生趣。
由于鲁迅的婚姻无戏可看，看客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者——的生命已经“干枯到失去了生趣。”这既是对看客，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复仇。鲁迅希望他们也都“干枯”。
于是只剩下广漠的旷野，而他们俩在其间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干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