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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多读外国书（4）
各种观念的历史是互不相同的。我们也确实力图追寻这些观念的发展轨迹。思想史是我们所认为的人们曾思考什么和感觉什么的历史，这些人都是现实的感性的人，他们不是塑像，也不是各种品质的集合体。设身处地进入思想家们的内心和世界观是必要的，移情也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样做面临证据不足和不确定性，乃至困难重重。在研究马克思的时候，我力图使自己像马克思本人在柏林、在巴黎、在布鲁塞尔和在伦敦那样，思考他的各种概念、范畴及其德语词汇。我研究维柯、赫尔德、赫尔岑、托尔斯泰、索雷尔及其他任何人，都是这样。他们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在什么特定的时间、地点、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他们的思想可能很多人都有同感，但毕竟那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你必须不断反问自己，是什么东西让他们烦恼？什么东西使他们对这些问题苦苦思索？他们的理论或著作是怎样在他们头脑中成熟的？人们不能完全抽象地超历史地谈论各种思想；但是，人们也不能孤立地仅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描述各种思想，好像这些思想在它们的框架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似的。正如你看到的，这是一种复杂的、含糊不清的、需要借助心理学视野以及丰富想象力的研究工作，它不可能获得什么必然性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达到高度的持之有故和言之成理，达到理智能力的首尾一贯和清楚明白，还有独创性和有效性。《伯林谈话录》： 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
显然，伯林也是提倡“知人论世”的，他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 是什么东西让鲁迅烦恼？什么东西使鲁迅苦苦思索从而得出了全面彻底否定中国文化的“少读中国书主义”？鲁迅的著作是怎样在他头脑中成熟的？伯林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本书所使用的方法： 要避免“抽象地超历史地谈论”鲁迅的思想，就要把鲁迅作为一个“现实的感性的人”，而非“塑像”看待，找出一个在我们的研究中充当引导的第一原因和客观的进路。外国书常用的“知人论性”的研究方法，确实是研究鲁迅最实际的一条进路。从鲁迅的家庭关系入手，直面人生——鲁迅的潜意识，沿着鲁迅的包办婚姻这一条路经逐渐进到鲁迅的内心世界；从鲁迅的婚姻状况深入到鲁迅的文化观——“少读中国书主义”。为此就必须充分地理解包办婚姻在鲁迅生活中的意义，否则要想理解鲁迅的思想就很难。“但是，人们也不能孤立地仅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描述各种思想，好像这些思想在它们的框架之外没有任何意义似的。”鲁迅的包办婚姻和性压抑并非鲁迅个人的痛苦，鲁迅由此而产生的思想，在他的思想框架之外具有巨大的意义，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乃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搞清楚鲁迅思想的来龙去脉就不是一件与实际人生不相干的纯学术的工作。笔者深知“设身处地进入思想家们的内心和世界观是必要的，移情也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样做面临证据不足和不确定性，乃至困难重重。”鲁迅身受的包办婚姻之苦，局外人做到感同身受还比较容易，因为性压抑的体验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在鲁迅的文章中找出潜意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的思想一经乔装改扮、抽象变形，理解它就需要种种猜测。确实，这种工作是“一种复杂的、含糊不清的、需要借助心理学视野以及丰富想象力的研究工作，它不可能获得什么必然性的结论”。尤其是处在一方面既要发掘深层的东西，一方面又拒绝承认这些东西的矛盾性的历史时期，做这件事情就特别的费力不讨好。这件工作是否能够“达到高度的持之有故和言之成理，达到理智能力的首尾一贯和清楚明白，还有独创性和有效性”，姑且不论。无论如何，这样做无疑是鲁迅研究的一种有意义的态度，如此而已。
选择鲁迅的包办婚姻做研究的第一原因，遵循的既是“知人论世”也是“知人论性”的原则。简单地说一说本书“知人论性”的哲学根据： 也是来源于“外国书”——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理论，他对哲学的一个贡献就是对人身体的意义有特殊的认识。他认为，人是透过自己的身体与世界建立关系的。人借自己的身体进入自己的内心并实现自己；身体使人有限，身体代表每一个人。世界用自己的身体（集体）与每一个身体建立互动的关系。梅洛？庞蒂的代表作《知觉现象学》有一章《身体的性存在》，非常奇特，他的理论很可以视为是“知人论性”的哲学基础。鲁迅性压抑的痛苦当然首先是身体的感觉，而感觉到了性压抑就是具有反叛意义的因素，鲁迅的伟大之处是，由自己身体的痛苦认识到自己的内心矛盾（不同于伊藤虎丸所说的“两重性”），由性压抑的潜意识唤起了革命的意识，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呐喊，以及“救救孩子”的呼声。同时又有对妻子朱安的忏悔。由包办婚姻而打倒孔家店而自由恋爱，是个人身体与世界身体关系的革命性变化。
中国书里也有类似的理论，就是梁漱溟所说的“好胜之心是身体的，是身体的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这个问题后面再说。外国书里关于人的动机的生物根源，以及人的生理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很多，很详细。但是像梁漱溟这样简单的一语道破式的判断还没有。外国书讲究分析，中国书把结论直接拿出来。外国书注重个人的体质因素的分析，尤其是精神病学的分析。中国书几乎不做这种分析，虽然这也是时髦，但是不好做。
第一部分多读外国书（5）
最后，应该说一说正确对待“少读中国书主义”的问题。鲁迅提出“少读中国书主义”立即遭到一些人的嘲骂。有些是误会，有些则是抓住了鲁迅的把柄攻击不遗余力。这是鲁迅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其实，鲁迅的真实思想并没有字面言论那么偏激，这是读鲁迅要注意的一件事。鲁迅自己不是更爱读中国书吗？这种所谓的“言行不一致”，鲁迅当年的学生在剪辫的问题上就误解过他。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对嵇康阮籍的解读方法可以用来解读鲁迅自己。请看鲁迅是如何说的：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
……《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
鲁迅的自己多读中国书，而要青年人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大约也是如此吧。如果我们完全从字面意义理解鲁迅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就误读了鲁迅。正是犯了古人所谓“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毛病。看懂鲁迅“少读中国书主义”后面的潜意识正是我们“知人心”的目的。又如，人们常说鲁迅偏激，却不知道鲁迅常常实行中庸之道，嘴上却大反中庸之道。这都是人们看不透的。伟大也没有人懂。鲁迅也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多次说过这类话： “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写在〈坟〉后面》）“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 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致许广平，《两地书》）“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骗起人来了。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我要骗人》）人们对鲁迅这些伟大的自白都是视而不见，不敢懂，你懂就是你错。
第一部分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1）
按照鲁迅欣赏的尼采之私淑弟子萨特的外国书观点： 人注定是自由的。人可以发现自己的存在，然后决定把自己造就成什么。那么，包办婚姻是否有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呢？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是包办婚姻，怎么能有自由呢？其实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包办婚姻是主动的，如清人沈复的包办婚姻就是自己的选择，他记录婚姻生活的《浮生六记》很受一些士人的赞赏。不知道鲁迅是否欣赏？被迫的包办婚姻有没有自由选择？此处只说鲁迅，是否有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毕竟外国书萨特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在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中，鲁迅的婚姻生活最不可思议，也最为不幸，不可避免要反映到鲁迅的作品中。由鲁迅的包办婚姻这一条进路，考察鲁迅因反对包办婚姻的实践而形成了鲁迅的革命思想，可能是最接近实际情况的。先看事实：
早在鲁迅于南京求学时期，他的包办婚姻就在酝酿当中了，鲁迅到日本求学时就定了下来。鲁迅的发妻名叫朱安，长鲁迅两岁，与鲁迅家住得不太远。鲁迅有一位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住在鲁迅家隔壁，她回娘家时，偶然也把内侄孙女朱安带到周家来。鲁迅的母亲鲁瑞见到这位“安姑娘”，性情温柔，彬彬有礼，就打定主意把她娶来作自己的大儿媳妇，当时并没有征询鲁迅的意见，就请了玉田夫人的长媳谦少奶奶为媒，把这件亲事说定了。鲁迅知道了以后，对这门婚姻表示不满，要求母亲退婚。但鲁瑞认为，这门婚事是自己主动向朱家求亲的，要是返聘毁约，一是无法向朱家启口，二是于周、朱两家的声誉也有损，三是对不起“安姑娘”，退了约，朱安另嫁人会有困难，所以还是坚持了这门婚事。当时鲁迅考虑到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在精神上很郁闷，身边需要有个人陪伴，而自己也许活不久，当时他有肺病，还打算为革命牺牲生命，也就默认了。这话是后来对许广平说的见单演义《鲁迅诗〈自题小像〉探索》，原载《进修参考资料》，黑龙江爱晖县教师进修学校编，1977年第1期。可能是由于时过境迁，“记不真切了”（《野草？雪》）。加拿大人李天明认为： “据日本学者增田涉回忆，鲁迅曾对他说起被革命党派遣去从事暗杀的事，由于他的犹豫而改派了他人。可见鲁迅并非真的要履行一种必死的革命行为。鲁迅的话也许是为了对当时的恋人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已。”总之，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