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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我以为他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年谱》说他在这一时期回过一趟国，不过就像前面所写的那样，由于详情不明，所以也就不去多加想像了。幻灯事件和立志从文并没有直接关系，这是我的判断。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有关，却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他并不是在怜悯同胞之余才想到文学的，直到怜悯同胞成为连接着他的孤独的一座里程碑。如果说幻灯事件和他的立志从文有关，那么也的确是并非无关的，不过幻灯事件本身，却并不意味着他的回心，而是他由此得到的屈辱感作为形成他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加入了进来。因此，这一事件，与其说是《新生》事件的原因，倒不如说不论是否有时间上的联系，对他的回心来说，在性质上是应和《新生》事件等价并置的东西。
我执拗地抗议把他的传记传说化，绝非是想跟谁过不去，而是因为这关系到鲁迅文学解释中最根本的问题。不能为了把话说得有趣而扭曲真实。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是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拨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因为是获得了根本上的自觉，才使他成为文学者的，所以如果没有了这根抵上的东西，民族主义者鲁迅，爱国主义者鲁迅，也就都成了空话。我是站在把鲁迅称为赎罪文学的体系上发出自己的抗议的。
竹内好毕竟是外国人，他的眼光果然犀利，读了他的《鲁迅》这本外国书，你就更加佩服鲁迅的“少读中国主义”了。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像他这样精密地从鲁迅文章的字缝里看出字来。竹内好认为，鲁迅弃医从文的真正原因是受到日本同学的歧视，因感到羞辱而退学，幻灯片事件只是加深了这种羞辱感而已。他提到鲁迅曾经回了一趟国，由于详情不明，也就不加想象了。其实，正是被竹内好忽略的回国结婚才是鲁迅弃医从文的深层动机。这一失误，对于竹内好来说，实在是非常可惜的。对于鲁迅研究也是巨大的损失，鲁迅研究的外国书的价值要远远超过笔者的中国书。
据一本新的外国书——仙台东北大学（其前身是鲁迅就读的仙台医专）“鲁迅留学东北大学百周年史”编辑委员会编的——《鲁迅与仙台》说，根据“仙台鲁迅事迹调查会”的报告，那张日本士兵将为俄国间谍带路的中国人砍头的图像，在当时细菌学课堂间并没有放映过，1965年在东北大学医学部细菌学教室找到的幻灯片中，没有发现这样的内容。不过，日本学者也指出，当时的报纸杂志上刊登了不少此类照片，例如，1905年7月28日《河北新报》上“俄探四名被斩首”的报道，其中有“旁观者照例是男女老幼5千多清国人”的描述。看报纸上的照片，鲁迅会产生同样的感情上的震动。
还有一件小事，顺便一提。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说： “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根据日本研究者的调查，鲁迅留学仙台时，当地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这位名叫施霖的中国学生比鲁迅早一些来到仙台，学习工科，但成绩不好，和鲁迅差不多同时退学离开了仙台。据说，连这一点小事，某些人也不许发表与鲁迅不同的说法，是为尊者讳的意思。这盏为尊者讳长明灯，真是厉害。
从时间上来看，鲁迅作出弃医从文这一决定，正是母亲一再催促他回国与朱安完婚的时期。鲁母催促鲁迅回国晚婚的信，逼得鲁迅“经常失眠，直到患了神经衰弱症”。包办婚姻这件事对于一个不满意这一婚姻的人来说，肯定是一件令人痛心疾首、遗憾终生的严重事件，比找茬事件和幻灯片事件要严重得多，必然会在心灵上留下巨大的阴影。鲁迅能有什么办法呢？母亲的冷漠不醒，妻子的麻木无知，她们精神上的疾病，靠西医治疗恐怕就会束手无策了，然而不是正可以由革命文艺来医治吗？朱安固然不识字，鲁迅的母亲还是喜欢看书的，母亲的“从来如此”的旧观念即使并非完全来自于旧小说，至少也有很大的关系。既然如此，从文艺入手，“劝转”她，（犹《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劝转”“大哥”）一定会有效。可以这样说，在包办婚姻的阴影中，鲁迅痛苦的灵魂又受到了日本电影片的刺激，在那一瞬间就觉悟到“医好几个人也无用”，两者之间由潜意识层面上升到意识的层面从而建立了联系，鲁迅自己未必清楚，他对于眼见的事情当然是清楚的： 那个被斩的中国人，以及围观的看客，正是充当了唤起鲁迅觉悟的媒介。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解释，这只是一种伪装，它骗过了鲁迅的意识。不过这里多少也有些自欺的成分，正如萨特所说： “为了这些分裂的概念能包含一个存在的虚假外表，为了它们能在瞬间向意识显现，究竟应该怎样做呢？对作为自欺的反题的真诚这一观念的简要考察，将对此是非常有益的。事实上，真诚表现为一种要求，因此它不是一种状态。……为了自欺的概念至少在一瞬间能造成我们的幻觉，……如果人是其所是，自欺就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成为人的存在，坦率就不再是他的理念。但是人是其所是吗？而且按一般的方式，当人是作为对存在的意识的时候，人怎么能是其所是呢？”
第一部分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3）
鲁迅已经定婚，如果他是其所是，他就应该意识到自己必须接受朱安了，在这一点上，鲁迅不是其所是；当鲁迅在日本从电影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时，此时他又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因此，作为中国人他也不是其所是；作为一位不想继续求学的医学院的学生，他更不是其所是。这就是萨特所谓的“非存在的存在”。并非鲁迅在有意欺人，他毋宁是一个被欺者——被自己对同胞的激愤之情欺骗了。在当时情况下，这个激愤之情里隐含了对与包办婚姻有关的两个家庭成员——母亲和朱安——深深地不满，把母亲与朱安隐藏在麻木的“毫无意义的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后面，是鲁迅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也许并没有被鲁迅意识到，不过，完全的无意识似乎也不可能。
萨特是不赞成潜意识理论的，他认为，潜意识压抑力是自欺，而自欺充满了意识。他说： “唯有这潜意识压抑力能够理解精神分析者的问题或启示，或多或少接近了用它来压抑的实在意向，这是因为唯有它知道它所压抑的东西。……潜意识压抑力为了发挥它的识别的主动性，就应该认识它所压抑的东西。如果我们确实放弃了所有把这种压抑表述为盲目力量的冲突的隐喻，力量就恰恰要承认潜意识压抑力应该选择，而且为了选择要再次出现。否则它为什么放过了合法的性刺激呢？”《存在与虚无》： 见第二章《自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如何解释鲁迅“为什么放过了合法的性刺激呢？”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放弃包办婚姻。
不但看外国书可以“与实人生接触”，看外国电影更能使人明白什么是人生的“一件紧要事”。说起看外国电影，笔者不禁想起这样一部外国电影，大概是英法合拍的一部间谍片，名曰《蛇》，讲一个前苏联克格勃军官与英国情报机关斗法的故事。这位克格勃军官“叛逃”西方，他到了英国，首先要接受英国谍报机关的审查，英国人问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祖国？他说出了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 有一天晚上他下班回家，路过一个修鞋铺，看见一个老鞋匠正弯着腰在昏暗的灯光下补皮鞋，他忽然很感伤——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已经几十年了，可是老鞋匠的生活依然是那么贫困，于是对共产主义产生了疑问和动摇，从此就“觉醒”了。英国情报官员没有使用测谎器，就认定他所说的这个老鞋匠的故事是一个谎言。克格勃的诈降计谋，一开始就被英国人识破了。因为他“觉醒”的理由不能说服西方人。在苏联国内，老鞋匠的故事确实发人深省，如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就很容易相信老鞋匠的故事是真的。但是在西方社会的人看来，这件事情的合理性并不充分，他们不认为克格勃官员背叛自己的祖国与老鞋匠的故事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西方人喜欢从个人的遭遇中去寻找人行为的动机，尤其对性压抑的问题要搞清楚。英国人让一个美女去为克格勃官员服务，遭到拒绝，美女问： “你没有需要吗？”他说： “不，”然后回头对着隐藏的摄像镜头说，“我只不过是不愿意当众出丑！”在另一间屋里看电视的英国人都笑了起来。
这个电影故事说明一个道理： 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论事情，而论道理。鲁迅弃医从文的理由不必使所有的人都认同，能认同也好，不能认同也好，各有各的道理。此处并不讨论孰是孰非，而是要找出鲁迅看外国电影时感慨同胞“愚弱”的意识背后的潜意识。看外国书有潜意识问题，看外国电影也有潜意识问题。顺便说一句，笔者以为，不但“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而且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电影，多看外国电影，尤其要多看欧洲的电影。
再看一段外国书，萨特接着说：
潜意识压抑力没有对识别可压抑的刺激的意识，它如何能识别它们呢？人们能设想对自我无知的知吗？阿兰说过，知，就是人们知其在知。我们毋宁说： 一切知都是对知的意识。于是，病人的反抗在潜意识压抑力的范围内意味着被压抑的东西的一种表现，意味着对精神分析者的问题所追求的目标的理解，以及一种综合联系的活动，潜意识压抑力用这种综合联系的活动来对照被压抑的情节的真理和针对这种情结的精神分析假说。这些不同的作用又意味着潜意识压抑力意识到自我。但是潜意识压抑力的对自我的意识是什么类型的呢？它应该是对要成为去压抑的意向的意识的意识，但这恰恰是为了不成为对它的意识。除了说潜意识压抑力应该是自欺外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精神分析法完全没有使我们获胜，因为为了消除自欺，它又在潜意识和意识之间建立了一个自主的自欺的意识。（《存在与虚无》第二章《自欺》）
第一部分鲁迅弃医从文更深层的原因（4）
人们常用的潜意识理论明显有困难，但如果我们把人的潜意识理解为因为自己不敢想，因此说不清，道不明，甚而至于不能知道的东西，这样一来，潜意识理论就没有那么多困难了。鲁迅当然有许多潜意识，须要挖掘，非如此就不能读懂鲁迅，只把鲁迅的文章做字面意思的释义就不能真正理解鲁迅的深刻和伟大之处。但是笔者同意萨特的观点，潜意识与自欺是两码事。所以笔者认为，鲁迅弃医从文既有潜意识也有自欺，在两者之间也有清醒地意识，即鲁迅自己所说的“措词含糊”、“我要骗人”（《我要骗人》）“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写在〈坟〉后面》）又如《伤逝》中借子君之口所说： “我要向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新的创伤中，用遗忘和说谎作我的前导……”。鲁迅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有性压抑的痛苦的，也清楚地意识到解决这一痛苦的唯一办法就是“离开”（《墓碣文》）朱安，所有这些都已经不是潜意识了。鲁迅只是于心不忍，内心矛盾而已，这是异常清醒的意识。那么，鲁迅的潜意识表现哪里？笔者以为，鲁迅的潜意识至少在“不读中国书主义”、“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论、“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论、《二十四孝图》、《灯下漫笔》、《娜拉走后怎样》、《我之节烈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