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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纷繁世界中突然坠入寂谷深潭，钱伟长一时间不知所措，妻子被隔离了，儿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却硬是“不予录取”，两个女儿也因为受了父亲的牵连而天各一方。面对这一切，钱伟长连自己都弄不清楚究竟，更不知道该如何向他的妻子儿女们做解释了。
有人说：“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他的生命应该属于科学研究。”的确，钱伟长很快就镇定了下来，方法则是利用白天劳动之余和夜晚，在他的书堆、计算纸以及新的探索领域间驰骋。如果说原来曾因繁多的社会活动而影响了他的某些研究的话，那么，此间，则又成为钱伟长收获颇丰的时期。20篇论文，他一气呵成。其中《关于弹性力学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应用》一文，将弹性力学中有关变分原理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是一项重要成果。然而，怀抱着这一成果，当钱伟长满怀信心地将它投向《力学学报》后，等来的却是“不宜发表”。他无言地将手稿搁在了书架上，任尘土肆意浮落。五年后，日本东京大学航空系的一位教授发表了《弹性力学及塑性力学中的变分法》一文，其中的主题、观点都与钱伟长五年前所提相同，受到国际上的重视和承认。遗憾，一个人为的遗憾。本应属于中国人的荣誉，就这样被放弃了。然而，遗憾又何止于此呢。
为了进一步砸烂钱伟长留在师生们头脑中的闻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形象，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中专门举办了关于钱伟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路线”的展览。然而，事实上，钱伟长在当时的确被师生们认为是闻着臭、吃着香的那一类人。因为无论怎样批判，一到某些科研难题无人能解的时侯，还是得找钱伟长。
此时钱伟长已不能再接触国家级课题了，但是，只要有人来函或私下求教，钱伟长都会欣然答应。在来访者当中，许多人都是冲破层层障碍才找到他的，钱伟长把这视为信任。于是，钱伟长的“地下活动”日益繁忙。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仅钱伟长帮忙解决的难题足有100多件。诸如曾代叶祖沛教授（原冶金部副部长）起草加速推广转炉的建议书，并设计了高炉加压顶盖的机构和强度计算，为叶老在首钢实验做了准备；李四光部长也到过钱伟长的小屋，恳切要求钱伟长研究一下测量地应力的初步设想措施。钱伟长没有推辞，并将自己下放新疆的学生潘立宙介绍到李四光处，挽救了一个人才；还有关于人民大会堂眺台建筑增强承担力的方案；北京工人体育馆屋顶采用网格结构的设想……每当钱伟长熬过一个或几个通宵的时候，他总会用手搓一搓脸，然后使劲地睁合一下疲乏的眼睛，悄声地喊上一句：“BOYS FOR VICTORY！” 毛泽东点名要钱伟长参加出访（2） 也有来找钱伟长的人是由校方带来的，他们多不通报姓名，甚至项目，只限问题，一旦解决了，便拿上东西就走。钱伟长有订阅报刊的习惯，“文革”中，在工资尚不够维持生计的情况下，他依旧坚持。往往前一时期的推算结论，经常能在近一时期的专业报刊上看到，由此也就能够对上号了。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钱伟长当属在劫难逃之列。钱伟长的一家 人，在高音喇叭之下，惶惶不可终日。—家四口除拥有一间卧室外，外带一间兼厕所、厨房、饭厅以及“专案组同志”的“外调”会客室于一身的小房。然而，即便是在这种困境之中，一家人仍然相互关心，相濡以沫。在钱伟长时时遭受辱打谩骂的境况下，家庭的温暖是他科技之外的莫大精神支柱。
1968年，钱伟长被列为清华大学首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下放到了首钢特殊钢厂劳动。这是他一生中最为难忘的日子。他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此时的钱伟长已是花甲之人了，然而，在和这些炉前小伙子们的接触中，他深深地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朴实，逐渐地与他们成了朋友。他们不再直呼钱伟长而是称他为钱教授，后来竟称呼起“老钱”来了。有了“老钱”，车间里居然搞起了技术革新，水压机车间和热处理车间都是那时建立起来的。
1970年，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钱伟长接到通知，周总理指定钱伟长陪同前来访华的美国朋友韩丁。至此，为了外事需要，革委会忙把钱伟长原来的住房还给了他们。不久，钱伟长还负责接待了斯诺、法国导演伊文斯、英国记者葛林以及尼克松访华前夕的“先遣将军”黑格。
一次，在接待华裔学者访华团时，钱伟长和他在清华时的老同学们相会了，林家翘、任之恭、戴振铎……一别三十年了，老友相见分外高兴，如今老朋友们都已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了，然而却都霜染两鬓了。此刻，最别有一番滋味的当属钱伟长了，虽对于自己的一切他只字不提，然而当久别重逢的欣喜过后，则全是惆怅。
1971年初秋，北京的天空显出了少有的晴朗。这一天，钱伟长接到了通知，周恩来总理要接见他，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些年来，每当钱伟长在困难的时候，这位伟人都会给予他意想不到的帮助。想到此，没有耽搁，钱伟长便快步走出了家门。
原来，我国即将派出科学家代表团出访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利坚四国，毛主席、周总理点名要钱伟长参加。周总理要接见出访的成员。 锐意改革（1） 钱伟长说：“我的儿子很聪明，如果赶上现在，他一定……”只身上海赴任，钱伟长锐意改革，前“三脚”，上海工大声色顿现。
严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来临。就在出访之前，国内外一些传闻认为钱伟长将会借此机会移居国外。然而当记者询问钱伟长时，只见他淡淡一笑道：“我不会走的，壮年时我舍弃美国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为的就是要把我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祖国，奉献给人民。这才是 我最大的愿望，请转告关心我的读者们，我的岗位就在这里，就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值得庆贺的日子终于被盼到了。“四人帮”被粉碎了，钱伟长与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们一样，欢欣鼓舞地迎来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那是1976年。这一天，钱伟长的心情显得格外的好，在书房里，他整理着布满尘土的文稿，一篇篇浸透他心血的论文从今天起，也要焕发它应有的光芒。整理过文稿，他站住了，转过身，缓缓地踩到了凳子上，顺着窗户，他一下下地揭去贴盖在玻璃上的厚纸。明亮的阳光刹时洒进了书房，照耀着那些刚刚从恶梦中初醒的文稿。他随手推开了窗扇，只见碧蓝的天空中飘着一朵朵绽开着的云花。“BOYS FOR VICTORY！”他喊出了声音。
落实政策，纠正了一切不公正的处理之后，1983年，钱伟长接受了中央任命。此时，他已年过七旬了，他微微地捋了捋花白了的头发，有如一名待命的将军，整理了书稿，只身前往上海工业大学，就任校长。
他十分珍视中国共产党给予他的信任，到任不久，上海工大就变得有声有色充满着活力，大踏步地进行着教育改革，提出了破四道墙的口号：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破师生之间的墙；破科系之间的墙；破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
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适应能力，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着重基础学科的学习，上海工大还推行了短学期制，删减了教学大纲，缩短了课堂教学的学时数。
为了加强外语学习，钱伟长争取到香港公司的支援，在校内开办了星光外语电台，每天向学生播放五小时的英语节目。工大还实行了学分制和选课制，推动了因材施教，使一批优秀学生能够提前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改善了教学和科研的物质条件，建立了现代的材料测试中心、计算机中心、风洞和一些实验室、研究所。
为了努力充实教师队伍，他们聘请了一大批成绩卓著的中外教授学者来校任职或短期讲学、指导科研，从无到有开办了各科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从1983年到1994年，工大已建立了22个硕士点和5个博士点。他以身作则，在行政工作之余，也主持了一个博士点，每年招收8个博士生，迄今已毕业了42个博士生。
针对上海的需要，工大还新设了许多新的科系，有些科系，如经济管理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等都是国内首创的。
1994年，上海市为了跨世纪的发展需要，把原上海工业大学、原上海科技大学、原上海大学以及原上海高工合并成了新的上海大学，钱伟长被任命为校长。在成立大会上，他说：“上海大学不是一个‘独联体’，上海大学的目标首先是培养一种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某一方面的专家，或有某些学术修养的人。”
两年后，这个学校调整了院系，根据上海需要，重建了22个学院107个专业，统一了学制（短学期制），采用了统一学分制、选课制。调整了行政机构，本科生以5万人为基础，业已进行了两年的招生。
全校毕业生实行了不包分配双向选择的受业方针。上海市和中科院签订了由中科院上海分院和上海大学成立联合研究生院的协议，规模为60个硕士点，研究生总数约3000名。可以看到，上海大学在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培养上，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上，将为上海市做出新的跨世纪的贡献。 锐意改革（2） 恢复工作之后，钱伟长的社会政治活动也开始逐渐地繁忙起来，1983年，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副主席。1988年，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全会上，钱伟长当选为副主席。不久他又担任了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执行会长，陶行知研究会会长（现已辞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会长。并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宗教小组组长，以及区旗区徽评审委员会主席。此后，他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兼文教社会工作组小组长，区旗区徽评审委员会主席（港澳工作现已结束 ）。
钱伟长除去要管理上海大学行政及教学工作之外，还参加众多的社会活动，有谁会想象得到，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还亲自参与编发着一本在国际上有着权威地位的《应用数学和力学》的中英文版的刊物呢？又有谁会想象得到，耄耋之年的他还要经常地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兴致勃勃地为他的博士研究生们亲自授课。
十几年的时间内，钱伟长除了许多能公布和不能公布的科研成果外，所著述的科学著作达十余种，三百多万字，讲义书稿200万字。面对丰硕的成果，钱伟长的脸上依旧没有露出过满意的微笑。然而，对于他聪明而又安分的子女们，他却似乎很是欣慰。“我的子女们都跟我沾了不少的‘光’，所以没有一个上过正规的大学，但是他们很上进，没有一个是落伍的，都是很争气的……”
作为物理学家，钱伟长可以用智慧保护炸弹下的一座城市，甚至控制火箭的运行速度；作为教育家，他能够在自己受难的时候挽救一个被他识为人才的学生，他还能够凭借多年的实践经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博士生；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教科文委主任，他能够走遍千山万水关心那些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
然而，对于自己的儿女，钱伟长又做过些什么呢？
“我的儿子很聪明，如果赶上现在，他一定……”话语中充满着苦涩。
知道钱伟长大名的人，往往一谈到“三钱”之一的他时，多爱用的字眼儿便是“硕果累累”。然而，谁又能够知道在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所经历的人生风雨与坎坷，以及他所付出的代价而尝到的个中滋味呢？ 第一次见到邓小平（1） 1964年秋的一天，一位四十岁上下，走起路来很有弹性的中年男子，手提一只大大的旅行袋，从澳门悄悄地登上了飞往大陆的国际航班。此时，他的身份是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应邀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观礼，此行他担任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的副团长。
这是他第一次到内地参观访问，由于香港传媒对于大陆有着各种传闻，虽然仅是一水之隔，但两种制度，像两个世界，到底真相如何？怀揣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他上路了。 考虑到香港的环境比较复杂，因此，他没有与观礼团的其他成员一路同往，而是取道澳门到达广州，再至杭州与观礼团会合。作为一个企业家，他不愿涉足政治，尤其是轻易地被贴上“亲共”的标签，他要处处看看，感受一番再说，然而此时就连他自己也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