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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之前，邓小平找谷牧谈话，鼓励他们详细地做一些调查研究，好的、坏的都要看看，既要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了什么水平，也要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的先进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考察活动从5月初直到6月上旬，这一次，西方五国（西德、英国、瑞士、丹麦、比利时）对中国政府派出的访问团极其重视，因此访问团多是受到了“红地毯”级的接待。
7月中旬，各路考察团先后都回到了北京，一份关于西欧五国的经济考察报告和一份关于港澳的经济考察报告，还有对南共的考察报告，分别转呈了中央。这几个报告，对于创办经济特区以及对外开放，提供了部分可借鉴的经验和实际资料、建议。应该提到的是：赴南斯拉夫的考察团的报告中提到：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这对日后的改革开放工作可以说是很具启发意义的。
1978年9月9日，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黄城根北街9号院召开了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在谈到改革开放时，李先念说：“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绝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加快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会上有人谈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日本地少、人少、资源少，为什么就比我们搞得好呢？据李灏回忆说：这次经济务虚会虽没有谈论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涉及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会议，让人们的思考转向了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等问题上，是中央工作会议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于光远对此次务虚会的评价是：我们党能够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韧于这次务虚会。
作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会，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这次会议从规模上虽远不及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但从规格上却是接近于政治局扩大会。并据传，此会原本只准备开二十余天，结果却整整开了36天（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期的7倍）。
整个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会，其余时间是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组进行讨论的。
第一次全体大会，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宣布了三个议题。第三个议题就是讨论李先念在务虚会上的讲话。作为大会的开幕式，其他四位副主席都没有发言，接下来便是分组讨论了。有心人不难看出，大会的三个议题中，主要是侧重于经济工作，而要想进行下去，首先要解决的当然是一直讨论中的政治思想路线问题。 深圳就叫特区吧（2） 华国锋的讲话里既没有否定“两个凡是”，也没有肯定真理标准的讨论。同时还对邓小平曾讲过的一句话稍做了修改，即：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能够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也就是用了“全面、正确”四个字取代了“完整、准确”。同时，讲话中还用了“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
11月12日，陈云在大组讨论中提出了六个问题，希望中央考虑并做出决定。这六个问题 主要是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包括薄一波、陶铸、王鹤寿、彭德怀的问题；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康生的错误问题等。这六个问题的解决根本在于纠“左”。据与会者透露，陈云讲话之后，原本平静地进行着工作重点转移和农业问题讨论的代表们，再也按捺不住，纷纷转向了必须解决的问题上来。最先表明意见的当然是一些老同志，如聂帅、萧克等。代表和常委们的意见逐渐集中，就是：这些关键问题不解决，就不能保证全党同心同德地把工作重心转移。
十几天之后，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上宣布了十一项决定，决定充分采纳了陈云的意见，与会代表纷纷表示满意。会议代表们还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要求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提议陈云应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名列汪东兴之前；要求增选黄克诚、宋任穷、习仲勋、胡乔木、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位同志为中央委员；建议撤销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式，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华国锋做了自我批评，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做了肯定。叶剑英着重讲了领导班子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建设的问题。邓小平做了著名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讲话。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的主题报告。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的中央委员当中，有一位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时就已是中央委员，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年他遭康生迫害，16年之后才得以平反，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工作。这一回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被分在了中南组，在会上，习仲勋意气风发，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坦言道：“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够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容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习仲勋的发言，中央十分重视。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胡耀邦称赞这次会议是“历史的转折，伟大的转变”。全会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并提出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的初步设想。
讲到开放，引用外资，中国条件最好的省份，一个是广东，一个是福建。当时，在香港的人口中，80％的人祖籍都是广东人。中国人恋根，这是祖传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广东省来说，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1979年年初，习仲勋和省委的吴南生一起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关于落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何充分利用外资和现有的条件，搞补偿贸易，搞加工，搞合作经营及广东先行一步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尽快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一起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王全国代表广东在中南组向中央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措施。汇报中习仲勋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习仲勋是个急性子：“广东中央放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听了他的话，有人问：“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死，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的要求是在全国集中统一领导下，放手一点，搞活一点。这样做，对地方有利，对国家也有利。”然后他又补充说：“如果给广东一个特殊政策，经济可能几年就上去了。” 深圳就叫特区吧（3） 这以后，习仲勋又不失时机地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做了汇报，他的建议得到了常委们的支持。会间，他和杨尚昆一起找到了邓小平。邓小平听了他们的汇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深圳，这块地方到底叫什么好呢？出口加工区、贸易区、工业区？都不能算是准确。不一会儿，他把手里的香烟往缸里一顿，果断地说：“深圳，就叫特区吧！”习仲勋听了说：“特区，好！”也许是与老战友在一起的缘故吧，邓小平接着补充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当谈到配套建设资金时，小平同志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 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习仲勋回到广东后，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会上他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并将他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汇报，对与会者做了简要说明：“党中央对广东的工作极为关怀，批准广东省委关于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搞一个新体制。中央已派谷牧同志来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下一步，谷牧同志和省委要向中央汇报，待中央做出决定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 江泽民同志率先考察外国经济特区（1） 就在那个务虚会之前，江泽民同志率领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的政府代表团，走出了国门。
1979年5月中旬，谷牧率领一个由中央有关部委组成的工作组到达了广东省，对办特区的有关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之后，便会同广东省的有关同志组织了文件起草小组，并由两省分别给中央写请示报告。6月6日正式拟定了《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 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之后到达福建，不久，福建省委也拟定了《中共福建省委、省革委会关于利用侨资、外资、发展对外贸易，加速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请示报告》。两份文件汇齐后便被带回北京，中央很快做出决定，批准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方案。1979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文件中明确批示：“出口特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拟组织一个协调小组，随时了解闽、粤两省执行政策的情况，适时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适时解决矛盾，使这个对外经济活动的新的特殊的政策得到顺利地进行（当时之所以叫做“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办的“出口加工区”）。
1979年8月，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成立了，这是国家具体负责国家对外开放工作的机构。其前身是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最初，此机构设在国家计委，后来搬至9号院。管委会主任由谷牧同志兼任，常务副主任是周建南同志，而江泽民同志就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兼任秘书长。进出口委党组的下属由外贸部、外经部、中国银行、海关总署、外汇总局、商检总局等九个单位组成。周建南同志后来曾称赞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集体，大家虽然来自四面八方，但却是齐心齐力，干实事的。
举办经济特区，这在中国来说是前无古人的一项伟大事业，进出口委无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机构，毫无捷径可走，最好的办法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因此，在经济特区形成之前，可以把进出口委比作绘制蓝图的职能部门。为了给举办经济特区提供一个基本的规章，成立之初，国务院便将这一重任交给了进出口委。
1980年3月24～30日，受中央委托，谷牧副总理在广州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检查总结中央关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的具体执行情况。广东省的习仲勋、杨尚昆、刘田夫、吴南生，福建省的马兴元、郭超等同志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港澳工委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采纳了广东提出的建议，并报经中央同意，将“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中发［1980］41号文件，对两省的对外开放活动予以了肯定。
1980年8月26日，经过反复论证和13易其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并批准公布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从此，中国的经济特区通过国家立法程序正式诞生。此后不久，国务院相继批准上述四个经济特区的位置和区城范围。从而标志着中国经济特区诞生了。
1981年5月27日～6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对经济特区来说具有深远意义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