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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27日～6月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对经济特区来说具有深远意义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会议，有报道说，参加会议的共有54个单位，136人，由谷牧副总理主持，周建南同志协助。这次会议的准备十分充足。
首先，周建南同志专程到深圳、珠海等地进行了为期20天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另外，1980年9月下旬～10月份，在联合国有关机构资助下，江泽民同志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外国经济特区代表团团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委员会有关工作人员的参与下，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深圳和厦门两个特区负责干部组成的九人小组，到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墨西哥、爱尔兰六国的九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还借途经日内瓦的机会，邀请联合国组织的十多位专家举行了两天讨论。考察组从所见所闻及有关材料中，对国外经济性特区的基本经验归纳了五条：1。立法比较全，可操作性强；2。有开发总体规划，从小到大建设；3。管理体制灵活，地方和企业有很大自主权；4。注重人才培训；5。有优惠政策。回国后，在对各国经济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特区的建设提出了全面的政策性建议。这些都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与会者对经济特区的很多重大政策问题统一了认识之后，便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纪要》。这次会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举办特区的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和重要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较系统的意见。会后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查。 江泽民同志率先考察外国经济特区（2） 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一个星期后便批准了这一《纪要》——中发［1981］27号文件。这次会议对举办特区的方针政策的构架做了初步的集成工作，为特区的创办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区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1991年特区创建10周年之际，作为经济特区创建者之一江泽民总书记来到了深圳，当他看到深圳的建设者们所取得的成绩时，在庆祝会上，他高兴地 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望，再过10年，当经济特区庆祝它建立20周年的时候，将会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更大成绩，将会更加生机勃发。”
1998年3月，“两会”期间，当广东代表方苞见到江泽民总书记后激动地对记者回忆说：当时深圳有三套方案，最后的方案是327。5平方公里，就是现在的特区。那时候，江泽民同志是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每年都要和谷牧同志带工作组到特区一两次，对于特区的筹建、与内地的衔接、走私怎么管、发不发特区货币等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还帮助广东省委起草建立特区的有关文件和报告。以后，又到珠海调研，筹建特区的初建工作。
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深有感触地说：总书记也是特区的创立者。他还说：自1993年与方苞同志同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以来，几乎每次都在广东厅见到江总书记，每次江总书记都不忘谈特区，强调特区要发挥优势，当好排头兵，每次都使特区和所有广东人听得热血沸腾。
时光如梭，转眼之间，当年那位老人画过圈的地方正在茁壮成长。 形势很好，问题不少（1） 在南方某开放城市的一幢小楼里，我见到了一位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谈吐风趣的年过八旬老人。据工作人员讲，他的起居生活十分有规律，无论寒暑，每天坚持几次散步，无论劳逸都坚持读书、读报、听新闻。他就是在历经“文革”等磨难之后，20世纪70年代末，受命出山，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以后又出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副委员长的习仲勋。 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面对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和人民带来的丰硕成果，凡是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士，一提起广东的改革开放，无一不会谈到，20世纪70年代末，被人们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的习仲勋，倾力向中央要政策，带领广东“先走一步”的那段往事。“改革开放”四个字说起来很是轻松，然而在70年代末，对于还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来说，绝非一件易事……
历时一个月的“东三区”之行，习仲勋率队考察了当时的梅县、汕头、惠阳等21个县，得出的结论是：“形势很好，问题不少。”七个月后，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
1978年，中国结束“文革”动乱的第二个年头，同时也是中国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十一年。然而，也正是在这时，当人们直面世界，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 一度被国人诅咒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曾被赞颂的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水平却还处在十分落后的状态，甚至于停滞。
就是在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面前，人民寄予中国共产党以厚望，历史与现实都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强烈的呼唤：带领中国人民尽快结束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局面。
1978年4月6日，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刚被“解放”、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仅仅一个月的习仲勋，便接受任命，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时逢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一个直白的亮相，习仲勋给在场的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北方的水土养育了我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我的下半辈子。”一席话，表明了这位中共元老誓将与广东人民共同奋斗的决心。
到任之后，习仲勋没有被文山会海所淹没，在听取了广东省基本情况的汇报之后不久，他便展开了历时一个月的“东三区”之行。
1978年7～8月，习仲勋先是到了宝安县城深圳，然后又到了当时的梅县、汕头、惠阳地区的21个县。沿途，他利用一切机会和老百姓、地方干部攀谈，以求掌握第一手资料。高温下的考察结束后，习仲勋概括出八个字：“形势很好，问题不少。”“形势很好”，指的是三个地区的粮食获得了丰收，因此人心比较稳定。广东地处祖国南大门，毗邻香港、澳门，海外华侨众多，搞外贸和引进，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广东的农业，不论从农、林、牧、副、渔五业，还是从粮食生产和经济作物来说，都是门类众多，潜力很大。广东的商品经济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定基础，这都是广东的优势。但是，广东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国更突出，平均每人只有八分耕地，六分多粮田，而且自然灾害也多，所以粮食问题很尖锐，牵制了其他各业的发展。广东的加工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潜力也很大，但是缺乏自己的基础工业，能源、交通问题十分突出。广东的外部环境好，但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捆住了手脚，使得广东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同时也就无力克服自己的短处和弱点，困难很多。另外，“文革”中，广东省可算是一个重灾区，摆在省委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便是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统一干部群众思想，团结奋斗。因此，广东的经济究竟应当怎样搞？应当搞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怎样发挥广东的优势？怎样才能克服或避开广东的弱点？调整经济应当往哪里使劲？所有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习仲勋的脑海里打转。 形势很好，问题不少（2） 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斗，这一次，对于身经百战的习仲勋来说，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战场。热浪一阵强似一阵地向他袭来，望着近在咫尺繁华的香港，想起那次到深圳遇到农民外流冲击边防线时的情景，习仲勋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香港人80％以上是广东人，为什么香港能把经济搞好而广东却不行？一段时间里，被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的习仲勋，经常是彻夜不眠。跟随父亲到广东的大女儿齐桥桥，很为爸爸受过太多折磨的身体而担心，经常劝说父亲注意休息，保持身体健康。但此刻，习仲勋早已顾不上女儿的担忧了。“对 ！关键是政策。”一番思考之后，习仲勋认定，如果中央给广东一些特殊政策、机动余地，广东人民完全有能力把经济搞上去。“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啊！”一切再也耽误不起了，想到这，他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坚定了。
在将头脑中的设想付诸实施之时，特别需要领导者具有非凡的胆识和超人的魄力。当习仲勋听了宝安县领导关于吸收外资搞加工业、小额贸易的工作汇报后，立即鼓励当地干部说：“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他们有好的地方我们也要学。
回到省委后，他便召集省委一班人研究论证，大家一致认为，根本的出路是向中央提出，给广东先行一步的政策。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实现伟大转折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就在这次全会之前，北京，召开了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会间，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做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工作汇报。他说：“从广东来看，要大干快上，当前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其中主要的是粮食压力大，电力、燃料紧张，钢铁等原材料供应不足……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同时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比如农业机械化，如果中央允许我们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一批先进设备和技术，购进电力，进口部分饲料，就可以一方面先把国营农场、畜牧场、淡水养殖场等武装起来，作为示范，培养人才，取得经验……”这份汇报材料是习仲勋在到广东工作了七个月之后形成的。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1）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在听取了广东省的工作汇报后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没过多久，中发［1979］50号文件出台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便与一同在京开会的省委副书记王会国一起急急忙忙赶回广东。1979年1月8～25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贯彻 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这是一次对于广东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会议。常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同时强调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要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部分遗留问题——除“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问题外，还针对过去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反地方主义的问题等，分别提出了纠正或进行复查的处理意见，以便澄清思想，统一认识，团结广大干部群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去。
会后，习仲勋等广东省委领导便分头到各地调查研究，联系实际，思考广东加快“四化”建设进程的出路。习仲勋对同去调研的同志说：“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如果广东还是慢步或原地踏步，我们心里也不安。”不久，他和当时的省委领导吴南生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帅听了十分高兴，并希望广东省委快些向小平同志汇报。
1979年4月5～28日，习仲勋与王全国再度赴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调整国民经济和当前的思想理论工作。王全国代表广东在中南组向中央汇报了广东如何利用有利条件为国家多创外汇等措施，以及广东政治、经济情况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重点谈了当前主要是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权力过小，企业缺乏自主权，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统得过死，迫切要求改革目前的管理体制。汇报中，习仲勋直谏中央：“不仅经济体制、整个行政体制上也要考虑改革。中国这么大，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根据省的特点来搞，这也符合毛主席讲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广东省委已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行一步，放手干。”有关领导询问道：“广东要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家，但现在全省的地方机动权力太小，中央统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