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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干的好妻子！一年以后，也就是在卢嘉锡出国前六个月，他们的长子嵩岳出世了。从此，在漫长的战乱岁月中，从小在优裕环境中长大的逊玉尝尽了人生的艰难。
伴随着卢嘉锡的事业有成，他们的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了，有的当了总经理，有的成了副教授，还有的从事科研，有的出国留学——唯独他们的母亲依旧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是她把自己全部的爱和毕生的心血融入了丈夫、儿女的事业和成就中了。
一谈到子女，卢嘉锡总是抑制不住对逊玉的感情，“她总是最支持我的。”他说。1989年，当中央做出规定，高干子女不能经商的时候，年过“知天命”的嵩岳，正在担任某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卢嘉锡执行中央决定历来都是很认真的。他郑重地向中央做了汇报，直到嵩岳的单位回复卢嘉锡：嵩岳的经商是上级委派的，与父母的地位、职权无干。卢嘉锡才不再干预儿子的事了。逊玉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命运对于这位娴淑而富有牺牲精神的女性显得过于的无情，她生命的最后十余年几乎都是在与病魔的斗争中度过的。小女儿紫莼回忆说，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就是在母亲的病榻前，那天父亲满面的泪痕，在母亲的身旁哽咽：“我们苦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好了，她的身体却成了这个样子……” 伉俪情深（3） 1992年秋，吴逊玉终于燃尽了她生命之灯的最后一滴油，溘然长逝了。夫人的辞世对于重情的卢嘉锡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除去悲痛之外，留给卢嘉锡更多的是负疚，他痛心疾首地责备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在悼念夫人的挽联上他写道：
佐夫君学成功遂同甘共苦诚贤内助 育后代五男二女勤劳俭朴念彼慈亲
横批是：懿德可风
逊玉走了，用她一生所付出的辛劳换来了永久的安息。但在卢嘉锡的精神深处留下了极大的空白。
直到有一天，一位为人热情、善解人意，对卢嘉锡关心备至的“林大夫”——林文皎女士走进卢嘉锡的生活，那空白才渐渐地得以填补，难言的孤独才渐渐地得以消除。 文革岁月（1） 卢嘉锡屡建功勋。“文革”劫难，感念周恩来的搭救之恩。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开始了他新的征程。无心插柳，卢嘉锡走上了高级领导岗位。
1960年起，卢嘉锡开始了长达22年的福州创业生涯。7月的一天，卢嘉锡乘火车北上前往福州大学任福州大学副校长。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逊玉携子女也搬到了福州。建校之初，卢嘉锡便肩负起了建校中教学和科研的规划与安排等一系列重任。 卢嘉锡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学习中，都是一个善于动脑、善用巧劲儿的人。福大初建时期，师资力量匮乏，他便采取了“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措施，在极短的时间里既网罗来了不少的人才，又为学校培养了许多年轻教师。同时卢嘉锡还着手主抓了福大的第一批青年科研工作。使福大真正地做到了教学科研两不误。
在接任福大副校长之职不久，卢嘉锡又接到了一个全新的任务——筹建中国科学院福建分院。并于1959年9月被任命为副院长。作为福建省唯一的一位中科院自然科学的学部委员，卢嘉锡深知自己在业务和学术上的担子有多重。随着福大的教学与科研步入正轨，卢嘉锡便逐渐将精力转向了后者，很快便初见成效并为创建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打下了基础。
1962年物构所的筹建工作已基本结束。年底，当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视察物构所的时候，看到物构所发扬艰苦创业精神的成果后十分高兴，将途中所作《登鼓山》一诗，书赠卢嘉锡：
关上耸群峰，闽江一揽中。人来挝石鼓，我欲抚苍穹。
万岭波涛涌，千帆烟雨朦。车随山路转，如看万花筒。
郭老的这首诗，意在鼓励卢嘉锡在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途中要不断地前进。这卷手书直到今天还悬挂在卢嘉锡的书房中。
“文革”期间，卢嘉锡当然在劫难逃。他被罢免了一切职务，被派到实验室洗烧杯搞卫生，甚至刷厕所。在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里，卢嘉锡的正直品格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得以充分的体现。为此，由于他的正直，免除了强加在一些人身上的“罪名”。
1969年的一天，“革委会”突然宣布解除对卢嘉锡的批判，并准许他做些科研工作，这的确出乎他的预料。后来才知到，原来是周恩来在获悉卢嘉锡的近况后，嘱咐有关同志打电话给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要他把卢嘉锡保护起来。
“文革”结束多年之后，当有人提及此事的时候，卢嘉锡深情地引用并稍加改动了李白的两句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周公对我情！”以此表达他对周恩来的感激与怀念之情。
1976年到1981年是卢嘉锡在物构所干得最顺心最顺手的阶段。因此捷报频传。在近十年的奋斗中，物构所累计取得了140项科研成果，其中重大成果40项，物构所已成为我国原子簇化学研究的中心以及国内外新技术晶体材料的研究中心之一，蜚声海内外。
1981年是卢嘉锡科教生涯中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当了21年物构所所长的卢嘉锡在这一年开始了他新的生活旅程。
1980年，科学院党组就开始考虑增补科学家担任副院长的职务。当时在五位科学家副院长中，童第周已经逝世，三位已近古稀之年（华罗庚、严济慈、周培源）。方毅因中央工作繁忙又兼国家科委主任，要求辞去院长职务，由谁来接任的问题成了焦点。1980年年底的一天中午，卢嘉锡在福建的物构所办公室接到了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中李苏副秘书长向卢嘉锡吹了点风。谈到中科院党组决定任命卢嘉锡为化学部代主任，等到5月开全院学部委员会全体大会时另有任命。后来在到北京办事的时候，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也找卢嘉锡谈有关院所的情况。他犹豫了，考虑自己一直工作在结构化学领域里，当中科院化学部的代主任还行，要管理科学院的其他工作，能胜任吗？
于是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两张纸的辞谢信交给了方毅。卢嘉锡和方毅是老相识了，早在少年时代就是小伙伴儿。后来一个参加了革命，一个则继续念书。很快方毅就找卢嘉锡谈，一见面方毅便说：“你成了大科学家了。”卢嘉锡笑着说：“你当了大官了。”最终，卢嘉锡还是被说服了。 文革岁月（2） 1981年5月，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彭真、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会后，卢嘉锡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在充分体会了光荣感和责任感的同时，卢嘉锡更多的体会是紧迫感。因而他加快了步伐。
1982年中国第一个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诞生了，卢嘉锡出任首届主任。不久，经中央批准卢嘉锡兼任中科院党组书记职务。同年他还兼任了《结构化学》主编，担任 中国化学会理事长。
卢嘉锡担任了五年半的院长，基本上是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度过的。
1988年，卢嘉锡在当选为农工民主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后的第五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从此，卢嘉锡走入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他深知，虽然这不是他所热衷的目标，但却体现了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作为国家领导人，卢嘉锡仍不失科学家教育家的本色。1991年的政协七届四次会议上，他代表农工民主党第一个发言，题目是《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而奋斗》，其中第一个小标题就是“树立科技兴国”的意识。他强调“兴国先育才的战略”和“兴国大计教育为本”，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卢嘉锡的发言博得全场四次热烈的掌声和强烈的反响。
1991年10月初，卢嘉锡收到了第二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委会邀请他参加颁奖仪式的请柬。这是一项在全国青年中很有影响的活动，他激励青年刻苦学习，艰苦奋斗，建功成才。但卢嘉锡注意到，第一届评选中没有科技界的人物，那么第二届呢？依然是没有，为此，在参加了活动之后，便致函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他恳切地写到：
我们科技界也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人才断层，特别是缺乏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有些有突出成就的中青年科学家也因我们的宣传面不够广泛而知名度太低，如这次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
总书记很重视这件事——此后不久，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几次接见青年科技人员。中科院制订了宣传科学家的计划上报，国务院特批专款50万元执行此计划。中央电视台从1992年4月开始，在每晚新闻联播之后的神州风采节目中连续介绍中科院学部委员。
1993年，卢嘉锡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这对于卢嘉锡来说是更大的鞭策和鼓励。虽说是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但他却始终把自己当作科技战线上的普通一兵。国家民政部从1991年进行社团登记，欧美同学会的基金会在重新登记时遇到了问题，一直到1994年11月还解决不了。作为欧美同学会的一员，卢嘉锡得知后决定亲自去找民政部商谈。有人觉得身为副委员长，可以请民政部的同志来谈就行了，而卢嘉锡却说：“我并不是以副委员长的身份去找的，而是以欧美同学会一员的身份去找的。基金会归民政部管，我是会长当然应该主动去找人家才对嘛！”
消息传到了多吉才让部长那里，部长正准备去拜访卢嘉锡，不想卢嘉锡已顶着寒风来到了民政部：“我是代表欧美同学会7000会员来反映问题的，基金会关系到同学会的生存与发展，希望民政部妥善解决。”不久阎明复副部长受民政部的委托负责此事，经过一番调查之后，问题有了初步的解决。
卢嘉锡曾专为自己题写过一幅座右铭：
吾日三省吾身：为“四化”大局谋而不忠乎？与国内外同行交流学术而乏创新乎？奖掖后进不落实乎？
言为心声，也正因如此，对于卢嘉锡这样的一个科学家教育家出身的国家领导人，人民怎么会信不过呢！ 从小体验艰辛的滋味（1） 很多年以前，在江苏省无锡县的七房桥村，住着一位被乡邻们尊称为承沛公的前清末榜秀才，他的父亲是一位举人。承沛公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经常帮助老百姓到知府衙门申诉，深受乡邻敬重，为求生计，在荡口镇上开设了一间私塾，但终因积劳成疾，年仅39岁就病逝了。这位受人尊敬的承沛公就是钱伟长的祖父。
祖父去世后，迫于生计，正读高中的钱挚（钱伟长的父亲）不得不为12元的月薪而在小 学任教，用以供济家里的弟妹读书。后来又与四弟钱穆一起继承了父辈教书的衣钵，在本村创办了钱氏私立学校。钱家虽说清贫，但由于祖母治家有方，一家七口三代人聚居在祖屋鸿议堂第四进素书堂之东，过得其乐融融。
1912年10月9日，钱家的长孙出世了，这对于钱家人来说简直是莫大的喜事。欣喜之余，钱挚请四弟钱穆为孩子起个名字。望着嘴角微翘，面带倔强的婴儿，钱穆思忖道：“建安七子中有一徐干，字伟长，颇有文才，名字就取伟长两字，以求见贤思齐之意，不知兄感如何？”听了四弟的此番见解，钱挚很是满意地点头道：“这两个字寓意深远，但愿伟长成人之后不辜负我们的厚望吧。”于是，这个男婴便有了属于他的名字——钱伟长。他就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曾经被开国总理周恩来赞誉为“三钱之一”的科学巨匠。
父亲擅笙，四叔好箫，每日粗茶淡饭，三代人却过得和乐融融。祖父与父亲两代人都在39岁谢世，钱伟长从小便体验到了“艰辛”的滋味。
虽然钱伟长有了他的名字，但在祖母的口中听到的多是“心肝宝贝肉”。这是人之常情，但祖母对于她的“心肝宝贝肉”有着远远超乎寻常的疼爱，祖母的怀抱在幼小的钱伟长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往往一旦母亲对小伟长过于贪玩的行为表示不满的时候，他便会想方设法地投向“避风港”。
也许与钱家开办教育有关，父亲钱挚很快就意识到，如果让钱伟长整天依附在祖母的身边，祖母对于长孙的宠爱将不利于孩子的成长，长此下去，钱伟长恐怕会成为娇生惯养的宠儿，长大之后难以成才。于是当钱伟长5岁的时候，便开始在父叔们任教的小学校里从读。
短短的时间里，钱伟长先后就读于荡口镇南东岳庙小学、镇北司前弄小学、后宅镇小学、荡口镇中鸿模小学和无锡荣巷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