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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梦》 第一部分空间、时间和现代性
第二部分 现代的诞生
第三章 空间、时间和现代性
激发人类历史重大转折的常常是时间和空间概念的转变。有时候，采用一项具有革新意义的技术就可能改变我们思考认知世界的方式。不妨以手机为例。欧洲人率先热情地拥抱了移动通讯技术。我记得多年前曾和妻子一起坐在米兰的一家时髦的高档餐馆里，忽然听见邻座不远处响起电话铃声。那个中年男人从夹克兜里掏出一个移动电话，开始和电话那头的人非常带劲地、长时间地聊了起来。妻子转向我，说了句俏皮话：“等着瞧什么时候美国10岁小孩也拿到这个玩意儿吧。”
美国人来自火星，
欧洲人来自金星。
美国人随后就用上了手机。但关键在于无线革命大规模地兴起于欧洲。2000 年，欧盟以他们每1000 人里就有661 只手机而自豪，而相比之下，美国每1000 人里只有308 只手机，这使欧洲在采用无线通讯技术方面成为全世界的先驱＇1＇。欧洲人在城墙和堡垒思维里生活了许多个世纪之后，突然找到了突破、解放自己的方式。手机带来了一种新形式的自由：流动性——当然，不同于100年前吸引数百万美国人购买亨利·福特T 型廉价汽车的那种流动性。
美国人把汽车看做是攫取美国广袤绵延的土地的手段——占有土地，垦殖土地，使土地更加便于管理和控制。“汽车”（auto…mobile）之名本身就寓意深长。美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把“安全”看做是“自主”（autonomy）和“流动性”（mobility）。在边疆，人类的交流极其稀少，环境充满威胁，因此自我依赖和流动性就成为保障安全的方式。“自主”意味着不依赖、不受惠于他人。流动性从而保证了无穷无尽的新机遇。神话里奉为神圣的是美国牛仔和他的骏马。独立不羁、飘无定所的他是一个自由的精灵，恰到好处地俘获了美国式思维。随着伟大美国边疆和驯服它的牛仔的消逝，亨利·福特开始出售马匹的机械替代品。汽车允许每个美国人感受到一种自由，正如牛仔们跨上骏马在西部边疆漫游时感受到的那样。
在欧洲，感受力却沿着不同的脉络发展。这里无疑存在着某种边疆思维，但却是以更多变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殖民探险将欧洲人带到世界的天涯海角。某些人作为拓殖者来到美洲、澳大利亚和南非，并适应了这种边疆心理。但其他许多人则是作为殖民行政官员、军事长官和代表本土商业、政治利益的代理人前来的。他们是旧世界的延伸，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身上的“欧洲性”。
欧洲人对安全的追寻总是更多地和融入某个共同体相联——不论是同中世纪的采邑订立契约，还是在雉堞环卫的市镇里加入某个手工业行会筑起壁垒。只有在一个共同体里筑巢，个人才是安全的，才不受外来的侵略和欺凌。吊桥、壕沟和瞭望塔是欧洲空间观在建筑上的象征。孤独的、倚靠自己的力量在无边无垠的边疆自由漫游的个人，这一观念直到今天对欧洲人来说都没有多少意义。
移动电话技术在欧洲最先取得成功，这意义非凡。手机使个人与他们的共同体保持着不中断的联系。它允许个人打破地理的限制，获得空间的自由，但时间上依然与他人相联。这就切中了欧洲人和美国人时空观之差异的要害。美国人渴求排他性的空间。每个人都为自给自足、独立自主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优先关注隐私的原因。欧洲人寻求的是包容性的空间——成为扩展的共同体的一部分，包括家庭、亲属、伦理和阶级属性。隐私次于关联。对美国人来说，时间以未来为指向，并被看做探索新机遇的工具。对欧洲人来说，时间更以过去、以现在为指向，并用来确定、滋养关联性。
对6个国家的人民如何使用手机的全面人类学调查，显示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对待新无线技术的部分差异。例如，在瑞典，“他们看到人们对着自己的手机说话，仿佛通话的对方亲身在场一样。”＇2＇因而，在餐馆独自用午餐时对着手机聊天就成了完全可接受的行为。意大利人相信瞬间可联系性，并喜欢不论何时都能被人找到。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成在任何公共场所使用手机。美国人对使用手机却很谨慎。以纽约人为例，他们倾向于用手机来完成某项任务，但认为在公共场合用手机聊天常常侵犯并妨碍他人的隐私空间。旧金山人尽管用手机进行和工作或与休闲有关的活动，并且和朋友们联系，但有些人为随时能够被找到、没有足够的私人时间而感到担忧＇3＇。
某些评论家说过“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我们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的思考方式如此不同，以至于双方都不能真正理解对方的想法。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尽管美国意识同旧世界有着深深的渊源，但远渡重洋、以新的方式重铸命运和财富的行为本身就标志出一道心理的裂隙，其分裂程度如隔开两大洲的水域般深广。
来到美利坚的是那些被迫背井离乡，或者不能在他们的旧有关系里找到安全感的人。有些是急于逃离束缚的冒险家。其他一些人是赤贫的无产者，为了获得新的、更安全的生存而甘愿牺牲，甚至死亡。离开的人是寻求崭新安全性的人。他们在美国边疆找到了它。那些固守乡土者继续向紧密相联的共同体寻求安慰。
如今，这些极不相同的安全观在市场、市民社会、政府大厅里以无数种方式表达出来。欧洲人偏爱用社会民主主义和集体的义务担当来救济背运者和帮助穷苦人脱离困境，而美国人鼓吹自力更生的好处，偏爱采用市场方式来改善他们人类同胞的命运。欧洲人耳边依然回响着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教诲：“从按劳分配，走向按需分配。”美国人则宁可将命运和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相连，他鼓吹的是另一套教义。在他著名的《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里，斯密提出一个引发争议的观念，即：在一个管理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里，每个人都为追逐一己私利而工作，并仅仅致力于谋求自己的福祉。但正是通过他巩固自己的物质福利的行为，他不自觉地增加了总体的财富，并增进了他的同胞及社会其他部分的福利。
定义何谓安全的这两个截然不同、彼此矛盾的起点导致了全球化时代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软件和计算机革命、全球互联网、移动通讯革新、从集中式的化石燃料能源时代向分散式的氢能源时代历史性的过渡、生物技术及接踵而至的纳米技术向人类生活每一个细枝末节的传播，这些都导致了我们人类看待时间和空间的方式的基本变革，同时也让人类反思：伴随着我们对周边世界认识的变化，什么样的制度性回应将成为必需。我的直觉是，新近浮现的欧洲梦远比旧的美国梦更适合于应对全球化的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现实。
《欧洲梦》 第一部分萦绕欧洲思想的时间和空间
萦绕欧洲思想的时间和空间
从中世纪晚期欧洲伟大的苏醒迄今，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地拓展着他们可到达的空间范围，并刺激着人类交流的步伐、速度、流动、关联性及密度。人类活动从村庄扩展到地区，然后扩展到地域性的民族国家，如今扩展到全球。今天的欧洲正处在一场斗争的前沿，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定义人类状况及我们需要塑造怎样的世界来适应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