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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里借得了关键的洞识。他的方法乃是基于如下观念，即区分观察者和被观察物，事实上创造了一个价值中立的平台，以求发展他所谓的“客观知识”。科学的方法正如艺术里的透视法一样，把人类放在了宇宙的中心，将他视野里的一切都转化成人类征用的对象。倘若说艺术家在画布上窃取了自然的相似物，那么科学家在实验台上的工作也正相类似。自然不再是令人敬畏的王国，而沦为等待着按照人类的模式进行改造的资源。培根宣称，有了客观知识的武装，就有可能“拓展人类帝国的疆域，以影响一切可能的事物”＇14＇。
古人将知识看做是向神圣敞开的窗口，而培根却将它看做对自然万物施展力量的方式。借助科学手段，自然能够“被迫离开她自然的状态，被挤压，被铸型”＇15＇。培根在他所有的著作里都强调有必要对自然发动一场不遗余力的攻击。他夸耀，有了科学的方法，我们就“有力量攻克、征服”自然，“从根底上动摇她”。培根说，新科学的目的在于“建立和扩展人类对宇宙的统治力量”＇16＇。
培根提供了组织自然的方法，而伟大的17世纪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却提供了将自然转变为资源的概念形式。他在数学的普遍规律里找到了自以为能够揭开并操纵自然秘密的“罗塞塔石碑”＇17＇。他写道：
谁要是更细心地加以研究，他就会发现，只有其中可以觉察出某种秩序和度量的事物，就必然涉及马特席斯＇18＇，而且这种度量，无论在数字中、图形中、星体中、声音中，还是在随便什么对象中去寻找，都应该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说，应该存在着某种普遍科学，可以解释关于秩序和度量所想知道的一切，它同任何具体题材没有牵涉，可以不采用借来的名称，而采用已经古老的约定俗成的名字，叫做Universal mathematics，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其他科学之所以也被称为数学组成部分的一切。＇19＇
笛卡尔剥夺了自然的主体性和生动性，代之以理性的、可计算的范畴。“坦率地说，我甚至深信：该学科优越于前人遗留给我们的任何其他知识，既然它是一切学科的源泉。”＇20＇
自然以数学度量的形式被理性化，这使它进一步被看做一种资源。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用他对自然之价值的观点拧紧了最后一颗螺丝钉。洛克认为，有关自然内在价值的任何问题，不客气地说，都是哗众取宠。洛克论辩道：“整个抛给自然的土地被叫做——实际上也是——荒地。”＇21＇洛克主张，原始自然除了被人类使用来改善它们的命运外，别无其他目的。他写道：
不管是谁，只要思考一下这样两亩土地的区别：其一种植着烟草或甘蔗，播撒下小麦或大麦，而同样的另一亩地却不属于任何人，也没有经过任何耕作；他就会发现劳动的改造构成了价值里远远更大的一部分。＇22＇
永远的功利主义者洛克相信：“对自然的否定乃通向幸福之途。”＇23＇他推理道，只要人类还易受自然力量的伤害，他们就永不能保障安全。对洛克和其他启蒙主义思想家来说，要想获得真正的安全，只有“人类卓有成效地［将自己］从自然的束缚里解放出来”＇24＇。人类解放的关键在于日益侵夺、积累和消耗自然慷慨的施予。
《欧洲梦》 第一部分殖民自然（3）
对自然的数学式理性化及其向一座资源仓库的转换，这标志出从中世纪向现代生活的过渡里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点。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人们意识不到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征用自然的需要。在《创世纪》里，上帝教导亚当和夏娃要丰饶多产，令他们成为大地上万物的灵长。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在中世纪晚期，欧洲人愈来愈将注意力转向各种新技术，以保障获得自然的馈赠里更多的部分。尽管如此，他们的空间和时间指向很大程度上依然集中于纵轴，通向彼世的拯救。很少有人想到要把上帝的王国转变成地上的丰饶之乡。
用数学术语反思一切自然物对欧洲社会还产生了另一个更加微妙的影响。自从人类定居以来，“空间”就成了“地方”的同义词。“在某处”就是在某个特殊的地方，这里有自己的历史和故事。空间总和地方相关。启蒙哲学家们通过将世界上——也包括宇宙里——的一切都约减为抽象的数学度量，成效斐然地成功消灭了生活过的任何经验感。在新的事物体系里，真正要考虑的只有位置和运动。“给我广延和运动，”笛卡尔如是说，“我将造出这个宇宙。”＇25＇
从此，地方的观念本身就慢慢削弱了，逐渐几乎完全退出了知识分子的讨论，取而代之的是“位置”、“场所”及随后的“点”的观念。一个地方仅仅是一处位置或场所，或者在其他位置、场所、地点之间的参照点——这些都是可以测量的。接下来的世代正预备着将自然甚至人性＇26＇理性化，那些支配着人类行为和活动的风俗也不例外。20世纪数学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评论道：数学有着“冰冷朴素的美”＇27＇。
尽管笛卡尔相信，数学乃是揭开宇宙内部工作机制之谜的钥匙，但提供了数学公式来重组自然世界的却是启蒙哲学家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
牛顿发现了描绘机械运动的数学方法。他认为，有一条定律可以解释为什么行星以它们实然的方式运转，为什么一只苹果以它实然的方式从树上落下来。牛顿论辩道：“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可能依赖某些力量；通过这些力量，因为一些原因迄今尚未被了解的实体微粒，或被推向彼此，结合成规则的形状，或被推开，彼此远离。”＇28＇根据牛顿三定律：一切物体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为止；一物体受到力的作用时，所产生的加速度大小与外力大小成正比、方向与外力方向成一直线；每一作用力都伴随着反作用力，它们大小相等，方向相反＇29＇。牛顿关于物质和运动的三条定律甫经发表便几乎是立刻受到了学者们的热情欢迎，他的数学模型也很快就进入了整个欧洲的教学。
在牛顿及他的同时代人构建的新世界里，所有凌乱、自发、不可预知的具有生命的事物都被推搡开，给整洁、有序、可计算的“物质和运动”的新世界腾出空间。在启蒙主义的数学宇宙里，欢乐、激情、活力、同情、信仰或忧愁都不再占据一席之地。所有这些品质都是不能被约减为数量、不能被数学公式解释的。启蒙主义的世界观是空旷的空间和运动中的物质，这用科学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话来说是：“一件枯燥的厌物，无声、无味、无色，只有物质相互碰撞着，没完没了，毫无意义。”＇30＇
启蒙哲学家抽象、理性、数学式建构起来的自然观似乎更适合一个机器的世界，而非人世间。这并不奇怪。启蒙哲学家在他们对自然工作机制的解释里，拜物地使用了机器隐喻。的确，启蒙哲学家们是如此迷恋机器所释放的新的“普罗米修斯”之力，以至于他们开始建构一个宇宙，其每一个细节都令人惊讶地类似于现代早期技术的运行机制。笛卡尔和稍后的牛顿都把整个自然看成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按照秩序井然的机械原理运行。仁慈的上帝、基督教世界充满爱心的“牧羊人”，如今被另一个上帝所取代，这个遥远的“机械师”创造了一个能够自我调节、机器式的宇宙，并使它开始有序、可预测、自动地运转。
启蒙哲学家很快将笛卡尔机械式的世界观扩展到经济领域，为对人类自身的商业开发提供了哲学解释。借用笛卡尔式隐喻，亚当·斯密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市场，保证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这只“看不见的手”被比作一个机械钟摆，一丝不苟地调控着供应和需求、劳动力、能源和资本，自动保障着生产和对地球资源的消耗之间适度的平衡。如果不受外部干涉或调控力量的阻碍，这只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将像永动机一般运转，保障每一个人在自主进行自我调节的经济体里拥有自主权。即便今天，当经济学家们谈到“市场机制”的时候，他们依然是在用笛卡尔式术语来看待经济活动。
因而，在新的事物体系里，“看不见的手”变成了监督者，而市场成为人们对抗自然及其人类同胞的“战场”。冷漠超然、不偏不倚、自动、自主，这位统治着市场的“新神”只懂得数字的语言。在它的领域里，所有现象都被约减为商品价值：单位成本，每磅价格，每小时佣金，每周工资，每月租金，每季度利润，每半年计算一次的利息。
《欧洲梦》 第一部分时间的世俗化（1）
时间的世俗化
与空间从神圣王国到功利主义平台、从上帝造物到资源储备的嬗变相伴随的，是时间也相似地被世俗化了。在短短数世纪间，时间被改造以适应征用了空间的同一套科学标准。中世纪对时间的感受重点落在自然的周期和季节轮回中，按不紧不慢的韵律进行周而复始的日常工作，和用来准备永恒的救赎的长时间祈祷。所有这些都被彻底改造成现代的、科学的时间表，这个新的时间表是基于客观性、理性、数学计算、不偏不倚和分配之上。时间被非自然化、科学化了。
有趣的是，有关时间意义和本质的大斗争开始于教会和新生的商人阶级之间史诗性的战役，这是中世纪的末端，现代早期的起点。争论的问题是高利贷。双方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其一是神圣的，以永恒的救赎为中心；另一个是世俗的，以物质的富足为指归。教会禁止高利贷。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写道：“一个人不能事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或者爱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
高利贷在中世纪尚且罕见，因为多数欧洲地区的经济都还只是维持生计型的，实物交易是当时贸易和交换的主导型态。随着12世纪人口、城市和贸易的膨胀，货币在经济交易和兑换方面就更加重要了。新的商人、银行家阶层开始放息钱，获利颇丰。
教会认为，高利贷是致命的罪孽，要受到永恒诅咒的惩罚。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它从新旧约书里都援引了章节词句。《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五节，上帝警告他的选民：“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
梵蒂冈明白宣示，它并不反对“正当的”价钱，但认为高利贷却是一种不正当渔利，因而是盗窃。圣托马斯·阿奎那说：“钱主要是为了将要进行的交易而被发明的。因此其首要的和正当的用途是以正常交易的方式被用于支付。从而得出，在原则上，从借出的钱里收取金钱是错误的，而这正构成了高利贷。”＇31＇
有关高利贷或者说利润的争议的核心是使用时间的问题。商人争辩道：“时间就是金钱。”＇32＇ 时间对商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的成功有赖于他们运用时间来获利的能力，如：知道什么是最佳的廉价购入、高价卖出的时机，存货能够在手里攥多久；决定货物要多长时间才能运抵，或者把它们航运到目的地需要多久；预计汇率的变化、价格的涨跌、一段时间内劳动力供应的变化以及制造产品需要的时间。倘若一个商人储备了足够多的知识来预测、使用和操纵种种不同的时间框架，他就能够要价最高、获利最厚。
教会论道，时间毫无例外地属于上帝，他在自己暂时的王国里自由地分配它。时间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因此人类能用它来为永恒的救赎做准备。但是，商人、银行家、地主和实业家通过篡夺时间，篡夺着上帝的权威。托马斯·乔布海姆（Thomas Chobham）总结了梵蒂冈的官方立场，他说，在收取利息方面，“高利贷者没有卖给借贷者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他出售的只是属于上帝的时间。因此，他不能通过出售别人的财产来获利。”＇33＇
然而，倘若时间能够沦为商品，可买可卖，那么一个人聚敛了越多的利润，他就能为自己买来越多的时间了。取息愈多、获利愈丰，一个人就能买来他人的时间，从而增加可支配的时间总量。
那么，人类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永恒和生存呢？是通过信仰上帝，还是通过聚敛金钱？中世纪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总结这一定义人类未来的伟大战役之